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山区农户兼业行为及其居民点用地形态——基于重庆市云阳县568户农户调查

贫困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相关的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采用重点与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和景观格局分析等方法,从微观尺度定量分析了云阳县568户农户兼业行为与居民点用地形态变化的相互关系,可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居民点用地整理挖潜提供认识依据。结果表明:(1)云阳县农户兼业现象普遍,依据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差、非农劳动投入比重,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农工兼具型、非农主导型、非农业型五种兼业类型;(2)老龄和女性人口少、且平均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户兼业水平最高,人口数量多、分工多元化的农户兼业水平居中;(3)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活动的纯农业型与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较小,约为180m2,土地利用粗放且多样化程度高,其中,纯农业户圈养与堆棚用地比重较高,农业主导型院坝用地比重较高;(4)农工兼具型农户的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大,约为190m2,土地利用集约度得到提高,且多样性下降,堆棚用地弱化,住房用地占主导;(5)逐渐退出农业生产的非农主导型与非农业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缩减,约为160～130m2,土地集约度较高,多样性下降,居民点中生产性用地比重下降、居住性用地比重上升。研究认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挖潜必须与农户的兼业需求相适应。     

基于土地发展权的征地补偿价格研究——以河南省周口市为例

首先,从理论角度探讨土地发展权内在机理,分析现行征地补偿价格的不足,提出了征地补偿价格应为集体农用土地价格与土地发展权价格之和,并以此构建基于土地发展权的征地补偿定价模型;其次,以周口市为例,应用构建的定价模型及农户问卷调查分析方法,测算了各县(区)基于土地发展权的征地补偿价格,并对测算结果和现行征地补偿价格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提出应从法律上确保农民土地发展权的权益,并在今后征地工作中逐步改革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构建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分配机制。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方法述评

结合我国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现状,将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研究归纳为综合潜力评价与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两项主要研究内容;评述政策指标测算法、闲置宅基地抽样调查法和建筑容积率法3种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并探讨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理论缺乏系统性、综合潜力研究中土地整理适宜性评价与综合潜力评价重叠及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尚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应与耕地整理等其他土地整理领域相结合,使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更系统、更精确。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分区评价——以河北省为例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区域范围内待整理农村居民点分区研究,对于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有序整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河北省13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自然条件、区域经济实力和整理迫切度等8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计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综合评价值。进一步基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和综合评价分值,运用层次筛选法将研究区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整理区、生态型整理区和优化调整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可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规划以及确定、实施土地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人-地-业”协调与区位优势双重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以河西走廊金昌市为例

内部要素结构的协调性和区域外部环境的差异性对农村居民点系统演化与分异起主导作用,并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提出不同要求。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以甘肃省河西走廊金昌市为例,在分析133个行政村“人–地–业”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和区位优势度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概念模型并提出类型。研究结果表明：(1)金昌市农村居民点“人–地–业”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处于一般协调阶段,在区位上具有明显的城镇指向和交通指向特征;(2)农村居民点区位优势度由城镇中心向外围基本呈3级递减态势,同时受道路网络密度和交通干线级别影响,高优势度区域向不同方向做出不同程度的延伸;(3)对“人–地–业”协调与“城镇–道路”区位优势进行叠置分析,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划分优化提质类、融合发展类、优化调整类、逐步推进类、引导发展类和改造拆迁类6种整理类型,并提出相应的整理思路与策略。为金昌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乡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当前国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重要潜力空间,对其进行调控研究是促进可持续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村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空间潜力;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点发展的支撑条件和空间载体,村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适宜性及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背景下,将“城—村—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利于统筹不同空间尺度要素对居民点整理的影响。本研究立足农村行为主体的空间关联性,综合“城—村—地”三级空间对象,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对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要素构成和结构层次的分析,从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等三方面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进而探讨了相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途径。最后选取江苏省新沂市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挖潜区、优化调整区及特殊整理区等居民点用地整理类型,提出相应的整理模式及优化路径,以期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优化提供有益借鉴,助推可持续的城乡空间重构。     

北京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与政策驱动机制设计

推动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城乡土地资源布局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在城市化进程中,针对北京市不同区位农村居民点的特征,提出土地一级开发、城乡一体化综合开发和乡村整治3种整理模式,设计了“整理基金”和“指标交易”2种政策驱动机制推动农村居民点的整理.进而,从规划引导,指标交易,专项基金和配套政策4个方面提出了推动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政策建议.     

