台湾海峡两岸地缘经济整合的 驱动机制与途径

基于对地缘经济整合的理论思考和内、外部驱动机制的分析，论证了海峡两岸地缘经济一体化是中国在全球经济区域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的观点。通过海峡两岸经济整合的内部基础、特别是近年来台湾经济发展对大陆依赖性的解剖，反映了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的雏形。采取现状与前景预测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了两岸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整体竞争优势和地位，从而确定了经济整合的目标和战略重点。并着眼“海峡两岸经济整合促进统一大业实现”的立论，提出了若干政策层面的建议：立足两岸互补条件和各自的竞争潜力、加强经济合作；构筑垂直与水平分工并重的产业分工体系；建立两岸新的区域合作框架和经济合作运行模式。     

城市功能与地位转变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通过对世界国际性城市的研究梳理,提炼出城市功能驱使大城市地位转变的内在逻辑,构建了“战略功能-基础功能-城市地位”三者之间的作用模型。文章提出世界（国际性）城市功能可以分为战略功能与基础功能两类。其中,战略功能是驱使大城市地位转变的根本动力,在国家经济、区域布局中承担控制中心的角色。基础功能则是战略功能的重要外在表现,是维持和提高战略功能的重要保障,起到枢纽、节点的作用,能够提供高度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与国际服务功能;同时也会间接影响战略功能的作用效果以及城市地位的转变。利用此逻辑框架,对杭州城市地位升级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论证,识别出数字经济功能是杭州的战略功能,证实了数字经济的腾飞使得杭州发展迅速,城市地位提升,也回应了当下杭州进入“一线城市”的舆论呼声。     

对中国当前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的检讨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所营造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中国许多城市政府都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而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城市营销策略,城市治理方式由传统的规制型向企业型转变。城市政府甚至演变为超级企业。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在城市营销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投资者结成了促进增长的利益联盟和城市增长机器,在获得表象经济增长和城市面貌巨变的同时．却带来了广泛而严峻的经济、社会与空间负效应。文章认为,必须摈弃增长型城市营销中官商结盟的纯功利模式．采取内生的、可持续的城市营销战略,推进城市政府从单一目标的“增长型政府”向综合目标的“发展型政府”的转变。     

东亚高速铁路网络的发展演化与地理效应评价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促使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高速铁路作为促进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其快速发展势必会对东亚地区的区域发展、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一体化产生重大影响。在分析东亚高速铁路网络发展历程及服务水平的基础上,评价与对比了高速铁路建设对城市交通圈和可达性的影响,及一体化高速铁路潜在的空间效应,以期为东亚一体化高速铁路构建提供指导。结果表明：东亚高速铁路网络扩张整体上呈现出“核心—核心”到网络化的发展历程;高速铁路网络在中国东中部、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具有较高的人口和产业服务水平,但国土面积覆盖率相对较低;高速铁路的建设促使核心城市交通圈格局不断扩展与强化,可实现当日往返城市对数量明显增加,主要分布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日本东京和韩国首尔周边;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分别呈现出以郑州、东京和首尔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且圈层结构逐渐向高速铁路沿线延伸;高速铁路的建设促使城市人口服务水平和可达性的空间格局均呈现出明显的“廊道效应”。     

东京大都市圈内各核心城市的职能分工及启示研究

东京大都市圈是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集聚体,在承担日本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的同时,更是担负了重要的全球经济控制职能。在东京大都市圈内部各核心城市间形成了相对比较明显的区域职能分工与合作体系,从而支撑这一全球区域发挥出了集聚优势。在对东京大都市圈内各核心城市职能分工的分析与把握基础上,考虑中国首都圈内各主要城市的基础和优势,提出各城市职能分工的构想,以加速该区域合理分工与合作体系的形成。     

美国世界地理教学情感成果达成度探究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相当明显，且已要求教育培养出相适应的“世界公民”。我国的地理课程目标也把情意领域的目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强调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要素，而且“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第三条：“了解全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理解国际合作的价值，初步形成正确的全球意识”。表明地理课程从全球的资源、人口、环境、经济、社会与发展方面，对学生进行“国际合作”和“全球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绿色发展”获国际赞誉

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散去,世界各国不少城市开始将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看作恢复经济的新动力,并称之为“绿色复苏”、“绿色发展”。在今天举行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论坛“环境变化与城市责任”上,中国在“绿色发展”方面开展的探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赞誉。     

东京工业结构演化模式及其驱动力研究

目前东京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第三产业，但东京发展成为世界顶尖的国际性大都市离不开工业化阶段积累起来的强大制造业基础。本文在对东京工业发展演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东京工业结构演化的一般模式，并对驱动工业结构演化的力量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了工业发展过程中结构高级化的趋势和政策的作用。这对于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大城市，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空间经济学：多学科的融合与创新

一、空间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之一 空间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它研究的是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研究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既然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既然一国之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并无更多的限制，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经济活动的集聚？在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活动的区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一国或一个地区是赢得“中心”地位，还是沦为“外围”？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参与国际分工？这些问题都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长江经济带发展中若干问题探讨

分析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新的经济增长点、缩小地区差距的主通道、可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经济带，论证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提出“适度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合理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并对水资源、岸线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了评价。     

