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五省区国内旅游客源市场演化结构分析研究

运用旅游客源市场评价指标体系,从时间、空间方面统计了大量相关数据,重点调查分析了西北五省区国内客源市场的定位和消费潜力,运用EXCEL软件统计、文献分析等方法,定量计算了1999—2009年11年间西北五省区国内旅游客源市场概况、旅游产业竞争力、年度变动指数、旅游区位熵、客源市场行为特征等评价指标;建议通过合理定位西北五省区国内客源市场,针对性地开发西北五省区旅游资源,选择合理的客源市场目标层,实施分级开发,并提出开拓西北五省区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实践措施。     

我国“三生空间”演变特征及其旅游效应研究

基于2010年、2019年我国285个城市“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的面板数据,运用旅游效应模型、地理探测器解析“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定量分析我国城市旅游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与作用强度。结果表明：工业生产空间、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与其他生态空间4种类型呈增加趋势;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各城市“三生空间”演变对旅游发展水平产生较强的旅游效应,根据旅游发展水平及旅游效应划分为双优型、偏发展型、偏效应型、双低型;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其他生态空间、旅游总收入密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密度对于旅游效应的影响较大,且交互作用较强。我国区域旅游发展应充分考虑旅游效应及其主导影响因素,提升“三生空间”的旅游功能,促进新时期国土空间开发优化和新型城镇化。     

基于“三生”系统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机制研究——以张家界市为例

从“三生”系统切入,结合熵值法和HP滤波分析,按照“演化轨迹描述-周期阶段划分-演化路径及驱动机制剖析”的逻辑主线,探索1989年以来以张家界为代表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基于“三生”系统内涵、关系及形成机理,分析得到旅游城市“三生”系统由自然生态、旅游生产和城市生活子系统构成,其人居环境由“原住民居环境”和“旅游者居环境”构成,两者在功能、目标、特征等方面具有较强契合性。② 结合熵值法,测度了1989—2018年张家界人居环境及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人居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向旅游城市复合空间转变;生态系统逐步优化,雨涝灾害较频繁;生产系统向旅游业转型,易受重大事件影响;生活系统全面升级,生活水平及基础设施改善明显。③ 依据HP滤波分析,将张家界人居环境演变划分为“介入-分化-调控-共生”阶段,并梳理了三大系统的演化路径。④ 从内外驱动角度,提炼了包含市场需求、旅游资源、宏观环境、政策推动及自组织反应行为在内的五大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结合VAR模型,从长短期两个方面,量化各因素与人居环境质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后,针对张家界人居环境现有情况,从“三生”视角提出几点普适性建议。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机制研究——以湖南德夯村为例

当前,传统村落地域空间系统呈空心化态势,而三生融合作为地域空间系统发展的优良状态,其融合过程也是空心化问题治理的过程。探索典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达到“三生”融合的驱动因素和驱动过程,可为传统村落空心化治理提供借鉴思路。基于此,论文从实践论的角度对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概念进行定义,以湖南德夯苗寨为例,依托扎根理论对影响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相关变量进行解构,再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动力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生态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本底基础,包括人化生态实践和原始生态实践两条回路;(2)生产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物质动力,囊括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创新和旅游生产阻力三条回路;(3)生活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关键保障,由物质生活实践、精神生活实践和制度生活建设互动三条回路组成;(4)生态保护限制了生产和生活的无序扩张,生态产品打造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改善居民生活,居民生活实践又反促旅游生产创新和生态保护,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功能叠加。总结其地域系统在多重因果键和因果回路循环下达到“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式,可为同类型传统村落提供借鉴。     

中国“三生空间”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分析

本文在探究“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利用功能与土地利用类型的辩证关系,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建立了三生空间分类与评价体系,揭示了1990-2010年间中国三生空间的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主要城市群及粮食主产区,其扩张区域主要分布于东北平原、新疆西北、宁夏、兰州—西宁、四川盆地、环渤海、长三角、厦漳泉、珠三角等地区,缩小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江汉平原、闽南丘陵等地区;② 生活空间主要集中在全国主要城市及城市群,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其扩张过程表现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大规模、区域式扩张和各主要省会城市的小规模、点状式扩张。③ 生态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整体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④ 工业化、城镇化是中国三生空间变化的基本动力,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农田开垦、华北平原和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建设、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等是导致三生空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本文可以为三生空间的分类规划和优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山区地区,受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乡村聚落的重构更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采取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调查、遥感影像解译与GIS分析等方法,以云丘山旅游景区中的两个自然村落为例,从微观尺度研究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在景区建设推动下,云丘山景区内两个村的“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均发生了重构：空间层次上,土地利用状况和三生空间的规模均发生变化,生产、生活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增加,空间格局上从“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转变为生活、生产空间在生态空间中镶嵌的模式;经济层次上,村民的收入提升,生计模式发生改变,对旅游业的产业依赖度升高,传统生产模式改变;社会层次上,人口回流,劳动力显著增加,社会阶层的空间差异被打破,乡村组织方式逐渐向旅游生产方式上转变。乡村的“空间—经济—社会”多维重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形成新的乡村地域系统。     

