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不同旅游经历对重游意愿形成机制的差异分析——以滨海生态旅游为例

提出了滨海生态旅游区游客重游意愿模型,并以"过去行为"为基点,将游客分为初游和重游两组,对具有不同旅游经历的游客其重游意愿形成机制进行差异分析。运用问卷调查法共收集389份有效问卷,采用AMOS 5.0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滨海生态旅游区初游游客与重游游客的重游意愿形成机制存在很大差异,其中,初游游客对表象的东西更加敏感,如社会影响、人际影响和景区形象;而重游游客对于内在深层次的东西更加敏感,如服务品质、滨海生态旅游认知。最后,针对数据分析结果提出景区的管理者可以根据初游游客和重游游客的差异来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携程网自由点评的游客满意度评价及游客管理研究——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应用模糊评判的数学原理处理携程网的自由点评数据,在游客满意度的双因素理论基础上,采用晕轮效应方法实证分析了黄山风景区的游客满意度。即分析风景因素、价格因素和安全因素3项操作因素以及服务质量、拥挤程度和等待索道的时间3项表达因素,得出黄山风景区的游客满意度是4.48分,低于一般的满意度(5分),其中风景因素产生“正晕轮效应”,等待索道的时间和山顶食宿价格产生“负晕轮效应”。改进黄山风景区游客管理的关键在于促进徒步旅游、提供较舒适的游客排队方式以改善等待索道的环境,同时减少山顶饭店的过剩服务以降低食宿价格。     

古都类旅游目的地国内游客认知评价实证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游客认知评价对旅游目的地发展有重要作用,基于一手调查数据,对古都西安国内游客认知评价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对17项条款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西安国内游客认知评价四大主成分,分别为服务维度、设施维度、资源维度、环境维度,并以此构建西安国内游客认知评价结构方程模型;其次,对假设模型进行分析,四大维度因子对旅游认知因子影响程度依次为服务因子、环境因子、设施因子、资源因子;最后基于分析结果,认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更加注重服务及环境条件,以便获得深层次的旅游体验,这是游客消费方式由功能性消费向感情性消费转变的外在显现。分析结果中服务维度及环境维度因子对游客旅游认知程度较高,资源维度因子影响较低。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提升西安旅游服务水平、完善设施配置、促进西安旅游发展有一定理论参考价值。     

远郊自然风景区游客行为特征研究——以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阐述了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客源市场空间结构特征,并运用空间竞争、感知环境和邻近效应等理论,解释了影响其发展的原因,同时通过对比不同时段自驾车游客客源结构,指出公园客源市场高度集聚引发的不稳定性和问接损失.最后在借助游客年龄特征、职业构成、文化差距、即时流动等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公园游客的出游动机,论述了游客不同时段的流动规律及差别,为公园客源稳定发展、景区持续开发提出建议.     

旅游环境道德对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以云南抚仙湖为例

生态旅游是21世纪旅游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其本质是一种＂绿色旅游＂,是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统一的旅游.生态旅游强调人与环境的公平与和谐,这要求人们在旅游活动中对旅游资源及行为要用环境道德的标准来自发约束.为了使旅游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还需要在生态旅游规划、开发、保护和管理等方面贯彻科学的环境道德控制的理念和方法.对云南抚仙湖生态旅游中环境道德状况的调查分析表明：要依靠道德准则和信念及社会舆论的作用,运用环境道德的规范和原则自发地调节旅游行为.同时运用必要的政策、教育手段来提高人们的环境道德水平将有利于推动生态旅游深入而持久地发展.     

基于游客的乡愁文化元素认知影响因素研究——以徽州地区为例

地方失忆危机背景下,“留住乡愁”理念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探讨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地理学领域,旅游发展被认为是“留住乡愁”的有效途径。然而,目前相关研究多是定性描述及逻辑推演,相关的案例分析、定量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以徽州地区为例,立足“留住乡愁”旅游发展的基础-乡愁文化资源的挖掘,通过构建游客视角下的乡愁文化元素体系,借助认知测度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等,对游客视角下的乡愁文化元素认知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游客对旅游地乡愁文化元素的总体认知程度较高,但个体间存在较大差别;具体维度上,游客对旅游地建筑风貌格局的认知程度较高,其次是自然景观映像以及乡土故事人物,认知程度最低的是地方节庆展演;影响游客乡愁文化元素认知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到访次数、休闲体验动机、购物动机,这四个因素对游客乡愁文化元素认知水平的影响为休闲体验动机>到访次数>年龄>购物动机。其中,休闲体验动机、到访次数、年龄对乡愁文化元素的认知程度起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购物动机对乡愁文化元素的认知程度起显著负向影响作用。本研究对于回应学界关于旅游发展作为“留住乡愁”理念下新型城镇化模式的论断、拓宽文化旅游资源内涵、指导地方细分客源市场进行乡愁文化元素挖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不同文化群体来华游客认知评价的差异性研究——以六大旅游热点城市为例

基于市场抽样调查的结果数据,按照客源地的地域、文化特征将来华外国游客主要分为4个文化群体:欧洲文化群(主要包括英、法、荷、德、意、西)、东亚文化群(日、韩)、北美文化群(美国、加拿大)和澳洲文化群(澳大利亚、新西兰),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运用EXCEL和SPSS统计软件,归纳分析各个文化群体游客的文化表象以及特征,对来华游客的旅游认知评价行为的一般模式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分析了旅游认知评价行为的规律,探讨来华不同文化群体游客的认知评价的差异性.     

