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中国旅游发展减贫效应研究

发展旅游业作为一种有效的减贫手段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急需科学评估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以便为制定切实可行的旅游扶贫政策提供借鉴。基于中国2000—2015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评价了各地区旅游发展水平,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1） 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门槛效应。（2） 减贫效应存在“东—中—西”阶梯式递增的变化特征。（3） 随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具有逐步收敛的边际递减特征,其中旅游发展水平处于低区段时的减贫效应最大,中低区段的减贫效应次之,中高区段的减贫效应不显著,高区段的减贫效应进一步缩小,总体呈倒“J”型。基于此,提出了充分发挥旅游减贫效应的对策建议。     

干旱区绿洲城镇空间贫困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空间贫困是通过研究贫困现象与地理资本之间的关系,分析贫困的空间分异特征,研判致贫原因并制定反贫策略。以2015年新疆南疆三地州社会经济发展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GIS技术、TOPSIS模型并结合熵值法,系统分析了新疆南疆三地州空间贫困分异特征,最后借助障碍度模型进行贫困与地理资本要素的相互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根据各县(市)与最优目标的贴近度,可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类地区:一级贫困区包括塔县、乌恰县、阿合奇县、和田县、喀什市、和田市、民丰县、叶城县、皮山县、阿克陶县;二级贫困区包括于田县、策勒县、巴楚县、莎车县、阿图什市、墨玉县、洛浦县;三级贫困区包括泽普县、麦盖提县、伽师县、英吉沙县、疏附县、岳普湖县、疏勒县。整体上,自然地理环境恶劣,位置偏远、生产资料匮乏,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偏低,基础服务设施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农村人口比重偏高等对研究区空间贫困的影响较为显著。     

发展地理学视角下中国多维贫困测度及时空交互特征

探索贫困监测评估指标体系及区域间贫困时空交互动态特征对当前中国可持续减贫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发展地理学视角,引入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并结合人类发展分析路径与SDGs全球指标框架识别影响中国贫困的致贫和减贫因素,以此测度多维贫困指数,进而采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揭示多维贫困的时空交互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当前贫困监测评估的致贫因子包括农作物受灾比和社会总抚养比,减贫因子则涉及人均GDP、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人均公共卫生支出、每万人医院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植被覆盖率、人均教育支出、高校数量、人均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人均文化事业经费。② 2007—2017年中国省域收入贫困、健康贫困、文化贫困及多维贫困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全国综合贫困程度年均下降5.67%,部分省域的不同维度贫困内部出现差异化。③ 研究期内省域间多维贫困局域空间格局表现为较强的空间动态性,并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增大的变化态势;省域间多维贫困指数随时间演变呈现强的空间依赖关系,形成以西北和东北为高值区向四周递减的变化格局。④ 邻接省域多维贫困交互的时空网络以负向关联为主,仅有陕西与河南、陕西与宁夏、青海与甘肃、湖北与安徽、四川与贵州、海南与广东形成空间上较强的减贫协同关系。研究成果对当前中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尤其是2020年后预防返贫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贫困地理研究及其学科范式

