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与中国-南非海洋经济合作展望北大核心CSSCI

2014年南非政府提出了名为"费吉萨"(Phakisa)的发展计划,将海洋经济视作未来南非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是南非最大贸易合作伙伴,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不断推进,两国在海洋经济领域迎来了巨大的合作机遇。对南非海洋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发现,在港口运输与临港工业、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海洋渔业、滨海旅游等领域,南非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和资源优势,发展基础较好,开发潜力巨大。中国与南非在上述领域存在较强的互补优势和合作的现实需求。结合两国相关海洋产业部门发展情况和现实条件,提出了中国同南非开展海洋经济合作的途径。     

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能源合作前景展望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能源供应安全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现代化进程。通过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能源合作来扩展石油与天然气来源,与传统的海运进口方式相比,不仅可以大幅度节省运费和时间,而且能源供应的安全性也可大大提高。本文从地理学和地缘政治角度,在深入分析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开展能源合作的战略背景、现实需要、资源储备、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能源合作项目和发展计划,预测了未来至2030 年不同时间点的能源合作潜力与规模。主要结论如下:① 至2015 年,来自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的原油在中国原油进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将由2010 年的12.3%上升至20%,而天然气由10%上升至50%,两者相加占中国油气综合进口量的26%;② 至2020 年,来自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原油、天然气和油气综合进口量所占比例分别上升至28%、70%和38%;③ 至2030 年,分别占26%、75%和40%。本文筛选并展望了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已经开展或即将开展的10 项重要能源合作项目。为进一步提升能源合作,本文重点推荐了4 种合作模式,即贷款换石油模式、产量分成模式、联合经营模式和技术服务模式,认为应妥善协调能源合作中的矛盾与问题,加强能源开发中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并重视改善能源合作开发区域的民生状况。     

跨界旅游区合作的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跨界旅游区旅游发展潜力大而问题复杂、矛盾突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地,成为区域旅游发展研究的新焦点。从空间属性、功能属性、供需属性、边界属性、合作内容、组织属性等方面总结出跨界旅游区合作的6个特征。以中国山岳型跨界旅游区大别山天堂寨为例,揭示跨界旅游区合作影响机制是一个由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的影响因子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循环反馈系统。其中宏观影响因子涉及区域层面,包括区域经济因素、区域社会文化因素、区域制度因素和区域区位因素等,中观因子涉及组织层面,包括组织价值和文化、组织机构、组织历史、组织制度和组织网络等,微观因子涉及利益主体个体层面,包括利益主体的价值观、专业知识背景、个性特征以及对景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感知、态度和行为等。     

拉美诞生一体化“新四国”

秘鲁总统加西亚、智利总统皮涅拉、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和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28日在秘鲁首都共同发表《利马宣言》,宣告旨在促进太平洋沿岸拉美国家经济合作的全新一体化组织——《太平洋协定》正式诞生。四国元首一致认为,《太平洋协定》是拉美地区继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和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区域一体化组织,是改善地区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和先进技术的重要平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结构及形成机制

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以来取得显著进展。以"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为研究区,运用WOS核心集合论文合作数据构建国家间科研合作矩阵,通过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负二项回归分析法,探究沿线各国2013年和2018年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在全球尺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知识流动日趋频繁,但内部合作紧密程度不及与沿线以外地区的合作程度。沿线区域对全球的科研合作网络由欧洲、美国和中国"三足鼎立"骨架结构向欧洲、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密集区构成的"多边形"骨架结构转变。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由中国、中东欧区组成的"双核发散"向"一区多点"构成的"多极化"空间结构转变;等级结构则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等级层次结构,且由单核心向双核心转变;控制结构呈现出由"单核心"向四周高、中间低的"多超多强"盆地型控制结构转变。③沿线国家的科研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国家主体属性以及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等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的主要机制,其中科研实力、社会邻近性的作用最大,地理距离对科研合作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     

“珠中江”区域旅游合作动力与机制研究

随着区域旅游合作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趋势,＂珠中江＂区域旅游合作在＂珠中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空间利益驱动力、市场驱动力和利益驱动力从宏观角度推动3地区域旅游合作,在此基础上,3地政府应该逐步建立合作制度体系、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加强区域旅游协同规划机制、建设完整的旅游企业合作等机制,推动3地旅游形成横向、纵向、多层次的联合协作,加快3地区域旅游的转型升级,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终提升区域旅游的竞争能力。     

基于中部崛起的区域旅游合作动力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旅游合作是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也是未来影响世界各国旅游业竞争力的重点领域。在中部崛起的宏观背景下中部六省区域旅游合作已经启动,具有极大的发展前景。通过空间生长力、政府调控力和市场驱动力3个层面对中部区域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对于中部六省区域旅游合作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管理学视角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研究——以昆明北部旅游圈为例