低山丘陵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以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为例

城乡结合部是城乡争夺土地资源的核心区域,深入开展郊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为例,运用转移矩阵法剖析低山丘陵地区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从地形条件、生态环境、居民点规模、区位条件4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古路镇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进行评价,结合规划政策导向归纳出5种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类型,并根据居民点空间扩展限制分区,制定差异化布局优化策略。主要结论为:(1)2009—2013年5年间古路镇城镇建设用地处于高速扩展之中,导致耕地面积缩减明显,表现出人类活动在城乡发展过程的不均衡性。(2)古路镇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与居民点平均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在空间分布上,适宜性等级沿主要交通线两侧逐渐降低。(3)基于规划政策导向、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展限制分区,制定差异化的优化策略,城镇转化型居民点逐步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村庄重点扩展类型居民点建设成为中心社区,承担对周围村落的服务职责;村庄挖潜型居民点集约利用土地,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产业;村庄合并型居民点整合零散用地,共享公共服务资源;迁移型居民点迁出新建,优化农村"三生"空间,以实现低山丘陵地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的城镇化和集约化。     

中国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区域方向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措施之一.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在整理潜力、用地比例、平均规模3个方面存在区域差异;构建分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聚类分析与GIS方法,把全国分为5个整理区域,因地制宜提出区域整理方向.(1)潜力优势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结合区域农业比较优势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2)高比例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以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以提高用地集约度为主;(3)重点突破区,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重庆等"宜耕则耕、宜建则建";(4)布局优化区,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以农村居民点整理布局的优化调整为主;(5)低值迁并区,山西、陕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西藏等地以生态环境改善为主.     

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合的意愿及其驱动机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白林村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合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时间上,既要与农村居民点建设相联系,又要真实反映未农户的居住意愿、需求与偏好;在空间上,既要满足不同农户的生产、生活需求,还要考虑农户所在村落的空间层次;尊重农户的整合意愿与发挥农村居民点整合效应间的耦合,已成为农村居民点整合和解决民生的重心。研究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白林村为样点,采取“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3S(GIS+RS+GPS)”的方法建立“农户—土地”空间特征与属性特征一体化数据库,按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和未来生计发展趋势,剖析不同类型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合的意愿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农村居民点整合意愿各异,非农专业化发展型(72.82%)>非农多样化发展型(49.66%)>兼业发展型(44.44%)>农业专业化发展型(36.84%)>农业多样化发展型(37.33%)。农户农村居民点整合意愿受家庭经济、居住环境、社会交往及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农户后顾生计来源及其收入变化、居住条件、邻里关系、社会地位感知是农户农村居民点整合意愿形成的重要驱动机制。     

欠发达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

欠发达山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测算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当前普遍使用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存在计算简单、测算结果偏离实际等问题。本研究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生态以及土地资源现状5个方面的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综合修正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聚类分析法、ArcGIS空间分析,探讨松溪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及其空间分异情况。结果表明各个评价单元综合修正系数介于0.156 6~0.714 1之间,2020年松溪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为315.43 hm2,总理论潜力转化率为38.20%;以整理现实潜力为主要依据,将全县划分为4个潜力分区,并为各分区整理模式和时序提出建议。     

中国土地发展权的经济分析与配置设计--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

采用综合分析法从土地规划干预的视角对土地发展权进行了经济分析,在此基础上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进行土地发展权的定量配置设计,研究结果表明：（1）在政府有效干预下,土地用途转换所带来在农业用途基础上的价值增值即为土地发展权价值;（2）平谷区土地发展权初始配置为每公顷非基本农田土地发展权数量为0．35个,每公顷基本农田土地发展权数量则为1个,二者均有10％属于国家所有;（3）政府对土地利用干预是土地发展权存在的前提,显现了土地发展权的价值,土地发展权制度的设立又是政府干预的补充;（4）土地发展权在土地所有者和国家之间分配,国家的份额比例相对较小。     

基于现状调查的城市郊区农村 居民点整理模式

城市郊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土地整理的一种主要形式,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保护耕地资源、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具有积极作用。而其实施的滞后性,不但使众多农民对宅基地的真实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严重抑制了郊区农村耕地整理潜力的发挥。本文以北京X郊区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详细汇总分析了目前该地区宅基地现状、需求数量、需求原因等。根据逐项汇总分析调查结果,提出"宅基地换房"是目前最合理的居民点整理工程模式,该模式能最大限度挖掘农村耕地整理潜力。进而,根据调查数据和分析结论对这种模式进行了理论完善,指出农民只要具有合法合理资格就应平等享用发展带来的利益,实际操作过程中要追求最大合理性、安排部分缓冲房源以备户数增加之需等。     

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微尺度分析——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的实证

从微尺度考察农村居民点演变为解决当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分析框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影像相结合方法,以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为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生产功能一直是农村居民点生产功能的主导,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农业生计主导阶段(1949~1977年),农户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来源,利用庭院及房前屋后种植蔬菜;生计多样化阶段(1978~1999年),农户生计策略演变为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相结合,农户在宅基地内修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散养家禽;生计非农转化阶段(2000~2012年),农户以种植和外出务工相结合为生计策略,将庭院硬化用来晾晒粮食、猪圈改造为储物间存放粮食和农机具。农村居民点用地一直以宅基地为主导,缺乏非农生产用地;随着生计成果的逐渐丰富,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生活功能追求不断强化,表现在对住宅建筑材料的优化、居住空间的扩展及旧住宅的翻新。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功能承载状况是与农户生计需求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应充分尊重这一客观事实。     

