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综述

数字环境考古是为了响应信息时代对环境考古的新要求而提出的新概念,是指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古环境与古文化研究。史前聚落具有文化与环境双重属性,成为包括数字环境考古在内的环境考古重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外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结合多年的研究工作,对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内容进行总结,提出了具体的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必将在聚落考古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环境考古·聚落考古·史前聚落地理

环境考古学具有以地理学、第四纪环境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和以考古学为代表的人文科学两大学科基础。分别由地学与考古学主导的环境考古研究由于学科背景的不同常常处于脱节状态。史前聚落具备的"自然"、"人文"双重属性使其成为联接环境考古两大研究体系的桥梁,并成为地学与考古学主导的环境考古研究相同的发展方向与研究趋势。但是,以社会人类学为基础的聚落考古学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其以复原史前社会形态为最终目标。与此不同,以地理学为基础的史前聚落地理研究重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交互作用,并以史前人地关系及其演化为最终目标。尽管如此,交叉学科特征明显的史前聚落地理研究需要包括地学、考古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积极参与,共同开展综合研究,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与深入的发展。     

中国历史聚落地理研究综述

历史聚落地理学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发展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文中基于历史文献分析和历史计量法梳理了100年以来历史聚落地理学的发展成果,旨在管窥其研究领域和发展特征以展望其发展趋势.结果发现,目前国内历史聚落地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聚落起源及发展、聚落地域空间结构、聚落形态及内部结构等方面,并呈现明显特征:在空间维度上,研究区域集中性明显,空间范围多位于江南地区;在时间维度上,研究尺度以断代史为主,研究频度多集中于宋、明、清时期;在要素维度上,分析方法基本符合“因地制宜”原则,显示了“天人合一”     

地理探测器在史前聚落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与分析

遗址—河流距离是史前聚落遗址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河南省卢氏县为例,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采用基于P_D,H 值计算的连续性地理数据最优离散法,获取遗址—河流相关性定量数值,讨论和总结模型中等间距(EI)、百分位(QV)、自然断点(NB)、几何间隔(GI)4 种分类方法,分别在裴李岗时期、仰韶前期、仰韶后期、龙山时期所表现的性能及适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聚落的结构、发展规律、分布和范围规律。研究结果表明:①4个文化时期分别采用NB、QV、NB、GI及其分类数分别为8,8,8,6 时,为离水距离因子的最优离散。该因子对遗址密度分布的决定力分别为39.5%、70.8%、73.0%和59.8%;②洪水切割作用导致河岸两旁的阶地逐渐崩塌,阶地的面积越来越小,古人类为了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将遗址沿河散开呈条带装分布。当阶地面积小到一定程度,聚落沿河流长度扩展的成本过高,便开始向远离河流部分扩张,因此离河距离因子呈先升后降;③从Q 值提升强度看,NB/EI>GI>QV;从提升效率看,EI/GI>NB>QV;从决定力大小来看,GI>QV/NB>EI;④聚落结构由裴李岗时期的简单、稀疏和松散不断发展,分别在仰韶前、后期和龙山时期出现两极化、三段式,聚落发展影响因素由人口数量增长变为社会内部结构变化,聚落的分布和古人类活动范围距河流约正常人步行1~2.5 h 的距离,且不断扩大。     

环嵩山地区史前时期聚落选址与水系关系研究

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个时期对环嵩山地区史前时期聚落选址与水系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聚落选址与水系存在密切的关系:(1)聚落选址偏好最强的地区位于距河流水平距离为200~300 m的地区,聚落分布数量随着距离水系水平距离的增大而减少,而且聚落选址距离水系的水平距离基本不超过3 km。(2)距离水系垂直距离为20 m的范围内是聚落选址偏好程度最强的地区,聚落分布数量随着距离河流垂直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距离水系垂直距离太大,不利于古人取水,垂直距离超过40 m无聚落分布,说明聚落选址对距离水系垂直距离的偏好度在40 m以内。(3)聚落选址偏好随着水系级别的增大而降低,裴李岗时期、龙山时期、夏商时期3级水系附近聚落密度最大,而仰韶时期1级水系附近聚落密度最大。有可能因为在仰韶时期,气候属于暖湿期,相对于其他3个时期来说,降水较多,3级水系水流量可能较大,没有1级水系附近的居住环境稳定。     

洛阳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空间形态研究

史前聚落与聚落之间按照一定的社会组织原则,在空间上近距离相聚而形成的各种聚落群聚形态,不仅是当时人类一种普遍生活方式的反映,而且还为窥探和研究史前社会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一个视窗与平台。以中原核心地区洛阳地区(以洛阳盆地为主)为例,作为史前聚落群聚形态和社会演变的代表与典范展开研究。以仰韶文化时期与龙山文化时期的洛阳盆地为研究重点,基于GIS技术对该地区已发现的史前聚落遗址的数量、规模、空间分布、空间相互关系、以及与地形、地貌的空间关联等进行可视化的表达分析,并充分挖掘空间及属性信息,揭示"聚落群"与"聚落群团"的组织形态特点,辅助分析该地区聚落形态和社会演变规律,为史前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空间分析支撑。     

