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

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方法,研究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中国旅游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样化集聚程度则表现为东高西低;② 专业化集聚指数热点区集中于西部省份,冷点区以华东和华中省份为主;多样化集聚指数热点区位于中国沿海各省份,冷点区则主要包括新疆、西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应,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以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带动旅游经济,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而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旅游经济发挥促进作用。     

中国省域旅游效率空间网络结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Super-DEA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2011—2016年中国省域旅游效率空间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① 2011—2016年中国省域旅游效率均值为0.739,总体呈现轻微下降态势,空间上大致呈现“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分布特征。② 研究期内,中国省域旅游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多线程、稠密化和复杂化的特征,空间网络结构尚不稳定;旅游效率网络密度有所下降,但仍呈现较为森严的网络等级结构。③ 广东、江苏和山东等省份在空间网络结构中掌控的优先权最大,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而海南省“偏居一隅”处在旅游生产要素传输的末端区位,与其他省份互联互通的能力孱弱;整体空间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趋向于组团式发展。④ 旅游投资水平、各省会间距离和信息化发展水平共同驱动着中国省域旅游效率空间网络结构的演进与优化。     

“一带一路”对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

收集网络关注度等数据,构建趋势线模型测算“一带一路”对我国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一带一路”共对27个国家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国家所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丰度和空间距离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一带一路”共对30个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省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带一路”对各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我国“三生空间”演变特征及其旅游效应研究

基于2010年、2019年我国285个城市“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的面板数据,运用旅游效应模型、地理探测器解析“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定量分析我国城市旅游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与作用强度。结果表明：工业生产空间、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与其他生态空间4种类型呈增加趋势;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各城市“三生空间”演变对旅游发展水平产生较强的旅游效应,根据旅游发展水平及旅游效应划分为双优型、偏发展型、偏效应型、双低型;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其他生态空间、旅游总收入密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密度对于旅游效应的影响较大,且交互作用较强。我国区域旅游发展应充分考虑旅游效应及其主导影响因素,提升“三生空间”的旅游功能,促进新时期国土空间开发优化和新型城镇化。     

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研究

正确把握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错位关系,对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大有裨益。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力模型、空间错位指数综合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均呈增长趋势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旅游竞争力重心呈集聚分布态势,旅游网络关注度重心则随时间波动变化,大致位于旅游竞争力重心的西南方向;(2)中国省域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错位格局由东至西呈现出正向错位向负向错位逐渐过渡的分布特征,正向高错位区由东部沿海省域向中部省域延伸,负向高错位区主要分布在西部特色旅游地与热门网红城市;(3)旅游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政策导向、网络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促成旅游竞争力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错位格局。     

中国旅游能源消耗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基于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2002～2010年中国30个省域旅游能源消耗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两种空间权重下,中国旅游能源消耗与旅游经济增长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旅游能源消耗不仅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还通过空间和经济传导机制对邻近区域的旅游经济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中国省域旅游能源消耗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中,相对地理位置的影响大于经济差距的影响.     

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演变及障碍因素分析

在全球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双重压力下,探究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旅游复苏,实现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该文在界定旅游绿色发展内涵机理的基础上,从社会协调效益、经济发展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角度构建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TOPSIS法测度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采用ArcGIS软件分析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空间格局,运用莫兰指数探讨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并分析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收敛性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极差和标准差随时间变化而减小,说明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呈缩小趋势,东中西三大区域绝大多数年份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级明显,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级别高,西藏、新疆等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较低;Moran′s I值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特征且具有空间离散性倾向,省域收敛值变化趋势逐步缩小且呈σ收敛性;各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具有差异性。围绕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特征,提出中国省域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相关对策,以期丰富旅游绿色发展水平的相关理论,...     

城市创意旅游资源空间效应及发展模式——以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随着创意经济的兴起和旅游者需求的变化,发展创意旅游日益成为消费热点和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创意旅游资源是创意旅游发展的基础,其产生的空间效应是区域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以苏州中心城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不平衡指数、核密度分析和使用者温度计量模型等方法,深入研究城市创意旅游资源空间效应。结果显示：① 创意旅游资源的融入使苏州中心城区整体和各区域的旅游资源空间分布集聚度增大,但各区域增大程度和资源空间分布状态变化不同;② 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区域分布呈集中态势,且分布的均衡度降低;③ 创意旅游资源的融入促进了区域旅游资源空间效应的发挥,苏州中心城区由以姑苏区为“单核心”的“众星拱月”空间格局转变为以姑苏区—工业园区为“双核心”的“日月同辉”空间格局,从而实现苏州中心城区“双核”旅游空间发展模式。     

