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维多利亚湖国家人口城市化与基础设施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采用熵值法构建城市人口与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基于2008—2017年统计数据,对环维多利亚湖三个国家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人口城市化与基础设施耦合协调度及障碍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环湖国家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大多呈递增趋势,乌干达基础设施水平波动下降,但变幅不大。三个国家人口城市化发展综合指数在多数时间内要高于基础设施发展综合指数,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由濒临失调向中级耦合协调转变,但两大系统的匹配程度仍较低。综合三个国家的指标障碍度排序为X₉>X₂>(X₁₀/X₆/X₇)>(X₄/X₃)>(X₈/X₁/X₁₁)>X₅,医疗水平是制约三个国家城市化与基础设施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因素。研究结果有助于认识非洲国家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水平与人口匹配现状,为城市化发展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区域密度函数的实证研究

人口集聚与扩散是诠释区域形态和空间结构的重要方面,对其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本研究使用区域密度函数考察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趋势及模式,并在其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空间发展正逐步由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核心城市主导的向心集聚阶段,向90年代的多中心集聚与核心城市腹地扩散并存的阶段转变。而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模式,即去中心化扩散、中心增长型扩散和向心集聚。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综合考虑多个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同时,本研究建立动态VPM(Varying Parameter Model)模型,考察区域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与扩散主要受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及结构调整以及对外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人口集聚度的中国人口集疏格局

人口集聚和疏散是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最直观和最集中的体现,研究一个地区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不仅可以揭不该地区人口集疏的内在规律,也有利于深入研究该地区的整体人口分布的态势和规律,更能够体现出区域内经济格局以及城市化格局的发展.基于人口集聚度的中国人口集疏空间格局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脉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采用了人口集聚度分级评价的方法,依据人口集聚度的不同,将各个地区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人口集聚区,并对其分别讨论.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人口分布格局、自然条件空间格局、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结果以及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化格局,对中国的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归纳,得出了中国人口分布"西疏东密"的传统空间格局突出,人口集聚以平原地区为依托并呈现"沿海、沿江、沿线"高度集聚的特征的结论.     

中国古代北人南迁高潮的成因变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人口迁移是人口移动的一种形式,是指人口分布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一般指的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人口迁移又分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国际人口迁移是指人口跨国界并改变住所达到一定时间(通常为1年)的迁移活动。国内人口迁移是指在一国范围内,人口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移居的现象。国际上关于人口迁     

人口流动与网络求职耦合关联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求职兴起并迅速发展,同时期中国人口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流动.在建立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人口流动与网络求职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分析人口流动与网络求职耦合的主要因素及成因,并从时空角度对其耦合度的演变规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系统要素耦合的机制复杂,且关系密切;(2)耦合度分布基本符合东、中西的空间分异规律,根据耦合度大小,大致把我国省区划分为和谐、磨合和拮抗3个类型区;(3)耦合度时序变动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2005年以前处于低度耦合阶段,2005年以后二者关联逐步密切,2010年达到中度耦合程度,2015年耦合作用更加明显.     

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根据2001—2011年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和生态方面的相关数据,构建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指标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出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及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指数,从而得到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11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耦合协调类别和类型。分析得出:2001—2011年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类别变化情况依次为濒临失调衰退型—勉强耦合协调类—初级耦合协调类—中级耦合协调类—高级耦合协调类;耦合协调类型依次为经济滞后型—人口滞后型—生态滞后型。最后根据这一发展趋势,并根据吐鲁番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基于空间化PageRank算法的人口流动空间集聚性分析

提出了一种基于空间化PageRank算法的人口流动空间集聚性分析方法。在PageRank算法的基础上增加空间节点间要素流量大小(F)的加权作用以及距离因子(Dst)所引起的流动成本和阻力效应,使该算法具备针对空间网络模型的分析能力,通过对人口流动网络模型中的节点进行集聚性排序,描述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以华东六省一市人口流动状况为例,PR值、区域人口总流入量(RTI)和流动人口密度区位商(MLQ)的计算结果对比表明:空间化PageRank算法可以客观地评估空间节点吸引力,并弥补了总流入量等简单人口学统计指标对于现象背后驱动机制表达不足的缺点。     

非洲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研究

采用2003―2012 年非洲52 个国家（地区）的人口、GDP 和国土面积数据,运用地理集中度、耦合指数与区域重心等方法分析了近十年非洲地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结果表明：人口地理集中度呈现出东西高、中部低格局;经济地理集中度总体呈现出四周高、中部低的“盆地状”格局,整体上两者呈现出中度的正向相关性。根据耦合指数,非洲地区可划分为5 个类型：经济极化型、经济超前人口发展型、协调发展型、经济滞后人口发展型与经济严重滞后人口发展型。非洲地区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南方,2003―2009 年,两者耦合关系明显;2010―2012 年,两者延伸轨迹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移,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是造成两者偏移的重要原因。     

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分析

城市集聚增长日益显著以及城市间连接性的增强等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发 展的显著特征。通过运用GIS 环境下的Moran's I 等技术方法, 探讨了1990-2005 年中国城市 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结果表明： 尽管总体上城市人口的正空间集聚性不强, 但局部空间集聚特征明显, 存在较强的规律性, 主要表现为“T” 字型和沿主要铁路交通线 的发展态势, 而其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国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正处在不断优化之中; 三大地带城 市人口空间集聚的特征反差明显, 东部城市区域基本表现为一体化发展趋势, 而中西部城市 区域则趋向于极化发展或表现出较差的整体协调能力; 进一步来看, 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不 平衡性, 不仅体现于区域之间也体现于区域内部的城市之间, 且其作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集 聚区位有所变化。总体来看, 这一典型转型时期里, 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演变, 体现出了市场力量、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及国家空间开发政策等的积极作用。     