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构建,其中管理学是其中一个角度。管理的七大职能（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构建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基础。基于管理学视角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包括了信息交互机制、决策计划机制、组织协调机制、监督控制机制、整合创新机制。昆明北部旅游圈已经具备了区域旅游合作的条件,其合作机制的构建最直接的方式是建立跨区域的行政管理机构———昆明北部旅游圈管理委员会,使各个分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中美两国地理学会签署全面合作谅解备忘录

2月24-28日,美陶地理学家协会(AAG) 2012年会在纽约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地理学家7000多人出席了本届年会.应AAG邀请,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研究员率领中国大陆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大陆学者近70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机制

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影响机制是创新地理的重要研究议题,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外生动力（城市资源禀赋、多维邻近性等）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内生动力因素（择优链接、传递性等）。基于“Web of Science”中的论文合作发表数据构建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分析其2006—2016年空间结构和拓扑结构的演化特征,并通过加权随机指数图模型（ERGM）定量揭示内生和外生动力对该网络形成的影响。结果显示：(1)从空间结构看,东密西疏的格局比较稳定,但整体由北京—上海双核结构向多中心发展,五大国家级城市群成为孕育多极的重要空间。以高能级城市为核心形成的节点区域愈发与规划的城市群范围一致,其发挥着知识资源邻近溢出和远程交互的双重作用。(2)从拓扑结构看,知识合作的规模和密度显著增加,对大城市的择优选择效应明显。但随着多中心崛起,网络极化程度和异配性均在弱化;随着城际合作路径不断优化,网络聚合性提升,成为小世界网络。(3)从影响机制看,自演化与择优链接是知识网络的重要驱动力,其作用与城市等级效应相重叠;城市知识规模属性对知识流动的正向影响弱于多维邻近性和路径依赖性;高铁的存在有利于促进知识合作,而地理距离的影响不...     

中国“四极”区域旅游合作发展模式研究

在区域旅游合作内容与方式不断发生变革的今天,“中国四极”区域旅游合作框架的提出可谓是一种全新的构想,其不仅可对“四极”地区各自独特的旅游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进而形成既内容丰富又极具特色的完整的旅游品牌;同时这种基于大尺度空间及时间背景下的合作也必然会带来其与相关线路、相关区域之间的旅游协作,从而带动更大区域范围内旅游业的发展。本文从中国“四极”合作开发的可行性分析入手,探讨了中国“四极”合作的发展模式、合作内容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区域空间响应差异及形成机制

运用媒体报道的国家间合作事件大数据,构建国内区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响应指数模型、合作流量模型和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分析中国国内区域主动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的空间异质性,定量刻画合作流量（空间交互）的格局特征,并剖析响应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0—2019年响应指数变化呈现出普遍较快增长的态势。省域单元响应指数的空间差异较小,而市域单元响应指数的空间差异大,反映出明显的大尺度均衡化、小尺度集聚化的尺度效应。②国内区域与沿线国家的首位合作流量呈现地理临近性特征,东部沿海省份与东南亚、西亚及中东合作联系密切,而边境省份则具有较明显的边境贸易特征。合作流量网络的区位依赖特性突出,流量网络结构不断复杂,小流量流线始终占据多数,大流量、长距离流线数量逐年增加,辐射范围显著扩大。③经济规模、对外投资水平、开放程度以及陆路交通可达性,对国内区域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国家政策的区域效应逐渐体现。     

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的格局演变及影响机制

“五化协调”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利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个体效应与时点效应模型,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角度选取指标（以下简称“五化”）,构建“五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究东北振兴前后20年间（1993-2013年）东北地区40个地市单元“五化”协调发展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东北地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失调阶段,但增长趋势显著,具有明显的时间阶段性与区域差异性。时间上可划分为1993-2002年波动期、2003-2008年增长期、2009-2013年平稳期三个阶段。区域上可划分沿哈大线形成的轻度失调区,黑龙江中部与西部、吉林西部、辽宁大部为主的中度失调区,黑龙江西北部、东部与蒙东地区为主的严重失调区三个类型。“五化”协调内部各子系统空间表现各异,分异程度依次为：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从影响机制来看,教育投入、技术投入、农业投入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工业水平、开发程度对“五化”协调发展产生负相影响,开放程度、资本投入、治理投入未对协调造成明显影响。     