中国减贫事业具有世界意义。回溯中国贫困地理研究特征和学术贡献,归纳其学科范式,对今后地理学研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相对贫困问题,具有重要学科价值。基于CiteSpace 6.1.R2对1988—2020年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的中国贫困地理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明：(1)国家和区域减贫实践促进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机构、作者和发文数量逐渐增长,反映贫困地理研究的需求导向性;(2)城乡减贫政策差异和异构形成了中国乡村贫困地理和城市贫困地理研究分异格局,反映贫困地理研究的城乡二元性;(3)减贫政策调整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动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学科范式的变迁,反映了贫困地理研究的范式演进性;(4)在地理学学科范式框架下,发展地理学和贫困地理学以贫困地理研究为共同领域,发展地理学旨在建构减贫过程、方法和决策,而贫困地理学重在解构贫困过程、方法和决策,代表了两个“学科”共同的研究基础和不同的学术话语表达。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亟需科学评价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成效,通过补齐减贫短板,优化扶贫资源配置,实现区域精准化扶持。本研究在测度彭阳县多维贫困程度的基础上,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的多维减贫效应,并分析了扶贫的困境。主要结论：① 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成效显著,农户多维贫困指标数量k减少了51.66%;② 各维度贫困指标剥夺程度均有降低,降低最明显的维度是生活、资产、住房和收入维度,教育和健康维度次之;③ 根据各维度减贫效应的差异找出减贫短板,分析了彭阳扶贫的困境。最后对如何摆脱减贫困境、推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基于乡村人口转移和农村道路建设的空间贫困破解机理及其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交互耦合形成了空间贫困陷阱,本文在对贵州50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人口转移减贫效应和松桃、威宁、望谟3个典型县域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道路可达性指数空间耦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础上,阐释了破解空间贫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相应政策体系。结果表明：① 贵州国家级贫困县乡村户籍人口向县内城镇转移和县外转移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县内城镇转移比县外转移减贫效应的作用力更大。② 松桃县、望谟县极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和深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贫困村所占比例在15%左右,威宁为10%左右,对该类型贫困村实施整村易地搬迁和村庄撤并;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深度贫困、可达性中等型和一般贫困、可达性中等型贫困村应进一步扩展道路宽度,打通断头路,形成网络,增强通行能力。③ 应坚持以县城为中心的就地城镇化和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等异地城镇化并重,加强对转移劳动人口的技能培训,提升其城镇生存能力。继续加大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保护类村庄的“通村、通组、通户”道路拓宽、硬化等措施,逐步完善自来水、宽带等较为薄弱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展山区“绿水青山”内生性和外生性产业,引导贫困人口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发展地理学视角下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地方分异与治理

在梳理发展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基本理论、分析模式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本地化与减贫的学术探索,构建了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发展地理学分析框架,建立了由经济地理资本、社会地理资本、文化地理资本、生态地理资本和政治地理资本构成的“五位一体”地理资本指标体系,提出了数据处理集成方法和技术流程,系统分析欠发达地区贫困的地方分异与治理方案。实证研究显示：① 地理探测可以确定作用地方贫困的主导地理资本,各主导地理资本对贫困发生率的决定力L_{A, P} ≥ 0.15;② 在不同主导地理资本作用下,5个单维地理资本指数及其合成的区域地理资本指数地方分异明显,存在阻隔和时滞特征;③ 贫困的地方分异可分为经济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生态地理资本约束型、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地理资本约束型4大类共7小类;④ 立足发展特征,挖掘地方动力,提出不同贫困分异类型的地方治理对策和模式。乡村振兴和2020年的减贫转向,应重视欠发达地区贫困的空间分异与空间扩散、空间整合的综合研究,为可持续发展本地化与减贫提供发展地理学解决方案。     

中国可持续减贫的发展地理学研究

中国2020年减贫转向后相对贫困将贯穿于现代化全过程,减贫的可持续性面临着巨大挑战。论文在梳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从发展地理学视角阐述了可持续减贫的内涵、尺度分析模式、对象划分、评价监测,以及路径设计和发展干预。主要结论为：① 可持续减贫是在建立家庭和地方发展潜力与动力基础上的持续减少贫困,并缩小发展差距的思想和实践范式;② 可持续减贫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尺度分析模式,研究减贫的尺度转换过程,反映减贫要素和决策实施在空间的尺度解构和重构;③ 可持续减贫对象分为绝对贫困家庭、相对贫困家庭、相对贫困村、相对贫困乡(镇)和相对贫困县,并提出了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标准;④ 运用“五维地理资本指数”和欧氏空间距离,分析县域可持续减贫成效与区域收敛性;⑤ 可持续减贫通过地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空间整合,推动区域贫困治理由传统模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型;⑥ 可持续减贫突出以地方为主的“内源—外源”融合的发展干预。     