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

以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熵值法和Bootstrap-DEA模型对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进行测度,继而借助双变量LISA模型考察二者的空间关联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探析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其动态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旅游效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提升态势,中、西部地区增幅最大;两者分别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以及中部＞东部＞西部＞东北部的空间分异特征。2）新型城镇化和旅游效率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局部空间聚类以H-H型、L-L型为主;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在旅游产业地位这一门槛变量的作用下,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正向影响存在双重门槛特征。     

旅游投资决定机制及其时空响应——以张家界为例

以张家界为例,分析了旅游投资决定机制的演变;运用旅游产业响应强度模型,分析武陵源区对旅游投资的时间响应特征,并阐述了在政府和市场作用下张家界旅游产业的空间响应和重构。结果显示：① 从投资决定机制演变看,投资制度安排决定了张家界旅游发展不同时期的投资主体差异,并随制度的演变,凸显了阶段性旅游投资分工格局。② 从时间响应看,在出现期,响应系数由1989年的0.1282增加到1992年的0.1341;在生成期,由1993年的0.1631提高到1999年的0.8511;在发展期,再从2000年的0.8767提高到2012年的1.1214,反映出旅游投资力度的强弱直接影响响应系数的大小。③ 从空间响应看,在政府、世界遗产管理制度和市场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以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5A级景区为核心的空间格局,以及“景区游,城区住”的产业布局;经过重构后,旅游服务密度的排序为：桑植县<慈利县<永定区<武陵源区。     

安徽省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

分析了安徽省区域旅游发展模式,以各市2001-2013年的旅游总收入、入境旅游收入和国内旅游收入为基础数据,从时间变化和空间演变两个方面分析安徽省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结果表明：① 安徽省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经历了点状模式、放射状模式、双核联动发展模式演化阶段;② 安徽省旅游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市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国际旅游空间差异更是大于国内旅游,安徽省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南强北弱”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③ 安徽省各地市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首位分布特征,特别是入境旅游呈现出典型的首位分布,其总收入、国内旅游首位度大致经历了先降后升的演变,入境旅游首位度基本上呈现下降趋势,首位城市主要在黄山市和合肥市之间展开竞争;④ 旅游产业要素从时间角度看,旅游景区、旅行社和星级饭店增长迅速,从空间角度来看,旅游景区主要集中在黄山、安庆、六安等地,旅行社和星级饭店主要集中在合肥、黄山等地;⑤ 影响安徽省区域旅游时空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有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政策、交通网络、旅游市场需求、区域产业发展战略调整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     

武陵山片区旅游空间模式对运输通道演化的响应机理研究

基于旅游通道类型和特征的分析,从通道的技术装备水平、运输能力和交通服务水平3个维度考虑,将旅游运输通道演化划定3个阶段,即滞后型、发展型、完备型旅游运输通道;从分析旅游运输通道演化机制的视角,从旅游景点出现率、旅游线路空间模式、旅游线路选择集中度、旅游线路重复系数、集散中心等5个方面,对武陵山片区旅游线路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区域旅游空间模式对旅游运输通道演化的响应机理。结果显示：① 在其它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旅游景点的选择率随着旅游运输通道技术装备水平和交通服务水平的改善会相应增高。② 区域旅游集散中心会随旅游交通网络完善而发生移动,通常从核心旅游景区所在城市移动到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旅游运输通道的改善会促使相应旅游线路的选择集中度逐渐增大,而区域内其它通道的改善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增长幅度。③ 旅游线路重复系数变化与旅游运输通道的发展程度具有一致性。④ 旅游空间模式对运输通道中的旅游交通服务水平提升响应显著,而交通服务水平提升又受旅游运输通道内交通方式完备度的影响。⑤ 旅游运输通道一旦连通两核心景点品质互异的景区,该旅游线路的客流量会迅速增大,甚至在节日出现“井喷”现象。     

广东省旅游产业广域空间集聚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选择旅游产业在广域空间的集聚现象进行研究,针对已有研究在地理学方法使用上的不足,以A级景区、旅行社、星级酒店作为旅游产业的核心组成,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对旅游产业在案例区域的集聚分布程度、集聚分布特征及集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揭示,研究发现:案例空间总体呈现明显的旅游产业集聚;A级景区、旅行社和星级酒店的集聚形态呈现不同演化特征,表现出点状、组团状等不同集聚分布特征;城市自身基础和区位条件影响着旅游核心企业的布局和选址;区位综合价值对集聚分布有主要影响。     