中国城市网络地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流动空间环境下，城市碳排放效率不再仅仅取决于集聚经济，而是越来越多地受到网络经济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投资联系数据构建城市网络，研究了2005—2020年城市网络地位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理及特征。研究发现：(1)网络地位对城市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结论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网络地位不仅通过价值链重组效应、中间产品多样化效应和网络竞争效应正向影响着城市的碳排放效率，还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科技企业孵化和风险资本投资的中介机制改善了城市碳排放效率。(3)网络地位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呈现多维异质性特征，东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和行政等级较高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更多从网络地位的增强中获益。未来中国政府应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城市网络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城市网络对碳排放效率提升的推动作用，同时高度关注网络环境下不同类型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协调发展。     

基于动力学模型的城市资源竞争机制

城市间资源的过度竞争是城市群和谐发展的一大障碍,严重影响了城市群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本文采用动力学模型研究了城市发展与其资源约束的关系,并引入风险规避函数,建立城市资源竞争模型来模拟城市资源竞争的演进机制。分析表明:(1)城市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效应,在初期由于集聚效应,城市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得以更为迅速的发展;当城市发展规模过大,必然受到自然资源的约束,出现规模效应递减;(2)城市资源竞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力过程,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的市场作用,也受到政府行为、科技水平等人类行为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人口与科技等相关因素都会对资源竞争的结果产生深刻作用;缩小人均收入与生态效率的差距有助于协调城市间资源竞争关系。     

外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区域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世界贸易格局的形成中，贸易区域化现象引人注目。文章运用外部规模经济理论对这种现象予以新的解释，即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中，一些地理位置邻近、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为获取有利的贸易区位，通过产业分工、对内合作和对外竞争形成区域贸易集团，并由此产生“区域外部规模经济”。作者认为，为获得有利的贸易区位和区域外部规模经济，中国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贸易区域组织的合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次区域及国内地区间的合作。     

绵阳市与区域关联度测算的理论与方法

城市是一定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而区域联系又是城市体系发展演化的主要动力。随着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日益加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与复杂。而城市与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可以从定量的角度来衡量，鉴于绵阳市的区位优势和科技力量，选取绵阳市及其所辖县市和四川省内与绵阳相邻的中心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确定绵阳市与区域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隶属度，以其所占比例的大小来确定城市、区域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向以及城市发展的方向。以此来预测绵阳市未来的空间发展趋势。     

城市群经济发展系统形成与整合机制探讨--以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的竞争正演变为城市群间的竞争，而城市群经济竞争力常常取决于城市群的经济资源聚集与整合能力。从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发展系统形成机制来看，经济全球化和外资的双重作用，引起制造业集聚与扩张、高密度基础设施联系与城镇面积的扩展，由此形成的核心城市经济联系强化而行政联系弱化。其经济整合机制的关键是构建统一的经济运行和管理机制，包括公共资源利用与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互动发展机制。按照大都市区的方式、继续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积极促成企业跨区域的有序合作与竞争、改善和增强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能力以及建立有效的统一的经济运行和管理机制，将促进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整合发展。     

全球化与重建国家城市体系设想

中国城市体系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为国家创造和聚集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城市体系发展很快。“十一五”期间,中国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在国际经济中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国家城市体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全球化影响入手,就国家城市体系重建,例如城市体系发展战略、城市等级规模分布、城市体系功能重组、城市体系空间格局以及城市体系支撑系统进行研究。     

区域多中心管治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通过分析区域多中心管治的产生背景。城市区域的兴起以及“集中式”与“分散式”总结出3方面内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多中心管治的弊端，界定和阐述了区域多中心管治的内涵，主张各城市之间开展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下，维持竞争，目标是提高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并进一步提出通过实行行政区划调整、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完善政府职能分工、坚持协调发展、强制与控制并用的途径来构建区域多中心管治。最后，以珠江三角洲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城市中心体系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经济—空间”视角下城市中心体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之间缺少相互衔接的分析框架。论文通过对经典理论的系统归纳与演绎,建立整体视角下理解城市中心体系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框架,将城市中心体系的发展规律概括为空间竞争和空间联系2个机制,体现在本地服务功能和非本地功能的空间组织过程,分别形成等级网状结构和专业化点状结构,并相互融合形成“半网格”的城市中心体系,扮演着本地与宏观区域结构之间的“转换发动机”。最后探讨了对实证研究的若干启示,提出城市中心的定义和识别方法应注意与理论研究相互衔接;认为城市中心的本地/非本地功能特征及相应的发展机制亟待实证;认为中心及其空间影响的调控潜力是制定规划政策的前提。     

新经济空间下城市竞争力的潜能研究

在新经济空间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与城市竞争力有关的一系列空间因素,认为这些因素的复杂性决定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城市主体总是试图通过空间关系的改善来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总结了城市在比较优势驱动下的竞争,认为城市发展中政府的调控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通过探讨合作的潜在利益,论述了不同层次的合作是城市增强竞争力的有利手段.阐释了城市合作的模式和相互学习的过程,充分说明了城市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和持续是城市面临区域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挑战的应对之策.     

从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尺度重组

尺度重组是解释当前国家、城市等地域组织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工具媒介。文章以中国华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跨界合作为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珠三角、大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3个“新国家空间”的尺度重组过程,揭示中国尺度重组的政治经济逻辑。研究发现,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决定了其在尺度网络中的地位,而中国的“新国家空间”形成主要依托中央政府推动,其发展目标的设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港澳特区政府、广东省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其他行动者在协同合作中将自身的发展目标与之融合形成了“强制通过点”。纵观三阶段的演变过程,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