县域城乡居民点用地整治布局优化研究——以山东省济阳县为例

以济阳县域居民点用地为研究对象,根据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将济阳县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转化型、发展型、限制发展型和迁弃型4种整理类型.从土地规划需要和济阳县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影响居民点空间扩展因素的限制等级,划分城乡居民点空间扩展优先等级区,结合2020年济阳县城乡居民点用地规模预测,对济阳县城乡居民点用地空间布局进行优化.结果表明:济阳县2010-202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可减少2878.47hm2,建制镇用地增加1094.15 hm2,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可以满足建制镇用地增加的需求.研究可为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农村居民点规划提供依据.     

山区农村居民点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实证研究——以福建省宁化县淮土乡为例

农村居民点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对城乡协调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以宁化县淮土乡为研究区域,从反映农村居民点可持续发展的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了22个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把淮土乡农村居民点可持续发展状态划分为理想状态、较好状态、临界状态、较差状态。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持续发展的压力、状态与响应系统之间具有显然的共生发展关系;(2)居民点的可持续发展状态与当地居民对居民点发展的响应态度呈正相关;(3)居民点持续发展状态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毗邻连片"特点,且与规划的居民点整治与再安置区空间分布有一定的吻合性。     

基于四维驱动力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分析——以北京市通州区为例

利用北京市最新土地调查数据和GIS工具, 描述通州区农村居民的用地现状、空间分布和特征。(1)依据规划边界将通州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圈内、环内、环外三类, 圈内农村居民点面积50.30km² (121个行政村),占总面积的30.62%;环内居民点面积19.35km² (57个行政村),占11.78%;环外农村居民点面积94.63km² (277个行政村),占57.60%.(2)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的驱动力不同, 圈内农村居民点主要是经济驱动力和社会驱动力, 环内农村居民点主要是制度驱动力和环境驱动力, 环外的农村居民点主要是社会驱动力和生态驱动力。(3)圈内居民点整理方向是实现城镇化, 应采用土地一级开发模式, 发展城市二三产业;环内居民点整理方向是改善生态环境, 发展特色产业, 适宜采取城乡一体化综合开发模式;环外居民点整理方向是增加农业用地, 减少耕地占用, 适宜采用乡村整治模式。农村居民点整理需要以驱动力为基础, 结合空间特征采取差异化的整理模式。     

北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及整理模式探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环境,农村居民点整理是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优化空间布局和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措施,大都市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是建设"宜居城市"的重要途径之一。综合北京市自然、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规划等因素,围绕中心城区构建了城乡交错区、远郊平原区和生态山区3个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并根据区位条件,确定了它们的功能定位,提出分区、分模式的整理方案,该方案对于加快北京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户后顾生计来源及其居民点整合研究 ——基于重庆市西部郊区白林村471户农户调查

农户生计资产决定着农户生计方式选择与生计策略行为,作为当前农户主要消费性投资行为的农村居民点建设消费受制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产量,基于此引导农户的居民点建设消费行为、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已成为当前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的关键。研究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为样点,采用“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数据与地块的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运用该数据库,构建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指标体系,量化农户生计资产进行农户分化,剖析不同农户的后顾生计来源及其住居意愿,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差异明显,8%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高于平均水平,23%的农户各项资产产值处于中等水平;以农户拥有的自然资产产值为主辅以其他各项资产产值,将农户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 和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 5 类;根据不同生计来源农户的住居意愿并结合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构建了社区型(非农多样化发展型与非农专业化发展型)、组团型(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块状型(农业多样化发展型) 和带状型(兼业化发展型) 4 种农村居民点整合方式。     

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微尺度分析——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的实证

从微尺度考察农村居民点演变为解决当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分析框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影像相结合方法,以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为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生产功能一直是农村居民点生产功能的主导,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农业生计主导阶段（1949~1977年）,农户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来源,利用庭院及房前屋后种植蔬菜;生计多样化阶段（1978~1999年）,农户生计策略演变为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相结合,农户在宅基地内修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散养家禽;生计非农转化阶段（2000~2012年）,农户以种植和外出务工相结合为生计策略,将庭院硬化用来晾晒粮食、猪圈改造为储物间存放粮食和农机具。农村居民点用地一直以宅基地为主导,缺乏非农生产用地;随着生计成果的逐渐丰富,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生活功能追求不断强化,表现在对住宅建筑材料的优化、居住空间的扩展及旧住宅的翻新。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功能承载状况是与农户生计需求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应充分尊重这一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