青海东部高庙盆地史前文化聚落演变与气候变化

高庙盆地内史前文化遗址密集, 史前文化聚落的分布和自然环境关系密切, 受河流地貌影响尤其显著, 绝大部分连续性文化遗址都分布在T3 阶地上。5~4 ka BP 本区气候暖湿, 对应马家窑到马厂时期, 盆地内聚落分布由T3 阶地向T2 转移, 聚落分布模式由均匀到凝 聚, 数量和规模持续扩大, 到马厂时期, 聚落发展到鼎盛, 并出现了中型遗址, 成为聚落的中心, 聚落等级上升为两级; 4 ka BP 时气候突变, 急剧的降温, 使得从齐家文化到卡约-辛 店文化, 盆地内的聚落形态倒退。因此, 气候变化对盆地内聚落演变影响显著, 聚落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明显。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群划分研究

以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为研究对象,以GIS技术为支撑,考虑聚落间的空间关系及地形与水系对聚落群的影响,改进K-medoids方法,利用聚落的加权距离代替欧氏距离,将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划分为三大聚落群。伊河、洛河、涧河流域的聚落群从裴李岗到龙山时期古人的生产活动越来越活跃,从龙山到夏商时期,有可能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而逐渐走向衰退。沙河、汝河流域聚落群4个时期的聚落数量均较少,说明不太适合古人类居住。贾鲁河、双洎河、颍河流域的聚落群从裴李岗到夏商时期,聚落数量不断增加,说明该地区古人类的生产活动越来越活跃。通过聚落群划分研究,揭示史前聚落空间分布特征,更深入地了解史前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

本文利用GIS空间分析、模型分析,按照裴李岗（9000-7000 aBP）、仰韶（7000-5000 aBP）、龙山（5000-4000 aBP）、夏商（4000-3000 aBP）4个时期对环嵩山地区史前（9000-3000 aBP）聚落的空间分布形态、演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研究与分析,提出了一套适应于史前聚落时空分布模式研究的分析方法。结果表明：① 环嵩山地区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个时期史前聚落均具有集聚型空间分布特征,其中裴李岗和夏商时期聚落分别具有2个集聚中心,仰韶和龙山时期聚落分别具有3个集聚中心;② 区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重心具有由南向北迁移的特征。裴李岗时期聚落以分布于南部地区为主,仰韶聚落分布重心开始向北部迁移,这种态势在龙山时期仍在持续。夏商时期,聚落分布形成了以嵩山北部为重心的东西分异特征;③ 史前聚落空间分布总体形态及演化特征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条件与人类文化演进关系密切。以狩（渔）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使得裴李岗聚落主要分布于近山丘陵岗地与近水高台地两种地貌单元。全新世中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对于南部平原地区影响较大,近山地区地势较高、顶面平坦的地貌单元成为仰韶、龙山时期聚落营建与开展农业生产理想的场所。夏商时期社会形态的复杂化使得聚落具有围绕都邑性中心聚落集中分布的趋势,嵩山北部也成为聚落分布的核心区域。     

基于指数模型的郑州—洛阳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空间分布

为了探究郑州—洛阳地区史前人类聚落遗址空间分布规律,在GIS 支持下,主要使用高程分析、坡度坡向分析和缓冲区分析等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别获取4个史前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分布与高程、坡度、坡向、离水距离4种环境因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造适宜性指数评价系统,建立聚落遗址指数模型,将模型结果与遗址具体分布情况进行比较,阐述遗址分布的特征和原因,并据此解读史前人地关系演变。研究结果表明:① 史前人类遗址选址对上述4 因子具有强烈的选择倾向:地势较低的地区更有利于人类生活、交通和农作物种植;坡度较小的平原地带受地表径流势能作用相对较小,有利于建造房屋和抵御自然灾害;阳坡(朝南)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挡风寒,也适宜植被和作物生长,有利于人类获得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而河流湖泊则可为人类提供充足的水源。② 在4个史前文化时期中,裴李岗时期的人类生存能力较弱,对环境依赖性较强,为谋求生存,必须尽可能占据环境最优区域;在仰韶前期和仰韶后期,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不仅能够选择条件较优的居住点,还开始扩展新的生存领域;龙山时期人类按自由意志活动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体现在遗址数量大幅增长,并开始出现社会分化现象,部分人群凭借某种特权得以优先占据条件最好的区域。     