基于交通网络视角的跨界旅游区合作的微观机制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旅游跨界合作扩大了旅游的场和域。武陵山区作为典型的跨界旅游区,其地域交通网络系统日益成为影响当地旅游合作格局的重要因素。在识别跨界旅游合作主体并分析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对当地政府、旅游企业、行业组织三大主体进行调研,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交通网络优化下的旅游合作模型,探讨交通网络对跨界旅游区合作机制的影响因素和路径。研究发现：① 交通网络优化对旅游合作条件、旅游合作意识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合作条件、旅游合作意识对旅游合作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交通网络优化对旅游合作行为有间接影响作用,且通过旅游合作条件和合作意识两条路径对合作行为产生正向影响。② 基于各主体在旅游合作进程中的地位不同及其关注点各异,跨界旅游合作机制也存在差异性。研究结论对武陵山区开展跨界旅游合作和旅游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试图为其他跨界旅游区开展纵深协作融合提供有效借鉴与指导,也可为其他区域旅游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国水资源“农转非”时空异质性及形成机制

借助重心迁移、面板分位数回归分析法研究2003—2015年中国省域水资源“农转非”的时空格局、过程及机制。研究表明：① 水资源“农转非”呈显著空间分异特征,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且北方地区总体低于南方地区。② 水资源“农转非”重心轨迹波动较大,2003—2008年受重庆、青海、云南的引擎拉动呈西南向移动,2008—2015年在西部省份水资源“农转非”减缓,以及辽宁、吉林、北京等水资源“农转非”提升的共同影响下,呈持续东北向迁移。③ 产业结构变动、市场化水平提高、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及生态环境改善是水资源“农转非”主要驱动力,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规模等因素则制约了非农用水占比的提升,城市化水平与农业有效节灌率在不同时段对不同等级地区的作用方向与强度呈相反态势。     

全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网络与科研合作网络的结构差异与内在机制

除了经济本底、区位条件和基础设施等自身禀赋外,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持续竞争力一方面取决于其在全球资本体系中的支配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其在创新网络中的控制力。利用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总部-分支数据和Web of Science合著论文数据,分别构建了全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网络和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并对比了两种网络的结构差异,探讨了形成差异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空间结构方面,两种网络均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分化和“东-西”差距。生产性服务业网络中的顶级城市比科研合作网络中的顶级城市空间分布更为广阔。(2)拓扑结构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总体网络连通性比科研合作网络更高。两种网络均具有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也呈现出明显的“社群”结构和“中心-腹地”结构,但组织形式有所不同。(3)生产性服务业与科研合作实践逻辑的不同是造成两种城市网络结构差异的内在机制。     

基于论文合作的长三角“青年千人”知识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基于2011-2017年CNKI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论文合著数据,借助UCINET与ArcGIS软件研究高校“青年千人”对长三角知识合作网络影响及其特征分析。结果发现：长三角内部知识合作网络度中心性总体差异显著,呈现多核心趋势;长三角外部以香港、台湾和北京为主要集聚区;而与国外建立的知识合作网络则集中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洲及欧洲的英国等国家;此外,知识合作网络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并将长期存在。在此基础上,从邻近性、城市能级驱动、社会关系网络驱动等方面探讨高校“青年千人”对长三角区域知识合作网络的影响。     

中职英语教学中实施“合作学习”的研究

随着教育的不断改革,中职英语课堂教学得到了不断提升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实践证明,合作教学的学习模式能够让学生自主学习,在不断沟通交流中互相帮助,促进英语教学成效,使得班级学生的英语成绩得到整体的提高。本文对合作学习模式在中职英语教学中的运用进行初步的探讨。     

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转型路径与机制——基于“同质多形”视角

合作共建园区的转型发展作为重要区域治理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援引“同质多形”理论视角并构建研究框架,尝试从尺度、网络、领域等多个维度揭示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转型的内在动力及其新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多维特征处于动态演化中,资本需求与行政治理困境共同构成最为关键的演化动力。园区经历了以企业转移为目标的早期形成阶段、2010年后的波折发展阶段以及2016年后以多元伙伴议程为导向的创新转型阶段,园区的转型发展由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需求与行政治理困境共同推动。(2)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治理方式从政府间协同转向多元主体网络行动,使园区的尺度、网络、领域特征从早期迁出地主导的单中心治理方式向多元化发展。(3)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的建设从突出专业化经济优势转向囊括创新、生产、居住等要素的综合性整体系统转变,是当前区域治理日趋复杂的缩影,国家到地方、政府到市场的不同行动主体都参与其中。总之,本文揭示了合作共建园区治理的新趋势,并强调同质多形框架在认识与推动当前合作共建园区新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上海合作组织国立科研机构科技合作研讨会”在乌鲁木齐成功召开

2008年6月24日,“上海合作组织国立科研机构合作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中国、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8个国家科学院、科研所的相关领导和科技专家近百人出席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靳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以及新疆科技厅、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领导出席了会议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