基于竞争力要素和空间尺度的城市旅游竞争力刍议--兼与城市竞争力比较

文章从竞争力要素出发,对城市竞争力和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对比,阐述了城市旅游竞争力由微观层面的旅游产品竞争力、中观层的旅游企业竞争力和表现在宏观层上的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构成,竞争主体、竞争对象与城市竞争力均不相同的观点。“旅游吸引物”内容的宽泛性及旅游产业的高度关联性,使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基本影响要素与城市竞争力影响要素高度重合,因而研究城市旅游竞争力应致力于该产业的核心能力及其核心影响因素,界定“城市旅游”的范畴、区域空间特征以及空间尺度,才能在评价指标的选取中更有针对性,使城市旅游竞争力的研究更具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际应用价值。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成渝城市群“三生空间”时空格局与耦合协调分析

以成渝城市群为研究区,以区县为分析单元,基于土地利用分类数据开展2010—2020年“三生空间”功能识别及耦合协调研究,揭示“三生空间”功能空间布局、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变化特征。通过构建基于土地利用分类的“三生空间”功能评分表测算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得分,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识别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冷热点分布及其变化,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各区县“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水平。结果表明：2010—2020年成渝城市群总体生产空间功能保持稳定,生活空间功能稳步提升,生态空间功能有一定下降。成渝城市群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功能热点区分别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圈层分布”“双极核”“一热点两冷点”空间格局。耦合度、协调度高值区主要为成都市、重庆市主城区、部分地级市主城区,并在研究期内逐步扩散到周边区县。对于大多数区县来说,研究期间“三生空间”变化的主要特征是生活空间功能的增加,进而带来耦合协调水平提高。     

南昌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冲突风险评估及分区优化研究

以土地利用的导向功能为基础,将南昌市1995、2005和2015三期20种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生态生产空间、生产生态空间、生态空间和生活生产空间。利用空间复杂性指数、空间脆弱性指数和空间稳定性指数3个因子构建冲突模型,借鉴倒“U”型模型,将空间冲突分为4类：稳定可控、基本可控、基本失控和严重失控,在冲突级别的基础上利用优化产业结构、生态系统修复等措施,建立10个亚功能区,优化土地资源,缓解空间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表明：①1995—2015年中南昌市三生空间格局以生产生态空间为主,其次是生态空间、生态生产空间以及生活生产空间,生活生产空间所占比例在上升,其余均在减少,呈现“一升三降”特点;②1995—2015年南昌市三生空间空间冲突愈演愈烈,严重失控单元持续增长,但2005—2015年的增长速度较1995—2005年稍慢,南昌市三生空间冲突失控态势严峻;③不同空间类型冲突存在较大差异,均以可控级别为主,其中失控级别占比由大到小：生活生产空间?生产生态空间?生态生产空间?生态空间;④利用10个亚功能区优化南昌市70%以上的区域,其中以城镇用地等为主的两个亚功能区,70%以上属于允许建设区,以滩地、湖泊、林地等为主亚功能区65%以上属于禁止建设区,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四川省旅游流空间扩散方向及路径

借用万有引力模型分析四川省各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情况,根据旅游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可确定旅游流进入区域中心城市（成都市）后的主要空间扩散方向为西北（成都—都江堰市）、西南（成都—乐山市）和东北（成都—德阳—绵阳）三个方向,以此为基础,结合游客流向抽样调查资料,将四川省旅游流的空间扩散路径归纳为14条。文章还对不同细分流的空间扩散路径进行了详细分析。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竞争力空间结构体系初探

区域城市间旅游竞争力空间结构体系是一个由不同等级、不同空间区位、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城市通过旅游资源、旅游交通等生产力要素以及客流有机耦合而形成的。本文在深入分析旅游竞争力含义及其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采用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多维评价和综合分析的方法,将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目的地划分为不同的3个等级,并总结出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竞争力具有以广深为轴线的“哑铃”型双极放射状空间形态模式,提出了凭借城市自身比较优势,承担不同层次旅游竞争与合作角色的空间组织模式,旨在通过研究梳理各城市旅游影响要素的优劣差异,认识区域内旅游竞争力的空间结构特征,为进一步探讨形成互利共赢的城市旅游竞争与合作机制奠定基础,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经济的和谐发展。     

基于熵权TOPSIS的长三角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

从城市旅游业绩竞争力、支撑竞争力和潜力竞争力3个方面选取22个指标系统构建了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以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熵权TOPSIS法对各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了测算。结合旅游吸引指数对评价结果进行了验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国家风景名胜区数量、进出口总额、国家森林公园数量、国内旅游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项指标权重较大,是影响城市旅游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长三角地区各城市旅游竞争力差异显著,上海旅游竞争力最高,铜陵旅游竞争力最低;城市旅游竞争力与旅游吸引指数在空间分布上相契合,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山东省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及空间格局研究