贫困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与学科前沿

中国的减贫实践证明,地理学在服务国民经济建设和支撑减贫瞄准与扶贫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学科价值。然而,由于基本概念模糊、基础理论滞后、学科体系不健全,“理论贫困”成为制约贫困地理学创新发展的最大短板。本文在解析贫困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剖析了贫困地理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学科性质、基础理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框架,提出了未来贫困地理研究中的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贫困是指与一定标准相比,人们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处于劣势、缺少或不足的状态,具有多维性、区域性和动态性特征。在测量标准上,绝对贫困强调“极小值”,相对贫困强调“平均值”。在瞄准对象上,个体贫困关注个人福利或能力的缺失与不足,区域贫困则是从空间视角关注个体福利背后的“区域福利”。② 贫困地理学是一门研究贫困地区的形成、分布、地理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和反贫困措施的学科,以贫困地域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贫困—环境”关系为研究核心,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特点。贫困地理学的基础性理论包括空间贫困理论、区域贫困理论和多维贫困理论,其研究内容与框架包括3个维度、2大要素、2类对象、2大标准。③ 贫困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强化贫困地域系统演化、区域贫困测度、相对贫困瞄准、贫困监测模拟、减贫效应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连片特困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减贫效应测度

为科学测度连片特困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熵权-TOPISIS模型对贫困程度进行评估,并以综合贫困指数为被解释变量,表征物流业发展水平的6个指标(货物周转量、物流业增加值、公路网密度、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和货物平均运距)为解释变量,引入空间杜宾模型(SDM)计量县域尺度下物流业发展对区域减贫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物流业增加值、路网密度和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对区域减贫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物流业增加值每增加10⁸元,本县(区)的综合贫困指数将降低0.060;货物周转量、公路网密度和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对区域减贫的间接(空间溢出)作用明显,本县(区)货物周转量每增加10⁸ t·km^-1,毗邻县(区)的综合贫困指数将降低0.020。均衡物流产业的空间分布、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和调动贫困县(区)物流需求,是发挥物流减贫效应的有效措施。     

空间贫困研究及其对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关于空间贫困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富,逐渐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制订地域减贫政策的重要依据,极大地延伸和拓宽了世界贫困地理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在阐述空间贫困概念、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评述了空间贫困影响因素与特征、空间贫困地图与绘图、空间贫困政策评估与设计等空间贫困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现状和不足,提出重点从空间贫困地理资本、空间贫困陷阱机理和空间贫困地图研制等3个方面加强我国贫困地理的研究工作,有助于丰富我国贫困地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于丰富我国社会地理学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和学术意义,对于我国可持续性减贫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决策借鉴和实践推广意义。     

长江经济带市域尺度减贫成效测度及其时空演替

减贫成效评估是近年来国际减贫战略研究中的热点议题,也是中国未来扩展减贫深度、提高减贫质量所面临的关键问题。论文基于“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构建涵盖经济、人口、社会和绿色4个维度12项指标的减贫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与模糊集方法揭示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域减贫成效状况,引入空间自相关理论解析长江经济带减贫成效的空间分异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2011—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整体减贫成效显著,区域间存在明显空间差异,上游地区市域减贫提升潜力较大;② 研究期内市域Moran's I均大于0且逐年上升,市域减贫成效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集聚特征逐年增强;③ 研究期内减贫成效指数的LISA值存在区域差异,上、中游地区局域空间自相关较为显著,尤其在集中连片贫困区呈现“连块集聚”的关联特征。研究成果可为当前推动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减贫,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乡镇尺度贫困地图绘制及空间贫困陷阱检验——以皖西地区为例

基于个体福利和区域综合发展指标,采用Arc GIS、Geo Da等分析工具,以乡镇为研究尺度绘制皖西地区贫困地图,分析贫困的空间演化并检验空间贫困陷阱的存在。结果显示:皖西地区存在贫困的空间集聚现象和一定的空间贫困陷阱。基于个体福利水平的空间贫困区相对分散,空间集聚程度有增强的趋势,但局部空间依赖性呈减弱趋势;基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的空间贫困区相对集中,整体空间集聚程度较低且逐渐减弱,局部空间依赖性呈增强趋势。这表明空间贫困和贫困陷阱的发生与发展不单受自然因素的制约,社会经济因素也可能造成空间贫困,整体发展较好地区的区域贫困问题值得关注。     