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及科普宣教——以野鸭湖、邛海为例

利用问卷调查、随机采访及专人访谈等方法,对四川邛海和北京野鸭湖二个湿地公园展开了实地调研。结果表明:游客生态意识较薄弱,同时公园管理方未能较好开展生态知识宣传,湿地公园科普宣教设施和能力与游客生态旅游需求存在"断层"现象,生态科普宣教效果不佳。建议应强化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宣教系统设计,完善解说体系和宣传体系,设立生态体验设施等改进措施。     

游客参与对旅行社服务质量及游客满意度的影响——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的高低是影响旅游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作为服务生产传递过程中的协作者,游客在服务过程中的参与行为对其评价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水平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通过分析游客参与行为,从事前准备、信息分享、合作行为、人际互动4个维度探讨了游客参与对旅游服务质量及游客满意度的影响。通过对经由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的8家旅行社参团的游客进行问卷调查获取了研究数据,利用LISREL和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游客参与的4个维度通过不同路径对旅游服务质量以及游客满意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基于地质科学含义的国家地质公园游客认知行为研究——以陕西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为例

以游客对"国家地质公园地质科学含义"的认知水平为研究内容,对陕西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内游客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游客对国家地质公园"地质科学含义"认知程度较低;女性对国家地质公园"地质科学含义"认知程度高于男性;学历越高对"地质科学含义"的认知程度越高;14岁以下和45～64岁之间的游客对地质公园"地质科学含义"呈高认知度;翠华山国家地质公园突出山崩地质遗迹特色赢得了游客对公园特色相对较高的认知评价.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地质科学含义"为市场认可标准的浅认知度国家地质公园的概念,并对其类型和特征进行了阐述.     

千岛湖风景区生态风险及风险管理对策研究

文章以千岛湖风景区为研究对象,从区域现状出发,对区域内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及污染源现状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归纳,总结了千岛湖区域的生态风险,提出该区域的生态风险管理目标,最后从农林、城镇、工业、旅游、外来生物、灾害、流域、生态工程技术和综合管理9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区域生态风险管理对策。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采用SPSS统计软件和ArcView GIS技术,揭示了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周边地区居民对黄山风景区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一定地域范围内,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感知强度距离衰减,对旅游消极影响感知强度距离递增;在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受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和"飞地旅游"特征的影响,居民对旅游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感知强度分别呈现"W"型和"M"型的空间分异特征。进一步分析了居民对风景区的了解程度、旅游流作用机制、交通线路、居民的响应程度等因素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空间分异的影响。     

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以内蒙古额济纳绿洲为例

旅游地感知是旅游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对推动边疆生态旅游地品牌化建设,促进边疆“去边缘化”和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额济纳绿洲为例,综合集成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与社会访谈法,探讨了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特征与地方想象建构过程。结果表明：（1） 绿洲景观生态与自然风貌是生态旅游地空间感知中最主要的部分,其中,胡杨林在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胡杨符号成为游客审美和消费偏好。（2） K-核分析发现,胡杨要素贯穿所有凝聚子群层次变化过程,胡杨景观及其延伸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游客重点关注的内容。随着K-核级数增加,游客由着重关注绿洲胡杨森林景观向绿洲森林、地貌、水体等综合自然景观过渡,绿洲人文景观除黑城遗址和策克口岸外,其他较少受到游客青睐。（3） 基于边疆独特的景观符号、典型的地域符号和层累的文化符号,借助真实空间的具身体验和想象空间的文化建构,游客对额济纳绿洲展开丰富的生命想象、边塞想象与秘境想象,塑造出绿洲鲜明的地方意象。     

镇江“三山”风景区旅游碳排放测度研究

旅游景区碳排放测度对实现景区的低碳化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基于旅游业构成和生命周期评价2个维度,构建了旅游景区碳排放测度分析框架和估算方法。以镇江"三山"风景区为例,分别对景区内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管理和废弃物处理7个方面的碳排放进行测度,分析了碳排放构成的成因。结果表明:2014年"三山"风景区的碳排放总量为4 530.33 t。其中,景区交通碳排放量为2 186.74 t,占景区总碳排放的48.27%,是景区旅游碳排放最多的部门;景区住宿业碳排放量为1 171.93 t,餐饮碳排放量为838.14 t,分别占景区碳排放总量的25.87%和18.50%,这3个部门的碳排放占景区碳排放总量的92.64%。由此可见,旅游交通、住宿和餐饮碳排放是"三山"风景区的主要旅游碳源。在"三山"风景区实现低碳化发展中应从建立城市低碳交通体系、饭店和餐馆的绿色化、加强景区碳汇保护和智慧景区建设等多方面入手。     