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城市标度律认为城市的诸多特征均是社会互动与联系的产物,其假设城市经济产出等要素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决定,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城市人口集聚代表了局部的网络效应,而社会生产效率还应度量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全局网络效应的影响。以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以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刻画外部交互程度,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比较分析城市内部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与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超线性标度关系,且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网络空间相互作用不容忽视且已成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等指标,定量综合测度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及其协同作用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而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标度律机制的理解,并从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两方面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过程与机理

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创新的孵化器;城市群区域的城镇化子系统与创新子系统之间理论上存在复杂交互关系。京津冀城市群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确定的国家级城市群,并将“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其核心功能定位,因此有必要探索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过程与创新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这对理解城镇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问题都有裨益。通过梳理城镇化与创新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理论关系,构建城镇化与创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方法,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两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演变过程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和创新的综合水平都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城镇化与创新的耦合协调关系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综合水平和耦合关系的空间差异都较大;② 创新滞后是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关键阻力,近年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及多数城市表现为创新滞后的耦合协调类型;③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创新的交互影响非常显著,特别是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对创新的影响、创新资源对城镇化的影响表现比较突出。     

中原城市群与产业群耦合发展研究

依托空间偏离-份额模型建立了产业群与城市群耦合发展的基本分析框架,并对中原城市群进行了定量诊断。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3年间,首位城市郑州的产业实力和集聚扩散能力显著提升,产业群与城市群的耦合在地理空间呈圈层式扩展态势,然而城市群尚未形成功能等级与分工协作明确的区域综合经济体。继续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发挥成员城市比较优势促进城际产业链接、完善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是促进产业群与城市群耦合、提高群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京津冀都市圈主要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特征

以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区位熵、转移-份额分析等方法,测度了京津冀都市圈主要服务业集聚的整体状况、行业特征以及各城市分工程度和专门化率。空间上整体呈现出典型非均衡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的发展态势;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房地产等行业的专业化优势最明显;各城市主要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差异较大,专业化分工也较明显;北京的高端行业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和行业优势,其他9个城市也各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服务业集聚的驱动力包括专业化分工、竞争与协作和网络创新等自组织及政府干预等他组织2种作用机制。     

京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

促进京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协调发展成为推动制造业进步、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主要以2003-2008 年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等多种方法和指标,测度了京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状况、行业特征及各市专门化率。分析结果表明: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非均衡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等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全国的专业化优势也最明显;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都较大,专业化分工也较明显;北京的高端行业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和行业优势,其他9 市也各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新疆区域基础设施与经济耦合的关联分析

本文以新疆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出区域基础设施与经济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揭示出新疆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耦合的主要影响因素及耦合机制,并分别从时空角度分析耦合度的时序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布特点。研究结果表明:(1)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各要素之间的耦合是复杂的,总体上表现在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反馈作用和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两个方面。通过关联度计算遴选出作用于经济的10项基础设施指标和影响基础设施的6项经济指标,它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系统交互耦合的机制;(2)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与人均GDP的关联性最强,进一步建立作用关系模型,得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的基本建设投入对人均GDP的弹性为0.264。(3)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且空间各异,根据耦合度大小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将新疆15个地州市划分为经济发展超前型、趋近协调型、同步协调型和低水平耦合型等4种类型,总体而言以同步协调型为主。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与空间分析

基于城市经济能级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进行等级划分,借助引力模型分析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变化,并利用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京津冀城市群和群内城市发展质量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发展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城市群内一级中心城市北京、天津的辐射影响突出,集聚效应明显,城市间联系的网络化趋势在增强;城市群内各城市发展质量分为发展良好、发展中等、发展一般3个层次,北京和天津的城市发展质量指数高于河北11个城市,北京城市发展质量指数高于三大城市群内其他中心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化的发展促使城市群内城市发展质量和城市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呈"带状"结构发展。     

省域城市群深度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21世纪前半叶,各种空间尺度的城市群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省域城市群必然成为省(区)发展战略的主要牵引板块。一方面,省域城市群的深度整合迫切需要城市群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与支撑;另一方面,城市群整合理论需要通过城市群建设实践进行提炼与升华,并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通过中原城市群初步整合,以及内聚和外联两个方面的进一步实践,探索了省域城市群整合理论的深化及其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具体来说,内聚以营造现代都市区,构建能够带动城市群快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外联以营造省域现代城镇体系,构建能够承载城市群健康发展的"区域支撑体系"。对中原城市群深度整合的研究,可为其他省域城市群的发展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测度及其耦合机制

利用2013—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区）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新基建”发展水平及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结果发现：中国“新基建”及其三大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均偏低,其中以“创新基建”发展水平最低;总体看,各省（市、区）的“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尚未达到良性耦合状态,且其失调风险趋于扩大;历年各省（市、区）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高者恒高、低者恒低”的锁定效应,并在数量分布上呈耦合水平两头区域少而中间区域多的“橄榄”形结构,且多数区域的“新基建”领先于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分子系统来看,“信息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发展的锁定效应最强,“融合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发展突破了“橄榄”形结构,“创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最低,而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强省的3类耦合协调发展均具辐射引领效应。实证检验发现,除自身因素驱动效应外,经济集聚、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市场化程度等能不同程度促进“新基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