中国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重点检验了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农村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2010—2017年间中国省域农村贫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经济城镇化集聚现象呈现逐渐消减的态势。②人口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特征,而经济城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呈倒“U”型特点,土地城镇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尚不明显,但主要表现出加剧农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③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二者对农村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门槛”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减贫直接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减贫潜力较弱,而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城镇化减贫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益贫性的溢出效应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各省域经济城镇化减贫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门槛均已突破,整体上以益贫性为主。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完善相关制度改革。有效、有序地扩张城镇空间,优化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和强化其质量升级,增加城镇就业空间,提升城镇整体辐射带动效应。统筹协调区域人口、空间、资源等的分配与利用,充分发挥要素集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作用,合力推进农村长效、稳定减贫,促进城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贫困的影响

减贫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位目标,厘清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理与成效,可为乡村扶贫开发提供新视角、新路径。论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探究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机理,并集成多源数据与多元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作用路径与影响的异质性进行了系统性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存在直接与间接双重路径。三维贫困标准下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对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减缓边际效应为67.5%,且减贫效应稳健。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群体差异,因贫困群体的贫困程度、受教育水平与贫困类型不同而呈分异特征,对深度贫困群体和低受教育水平贫困群体的减贫效应相对较小,对收入贫困、就业贫困、健康贫困与生活贫困均具减缓效应。需要科学识别农村普惠金融与贫困群体/地区的耦合过程,实现普惠金融的差异化供给及其与农村教育的深入关联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深度、广度与可持续性。     

中国丘陵山区农村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丘陵山区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聚集区,开展丘陵山区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对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以村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刻画了于都县农村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识别了丘陵山区驱动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揭示了农村贫困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特征,且聚集效应随减贫力度加大有所减弱;② 坡度、行政村到县城中心的可达度、路网密度和公共服务点数量是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子,且随时间推移,资源禀赋不足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区位条件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③ 不同时期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农村贫困化有其自然和人文根源,科学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以深化贫困发生机制理论认知为基础,协同推进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的减轻,从而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     

县域空间贫困的地理识别研究——以宁夏泾源县为例

空间贫困研究是对多维贫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创新空间贫困度量方法是精准配置扶贫资源和提高农村扶贫质量的关键。本文借鉴国际空间贫困研究的基本理论思想,总结出了空间贫困三维结构分析框架,构建了县域空间贫困指标体系和地理识别方法,以宁夏泾源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例,开展了空间贫困地理识别。研究发现：① 不同自然地理区SPI排序为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均值1.571）>剥蚀构造丘陵区（均值-0.199）>侵蚀构造石山区（均值-0.334）,表明侵蚀构造石山区贫困程度最大,是减贫重点区域,其中3个自然地理区空间贫困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经济劣势（C₄~C₇、C₁₇）,主要差异是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生态劣势（C₂₅、C₁₆）>经济劣势（C₅）>位置劣势（C₂₀）>政治劣势（C₈）;剥蚀构造丘陵区经济劣势（C₅~C₇、C₁₇）>位置劣势（C₁₈~C₂₀）>生态劣势（C₁₆、C₂₃~C₂₅）>政治劣势（C₈）;侵蚀构造石山区经济劣势（C₄~C₇、C₁₇）>政治劣势（C₈）>位置劣势（C₁₈~C₂₀）>生态劣势（C₁₆、C₂₁~C₂₅）。② 不同民族村SPI排序为汉族村（均值1.484）>回族村（均值1.262）>回汉混居村（均值-1.033）,表明县域尺度上回汉混居村是减贫重点村。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的共同特征是由于距离最近市场远（C₁₇）形成的经济劣势,以及人均耕地面积（C₂₃）和农作物特别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小（C₂₄）形成的生态劣势。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的主要差异在于汉族村人居环境差和灾损率高形成的生态劣势,以及贷款不足（C₅）导致的经济劣势突出,回族村主要因文化知识素质较低（C₁₂、C₁₃）导致进入市场的机会成本高而形成经济劣势,回汉混居村因汉族和回族生产生活方式差异,造成扶贫资源配置困难,农户对扶贫政策满意率最低（C₈）,反映该类村空间贫困的政治劣势最为显著。③ 同一自然地理区域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存在显著差异。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汉族村、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SPI均值分别为0.526、2.557和1.644,表明该类型区汉族村贫困程度高,经济劣势显著（C₅）;剥蚀构造丘陵区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的SPI均值分别约为0.321和-1.934,表明该类型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较高,经济劣势（C₂、C₆、C₇）和生态劣势（C₁₆）突出;侵蚀构造石山区汉族村、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的SPI均值分别为1.031、-0.029和-0.842,表明该类型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亦高,经济劣势（C₅~C₇、C₁₇）、政治劣势（C₈）、位置劣势（C₁₈~C₂₀）和生态劣势（C₁₆、C₂₅）并存。因此,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的汉族村、剥蚀构造丘陵区和侵蚀构造石山区的回汉混居村是减贫重点村。     