中国三大旅游行业效率时空差异分析

借助DEA模型和ArcGIS空间分析模块,对中国2002~2013年景区、酒店和旅行社三大行业效率的时序变化及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三大行业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各不相同：① 无论是综合效率还是分解后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酒店行业平均效率值均最高,旅行社行业规模效率值最低,而景区行业纯技术效率值最低;② 从时序变化上看,酒店行业效率稳定性最高,景区行业波动性最强,旅行社行业最近几年下降趋势明显;③ 三大行业的旅游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均存在东西差异,但酒店行业地区间差距在缩小,景区行业东西部间差异在缩小,而旅行社行业东西部间差距则在扩大。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中国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空间差异性研究

在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作用关系分析基础上,探究了旅游溢出理论,将其产生机制归纳为知识溢出、市场溢出和竞争效应3个方面。实证分析中,构建了包括入境旅游、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的分析框架,运用中国大陆31个省域2000~2014年面板数据对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全局分析得出中国入境旅游在邻近省市以集聚与合作为主,邻近省域入境旅游发展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辐射带动作用,且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入境旅游业发达的地区,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大。局部分析发现,随着入境旅游的发展,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断强化,中部部分地区提升幅度最大;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空间差异性,东部沿海地区贡献最大,西北地区相对最小。     

广域旅游产业集群：区域旅游发展的地域分工与组织

区域旅游发展是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专题。区域旅游是同一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区内旅游活动。区内旅游供给由跨城市区划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地方小产业集群环环相扣而成,这种分工模式在区域范围内形成一种基于地方产业集群组合的广域旅游产业集群。在这种集群形态内,存在着空间组织、产业组织及运营模式创新的空间。研究区内旅游流在城市节点间的空间演化特征和机制,以及区内旅游流所遵循的典型旅游线路在城市节点间的产业链演化特征和机制,在此基础上,探索基于广域集群组织的区域旅游发展创新,最后在理论上形成提升,形成涵盖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广域旅游产业集群研究体系,对于区域旅游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     

哈大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影响

基于GIS平台,构建可达性模型分析哈大高铁开通后东北各城市旅游交通网络可达性变化特征,然后通过修正引力模型,从时空压缩效应、高铁旅游带的形成、旅游通勤圈空间分异、加剧旅游极化效应等方面分析哈大高铁对东北各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大强化了东北城市的旅游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整个通勤圈时空压缩2 h左右,提升幅度均呈现距离高铁增加而衰减现象,且省际城市间的变化大于省内城市间的变化,东三省的变化大于内蒙东部区域的变化。沿线城市在高铁开通后将获得更大的旅游发展动能,并加快哈大高铁旅游带的形成。沿线城市“一日游”和“两日游”受益明显,偏远城市则在“七日游”方面受益较多;东北旅游应以高铁为契机,精心开发沿线旅游精品线路,加快旅游一体化合作,打造东北旅游新形象。高铁使旅游市场空间分布上出现“极化效应”,提升旅游产业供求效率的同时,拉大了城市间旅游差距,不利于旅游产业协调性发展。今后应以高铁为核心完善快速交通干线布局,将更多旅游城市和旅游景点纳入高铁通勤圈。     

经济发达地区旅游发展动力系统初步研究:概念、结构、要素

在认识旅游发展动力系统研究重要性的基础上,依据已有的对旅游系统的研究,以及对地区经济背景与旅游发展之间的联系的认识,主要从旅游供给角度考虑,针对经济发达地区构建区域旅游动力系统,并阐述此系统的概念以及系统内各要素的概念和作用。此系统包括吸引系统、支持系统和中介系统三个子系统,各子系统内又包括各种影响旅游发展的动力要素。由于此系统针对经济发达地区而构建,因此对区域经济要素的推动作用尤为关注。     

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高尔夫旅游不仅是中国旅游资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旅游产业从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调整的重要支撑点。选取北京市作为研究区域,对18洞及以上共51处标准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下,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985-2000年缓慢发展阶段,2001-2011年蓬勃发展阶段。②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形态已经出现多中心特征,由空间点状集聚分布转向扩散化并形成线状网络体系。③从球场面积的空间容量分布来看,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中心城区球场密度大,但空间容量规模低;外围新兴区域球场密度相对较低,但开发强度高,空间容量规模大。总体上看,区域地形特征、重要水系分布、交通区位条件、配套服务设施、关联产业开发、土地价格、规划及政策引导等各种要素,通过综合作用机制共同影响北京市高尔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