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发展分析

基于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速度,选取24个评价指标,利用耦合度模型并结合剪刀差分析评价辽宁省1996-2011年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发展,分析耦合度发展趋势及系统发展速度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经济发展速度呈“U”型,而生态环境系统呈倒“U”型,二者耦合度发展呈“U”型,先后经历了发达型—协调发展型—发达型—过度发展型几个不同耦合度阶段,1996-2002年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发展耦合程度较高,2003-2011年发展趋势逐渐远离和谐;剪刀差显示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速度差异发展过程呈“U”型,2001年差异度最小,2002-2011年差异度值逐年加大,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发展速度有显著差异性,二者的发展速度并不协调同步.     

长江三角洲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

本文利用DEA模型、层次分析法和耦合度模型分析了1980-2010 年长江三角洲16 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效率、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 并对其耦合关系进行了理论初探, 提出了概念模型。结果表明:① 30 年间, 长三角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总体经历了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缓慢下降—急剧下降的过程, 呈倒“U”型发展;② 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效率耦合关系不同, 在一定时期, 提高城市化效率可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水平的发展也可提高城市化效率;但当城市化效率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时, 城市化效率的提高不再成为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也不会过多地影响城市化效率;③ 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会首先摆脱城市化效率带来的促进作用。     

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关联分析

本文在建立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揭示了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主要因素及耦合关系,并从时空角度对耦合度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系统要素耦合的机制复杂,而且关系密切;耦合度空间分布呈现与人口规模相反的规律,全区可划分为协调、磨合、拮抗和低水平耦合等4种类型。总体而言,内蒙古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耦合的空间分布基本以拮抗类型为主、低水平耦合次之,与1990年相比,2000年的耦合度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耦合度时序变动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波动性。     

基于耦合模型的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协调关系量化分析——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在分析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分析了现代服务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机制,构建了两个系统的耦合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并以常熟市为例,对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城市,其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不同的互动关系,对一般综合性城市而言,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耦合关系,二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2003-2012年常熟市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综合评价函数值总体均呈上升趋势;耦合度在十年间变化极小,基本保持在0.49左右;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实现了从2003-2008年失调阶段向2009-2012年协调阶段的转变。但总体上,两系统耦合协调等级较低,到2012年尚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的类型也长期是城市化发展滞后型。     

江西省人口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研究

以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主线,以江西省91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灰色关联法（GRA）,选取人口系统6个指标和经济系统5个指标,构建江西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关联模型,定量评判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交互作用的关联耦合程度,并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及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与耦合度相联系,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江西省各县（市、区）可以划分为低水平耦合区、拮抗型耦合区、磨合型耦合区和协调型耦合区等4种类型。全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度空间分布以低水平耦合类型为主,拮抗类型为辅。耦合度分布基本上符合南、北空间分异的规律,空间分布呈现“+”字型,以浙赣线为横轴,昌九线为纵轴,交汇于南昌市。在时间序列上,江西省人口与经济耦合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阶段性,逐渐由低水平时期向拮抗阶段过渡。     

交通网络与城市群旅游地耦合协调演化研究

基于交通网络和城市群旅游地的双向视角,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典型案例地,构建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的耦合协调演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二者耦合协调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呈协同上升态势,演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发展水平差异呈倒“U”型下降态势。②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空间格局均呈现出以长沙为热点区,其他城市为外围受辐射冷点区的空间格局特征,但内部空间格局的非均衡性仍然较大。③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逐渐向“转型过渡”和“优化协调”阶段演变,长沙市一直处于高耦合协调的单极态势,中高耦合协调度地区趋于集聚于城市群东部旅游集散地,低耦合协调度区位指向远离旅游集散地的城市群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对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整体处于中高等关联水平,人口文化素质和城市化水平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② 自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整体经历了波动上升、平稳下降、缓慢上升的过程;③ 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均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但是协调水平高低不同;④ 各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变化差异较大,辽宁省两系统的耦合度呈现出与整个东北地区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针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问题,构建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演化综合评价指标,并利用1990—2016年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重心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演化的互动作用关系和时空演化。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集聚与城镇空间格局间存在较显著的耦合关系;长三角区域各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匹配度均稳步提升,但长三角区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够均衡,长三角南部的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稍弱于长三角区域北部的发展;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长三角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南京为轴线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域,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耦合协调则呈现“Z”字形特征。     

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是保证人居环境均衡发展的基础。基于“人类-居住-支撑-自然-社会”5个子系统,构建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2个系统间的容量耦合模型扩展运用到人居环境5个子系统中,综合熵值法、GIS空间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对辽宁省2005~2016年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力进行探讨,阐述人居环境系统内部协调性。研究表明:①2005~2016年辽宁省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缓慢浮动上升趋势;②辽宁省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分散格局,并且呈现从中间向两侧递减的“屋脊”式格局和“双核结构”;东西方向上,空间演变趋势由倒U型逐渐向一字型演变,南北方向上由斜线型向“L”型演变。③全省出现了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低协调区、高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类型区。④空间分异驱动力主要包括人的需求、经济发展、住房、互联网发展等。     