学科树视角下地理学和建筑学人居环境研究比较

本文从学科树视角比较分析地理学和建筑学的人居环境研究进展。首先,梳理研究脉络,指出两个学科具有相同的“树根”（即五大系统和五大层次）、“树干”（即九大主题和八大尺度）和“树枝”（即33个研究领域）,以及相异的“树叶”（即各领域数量迥异的研究成果）。其次,比较研究成果特点,发现两个学科成果差异明显,表现为在适宜性等6个二级主题上,地理学成果较多,建筑学成果较少;在规划等6个二级主题和建筑尺度上,建筑学成果较多,地理学成果较少;在空间格局等12个二级主题和城市等6个尺度上,两个学科成果均较多,但侧重点不同;在行为二级主题和全球尺度上,两个学科成果均较少,但侧重点不同。最后,剖析学科成果差异的生成逻辑,并展望未来进路。学科成果差异的逻辑起点是学科门类差异,逻辑链条是“学科门类—学科特性—研究主体—研究偏好—研究范式—研究成果”的差异传导机制,其中研究范式差异是链条中的重要环节。未来人居环境研究应促进框架延伸化、主题展拓化、尺度统筹化、数据多源化、方法混合化等范式提升,同时回应全球化、美好人居、突发事件、跨学科等现实需求。     

中国犯罪地理研究述评

当前社会犯罪问题严峻,以空间为视角的犯罪地理研究因其独特的综合性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三大数据库中获得的期刊文献为基础,对中国犯罪地理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评述。在对国内五大研究主题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围绕“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犯罪地理学的发展动态。总体来看,在过去的25 年中,中国犯罪地理研究逐渐起步,发展趋势良好,已经吸引了来自地理学、法学与警务管理、城市规划、应用数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关注。尽管研究焦点各有侧重,但始终注重对国外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引入,并提出了基于综合分析、情境预防、CPTED、PGIS的诸多防控对策。在犯罪时空分布特征、犯罪发生诱因等方面,研究范围宽广,但研究深度有待加强。未来中国犯罪地理学发展任重而道远。学界应充分重视城市犯罪与农村犯罪、犯罪与微观环境的互动关系、犯罪主体的行为空间等研究,并积极探索虚拟犯罪模拟新技术的应用。     

中国地理学中的甘南研究

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的核心领域,开展区域研究需要选择既具全球意义又具区域特色,且符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关键区域。作为“第三极”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南高原不仅是典型的地理过渡区与生态脆弱区,也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与深度贫困区,因而成为中国地理学开展区域研究的最佳实验区之一。在阐述甘南高原地理学研究价值的基础上,从陆地地表过程与机理、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及适应、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机制、农户生计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社会资本与区域发展、城镇化与乡村聚落、旅游发展等领域出发,系统梳理了中国地理学中的甘南研究现状,提出新时期应以更综合的多维视角开展甘南研究,重点关注甘南高原地表格局-过程集成研究、人地耦合系统演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补偿、可持续生计、新型城镇化、乡村发展等关键问题。     

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教育、经济等资源配置更加趋向于性别平衡,女性地位不断提升,女性群体开始逐步受到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女性主义地理学也成为地理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本研究采用知识图谱分析和传统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借助CiteSpace软件通过知识图谱分析了1978—2018年间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关键词与不同阶段的研究主题,归纳了当前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的重点,提出了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的框架和未来研究方向。研究结果表明：①女性主义地理学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其研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主题为研究重点,整体来看阶段性特征比较突出;②研究主题上,目前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主要围绕五大主题展开,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仍待进一步加强;③研究视角上,西方更注重女性在空间中的情感体验,国内则更关注由于女性角色的不同而形成的时空行为模式。今后,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应进一步革新数据获取方式,对多元化研究主体给予更多学术关注。     

The study of size-grade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in the Circum-Songshan area based on SOFM network

Choosing site area, cultural layer thickness, significant relics and significant remains as the variables, we applied cluster analysis to the ancient settlements of four cultural periods,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Peiligang, Yangshao, Longshan and Xiashang, in 9000–3000 a BP, around Songshan Mountain. Through application of the SOFM (self-organizing feature map) networks, every type of ancient settlements was 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size-grades. By this means, the Peiligang settlem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ades, Yangshao and Longshan settlem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ades, respectively, and Xiashang settlemen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ade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size-grade diversity of ancient settlements was not significant during the Peiligang period in this area. Around the middle-late Yangshao period (5000 a BP), the size-grade diversity of ancient settlements began to appear, a process that continued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and finally matured in the Xiashang period. Moreover, the results reflecte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a particular period, which were mainly represented in that there were three Peiligang cultural systems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areas. Such differences also existed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v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Xia and Shang cultures. Based on the size-grade study of ancient settlements in the Circum-Songshan area, it was found that the SOFM networks method was very suitable for size-grade classification of ancient settlements, since, using this method, adjacent cells would compete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 benefit that reduced the effect on classification by the inaccuracy of site acreages.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综合自然地理研究进展

回顾和评述了50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研究进展。认为今后在方法论上,需进一步强调以自下而上方法为主,以自上而下方法为辅,把所研究的部分置于整个系统之中;从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看,系统分析和综合集成的方法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在研究方向方面,综合自然区划的研究正向着综合区划的方向发展。现代自然地理过程的研究将会朝微观深化和宏观综合两个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地理系统中界面过程的综合研究和实现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的综合研究。区域自然地理研究仍是综合格局和过程,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操作平台。应不断加强与人文地理学的密切结合,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