基于生态位理论,通过构建市场维、资源维、社会经济维、生态环境维的指标体系,评价2004—2009,2009—2014年山东省城市旅游竞争力,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和核心边缘理论,建立山东省城市旅游竞争力空间格局。研究发现:青岛市城市旅游综合竞争力排名稳居第一,烟台市、济南市紧随其后,其余城市的排名变化不大;山东省城市旅游竞争力呈现核心城市—次级城市—边缘城市的空间格局。核心城市可采取协同发展策略,带动和辐射周边城市的发展;次级城市重在加强市场营销,提升市场竞争力;边缘城市以特色策略为主,生态位扩充策略为辅,扩大生态位,提高城市旅游竞争力。     

中国西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时空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区域旅游景区合理布局是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根本保障，探究其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对促进区域旅游协作、经济共享及文化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西北地区2010—2020年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GIS空间技术分析景区时空分布特征，从社会、经济、环境3个方面构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厘清景区空间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数量变化不均衡特征显著，空间上集聚分布且集聚程度逐渐增强，呈现“西北—东南”的空间分布态势，中轴线处在“吐鲁番市—酒泉市—海北藏族自治州—兰州市—宝鸡市—西安市”一线，景区空间结构经历了“分散式点状—组团式斑块状—倒L型条带状”的演变过程。（2）常住人口、人均GDP、旅游收入、通车里程和政策力度5个因子对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程度较强。（3）社会因素的影响能力上升，表现为先下降、后稳步上升2个阶段；经济因素的影响能力上升，表现为周期性的上升-下降波动；环境因素的影响能力趋向于上升，但变化幅度相对稳定。     

基于FLUS模型粤港澳大湾区“三生空间”多情景模拟预测

运用Future Land Use Simulation model (FLUS)模型,基于2010年、2015年、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选取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16个驱动因子,设置生产空间优先、生活空间优先、生态空间优先以及“三生空间”协调4种情景,对2025年和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三生空间”进行模拟预测。结果表明：(1) 2020—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生产空间在生产空间优先情景下持续增长,在生态空间优先情景下持续减少,在“三生空间”协调与生活空间优先情景下都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2) 2020—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活空间在4种情景下均趋于增长,生产空间优先情景下增长最少,生活空间优先情景下增长最多。(3) 2020—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空间仅在生态空间优先情景下增长,其余3种情景下均减少。(4)“三生空间”在粤港澳大湾区边缘山区变化较小,中部平原地区变化较明显。     

河南省城市旅游竞争力空间分布格局

通过构建城市旅游竞争力数字化评价体系,采用近年来河南省和各地市实际统计数据,提出河南省旅游竞争力分布格局。结果表明:河南省18个地市旅游竞争力差距显著,等级明显;全省城市旅游竞争力水平可分为4个层次,各层次城市旅游竞争力水平呈梯型分布;4个层次中所包含的城市数目与在全省竞争力中所占的份量明显不成比例,第一、二层次优势突出,第三、四层次落后较为明显。研究指出未来河南省城市旅游竞争力空间分布应向均衡方向发展。     

中国三大城市群收缩城市“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分析

以人口密度作为量化标准,识别2012—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137个县级以上城市的收缩情况,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对收缩城市“三生”功能及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12—2017年,三大城市群共40个收缩城市,占城市总量的29.20%,以轻度收缩为主,主要包括资源型城市、核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和偏远欠发达城市三种类型。研究期间,三大城市群收缩城市“三生”功能时空格局变化差异显著,京津冀收缩城市综合功能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三大城市群收缩城市“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偏低,其中京津冀城市群明显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域差异显著。研究表明：不同城市群收缩城市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与功能变化显著指标较为相关,三大城市群城市收缩情况与“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联系密切。     

城市创意旅游资源空间效应及发展模式——以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随着创意经济的兴起和旅游者需求的变化,发展创意旅游日益成为消费热点和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创意旅游资源是创意旅游发展的基础,其产生的空间效应是区域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以苏州中心城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不平衡指数、核密度分析和使用者温度计量模型等方法,深入研究城市创意旅游资源空间效应。结果显示：① 创意旅游资源的融入使苏州中心城区整体和各区域的旅游资源空间分布集聚度增大,但各区域增大程度和资源空间分布状态变化不同;② 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区域分布呈集中态势,且分布的均衡度降低;③ 创意旅游资源的融入促进了区域旅游资源空间效应的发挥,苏州中心城区由以姑苏区为“单核心”的“众星拱月”空间格局转变为以姑苏区—工业园区为“双核心”的“日月同辉”空间格局,从而实现苏州中心城区“双核”旅游空间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