深度贫困区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甘肃省岷县东部山区为例

科学揭示深度贫困区的贫困发生机制、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对于目前脱贫攻坚返贫预警机制构建和2020年后相对贫困阶段扶贫开发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A-F方法,构建农村家庭收入、健康、生活质量、教育4个维度11个指标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方法,访谈调查甘肃省岷县东部山区119户农村家庭,从农村家庭户主个体特征、农村家庭特征及村庄地理位置3个因素选取9个变量,定量分析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深度贫困区农村家庭普遍呈现出多维贫困特征,多维贫困发生率H、多维贫困指数MPI随剥夺贫困值增加呈现下降态势;(2)研究区农村家庭的主要致贫因素为学历、疾病、收入来源和人均收入;(3)户主个体特征、农村家庭特征及村庄地理位置各变量均对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产生影响,尤其是户主年龄、常年生病病人数与多维贫困状况呈现显著正相关,户主文化程度、人均耕地面积呈现显著负相关。     

黄土高原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黄土高原属于生态环境脆弱与农村经济贫困的复合区域,研究其村域多维贫困及空间异质性有助揭示乡村贫困原因及空间格局。以宁夏彭阳县为研究区,运用A-F法对村域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和回归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异质性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农户多维贫困程度较深,K = 3时,多维贫困指数（MPI）为0.045,平均剥夺份额0.361,主要致贫维度是住房、健康和教育,贡献率分别为0.263、0.245、0.227,收入维度贡献率仅占0.130;② MPI空间自相关Moran's I值为0.2,即存在正相关,呈现“南北高,中部低”的格局;③ 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行政村到镇中心的距离、村平均高程、村委会到主要河流的距离是影响MPI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因子,其决定力q值分别为0.552、0.396、0.326,且在最小二乘线性回归（OLSR）和分位数回归（QR）中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④ 各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黄土高原农户福利缺失、基础设施落后与产业发展受阻、乡镇政府职能被削弱的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分异机制。⑤ 最后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源上解决农村医疗、住房、交通设施落后等难题的建议。     

中国农村深度贫困的空间扫描与贫困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从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中选取贫困的影响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确定了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GIS空间分析和BP人工神经网络,分别模拟了省域、市域和县域3个尺度下的自然致贫指数与社会经济消贫指数,进一步计算获得了3个尺度下的贫困压力指数,对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借助Flexible空间扫描探测识别出深度贫困县,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主导致贫因素,并提出差别化的减贫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省域、市域、县域3个尺度的自然致贫指数和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呈现出明显的“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社会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一致性不高,县域尺度更为破碎。以黑河—百色线为界,县域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上表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分布状态。识别出的全国贫困县共计655个,主要分布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② 3个尺度下,空间扫描识别出的贫困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县域尺度下识别出208个深度贫困县,多位于省际边缘区。③ 地理探测器识别出深度贫困县的7个致贫主导因素,按照主导因素将深度贫困县划分为地形要素制约型、区位交通制约型、经济收入制约型和生态环境制约型4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