旅游地网络的演化与时空特征研究——以黄山风景区及汤口社区为例

旅游地网络演化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地各种利益相关者是如何形成一个由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多元、复杂、交叉重叠的旅游地产业体系。以旅游地生命周期和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以黄山风景区及其依托城镇汤口社区所形成的旅游地网络为研究对象,通过各发展各阶段中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按照"士大夫旅游背景下的寺庙管理模式、半官方和官方管理式的外事接待模式"等5个阶段进行网络结构的展示和分析,并探索了其演化发展的过程和机制。结果显示,黄山旅游地网络经历了"无连接-政府主导的星型网络-政府、地方社区企业两个主导网络成分-社区旅游广泛参与下的多类型、多层次的行动者互动网络"的过程。并将进入社区主导的旅游地网络阶段,并且随着旅游地网络的不断完善,黄山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将得到增强。     

城市公园免费开放对游客感知价值维度的影响及效应分析——以南京中山陵为例

基于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的视角,选取南京中山陵作为研究个案,运用SPSS18.0和AMOS18.0分析软件,通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构建了游客感知价值维度分析模型。研究显示:游客对免费开放中山陵存在五维感知价值,且呈现出感知价格→休闲价值→环境价值→服务价值→文化价值逐步递减的分异特征;由此探究游客感知价值维度分异的作用机制,衍生出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的效应分析,其中公益福利效应和休闲游憩效应呈现积极的正向发展态势,而生态环境效应、景区服务效应与文化内生效应的发挥则相对滞后。在倡导"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休闲的大众旅游时代,免费开放城市公园在增强城市开放空间优质属性和综合竞争力的同时,其与城市旅游的耦合协调及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新的挑战。     

主题型文化旅游区的阶段性演进及其驱动机制——以无锡灵山景区为例

综合运用Tramo/Seats 季节调整方法和多峰拟合方法,分析了无锡灵山景区1998-2009 年游客变化的阶段性及波动特征。结果显示：① 灵山景区游客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其演进过程经过初步开发期、提升发展期后,现在正处在成熟发展期;② 主题型文化旅游区的阶段性演化是其生命周期重要组成部分,在长尺度上表现为趋势的分段而在小尺度上表现为波动结构变化;③ 文化资源、市场需求、旅游投资和产品升级等因素是主题型文化旅游区阶段性演变的重要动力因素。进而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主题型文化旅游区发展演化的理论模型,将主题型文化旅游区的生命周期分为探索起步期、充实发展期、快速发展期、平稳发展期和后续发展期(衰亡或复兴) 5 个阶段。旅游区演化受多种要素的影响,各动力因素的相互作用及阶段性转换构成了主题型文化旅游区演化的动力,并导致旅游区阶段性演化和波动性成长。通过不断强化文化特色,增强文化驱动力,培育文化旅游区发展的整体动力,形成多元驱动的旅游区成长机制,可促进主题型文化旅游区的可持续发展。     

Getting a Handle o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in Catchments: the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Several bodies of literature inform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but incorporation of the key aspects of perception has been limited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o date. Using a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pproach,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ies in the Collie catchment in Western Australia reveals strong place relatedness in both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 condition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it identifies the variation in perceptions by subgroups within communities. Finally,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research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re considered and learning and organisation development are identified as key management tools.     

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通勤是大部分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相比宏观层面的城市建成环境,微观层面的邻里环境感知及个体健康与通勤模式选择的联系更为密切。以南京市主城区8个社区为案例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城市就业者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首先借助问卷调查数据,将通勤模式分为积极通勤、公共交通通勤、电动车/摩托车通勤以及小汽车通勤四类;其次使用因子分析法确定邻里环境感知的潜变量,并将个体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3个潜变量;最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邻里环境感知变量中服务设施感知、环境品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交通安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② 个体健康变量中,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③ 通勤距离与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亦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有效提升就业者对于社区环境的主观感受,进而提高就业者参与健康行为的意愿与就业者的健康水平,从而引导其选择更加健康和绿色的通勤模式。     

Critiqu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indigenous Australia: two case studies

The notion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s well documented, but applica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al scientists and indigenous Australians are less known. Many indigenous Australians are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marginalized, and agencies debate over appropriate designs for collaborative, cross-cultural environmental programmes that will alleviate marginaliz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two case studies from northern Australia, where indigenous people participated in an environmental project exploring the commercial potential of the local sea cucumber resource. A framework with principles of participation and knowledge exchange guided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t both localitie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data that related to these principles suggests that abuse of power imbalances and exploitation (institutional racism) may be more easily disguised within formalized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an in the informal networks and structures that can be supported through less formalized representation. Linking informal and formal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canvassing a range of governance modalities will ultimately connect the human behaviour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needed to progress 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Austral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