珠三角城市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熵值法综合比较了2006―2019年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现状,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衡量其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变化,并分析影响经济和社会升级耦合协调度的因素,结果表明：1）2006―2019年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过程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全球金融危机和珠三角的产业结构转型是影响2个系统升级过程的重要因素;2）2006―2019年珠三角2个系统的整体耦合度呈现“U”型演变的态势,由高水平耦合阶段降至磨合阶段再恢复至高水平耦合阶段;3）2006―2019年珠三角9市2个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经济升级系统和社会升级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逐渐增强;4）人力资本、消费需求、外商投资和政府治理对珠三角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协调度有正向影响,而环境污染则起负面影响作用。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研究

通过构建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城市化发展质量和城市化水平的协调性进行分析,最终划分出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综合质量类型。结果表明:1)从城市化发展质量所处阶段看,北京已进入后期完善阶段,天津则属于优化提升阶段,河北所有城市还处在低质量阶段。2)北京、天津的城市化发展质量和城市化水平为初级协调阶段,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廊坊属于濒临失调阶段,其余城市为轻度失调阶段。3)北京、天津为高发展质量-初级协调城市,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廊坊为低发展质量-濒临失调城市,其余城市为低发展质量-轻度失调城市。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与空间分析

基于城市经济能级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进行等级划分,借助引力模型分析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变化,并利用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京津冀城市群和群内城市发展质量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发展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城市群内一级中心城市北京、天津的辐射影响突出,集聚效应明显,城市间联系的网络化趋势在增强;城市群内各城市发展质量分为发展良好、发展中等、发展一般3个层次,北京和天津的城市发展质量指数高于河北11个城市,北京城市发展质量指数高于三大城市群内其他中心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化的发展促使城市群内城市发展质量和城市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呈"带状"结构发展。     

河北省地价影响因素差异性研究

以河北省地价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为基础,从地理区位、经济发展、城市规模和潜力、基础设施状况以及环境条件等方面选取9个地价影响因子,通过构建GWR模型,探索各因子对河北省地价影响程度的空间差异性,以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建议.结果表明:① 河北省不同地区地价受各因子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距京津距离和人口密度对环京津区地价影响最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和公路里程对沧州地价影响大;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对冀中南区地价影响最大,单位GDP能耗对该地区影响程度次之;对太行山沿线地价驱动力最大的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冀西北区地价受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影响大,受单位GDP能耗影响小;唐山、秦皇岛地区地价受单位GDP能耗影响最大.② 京津冀协同发展突出了地理区位对河北省地价的影响,建议完善公路、铁路基础设施以缩短各地区距京津的最短距离,并且在各地区制定差别化的土地政策.     

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和经济增长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对于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0-2010年各区(县)和2000-2014年各城市的人口、GDP数据,运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重心分析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①在总量规模上,京津冀地区整体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较高,但各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②在空间分布上,从地理集中度来看,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北部低、中南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经济地理集中度高于人口地理集中度,河北多数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高于经济地理集中度;从重心来看,京津冀地区整体的人口与经济重心都向东北方向移动,且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人口重心,2个重心偏离距离不断加大,此外各城市的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分离。最后,提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城市物流联系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05年、2010年和2017年三期数据,采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解析京津冀城市物流联系时空演变,并剖析城市物流联系强度的驱动因素。得出如下结论：①2005—2017年物流联系强度增长经历了快速到缓慢的过程,物流功能疏解降低了北京的增速,河北省各城市增长显著,京津两城市物流联系强度占比虽持续降低,但物流联系量集中于京津两地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②京津冀城市物流网络结构日趋复杂,京津两城市网络资源控制力下降,河北各城市网络参与度与资源控制力大幅提升,逐渐形成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中心的多核心发展态势;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水平和物流专业化程度是京津冀物流联系的持续驱动,研究期内京津冀城市物流联系的驱动力由基础设施及物流专业化建设驱动,向以外向型为主的工业化驱动转变,进而向以出口加内需消费的双驱动转换。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简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哈长城市群核心-外围结构及发展阶段判断研究

以哈长城市群为例,从“核心-边缘”理论视角出发,将哈长城市群空间结构划分为核心区和外围区,然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评价哈长城市群发育程度,判断哈长城市群发展阶段水平,并探讨哈长城市群成长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哈长城市群空间结构具有“3核心-外围区”空间结构特征,发展阶段处在雏形发育的末期阶段。哈长城市群需要加强中心城市建设,促进人口与经济要素集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     

关中平原城市群“交通-产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特征分析

关中平原城市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城市群。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关中平原城市群2008—2019年交通、产业和环境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变化规律和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 城市群交通、产业和环境各子系统发展评价指数差异化提升,交通系统发展增长率远超过其他两系统,产业和环境发展与交通系统的矛盾较为突出。（2） 三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空间分布单极态势明显,城间发展水平差异加剧,其中西安市和咸阳市作为极热点城市存在,其余城市为外围受辐射冷点区。（3） 城市群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趋于优化提升态势,但仍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其中,西安市一直处于高耦合协调的单极态势,但耦合协调度的城间差距逐渐缩小,耦合协调度等级为协调等级的城市逐渐增多,趋于集中连片式分布。研究结果可以明确关中平原城市群交通、产业和环境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为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