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尺度人居环境的主客观综合评价——以广州市为例

为了帮助实现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人本主义"回归,利用系统学方法构建了"人居环境满意度"与"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综合分析的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搭建主客观耦合的指标体系,并利用AHP法求得各指标的权重。文中以广州市为例,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客观水平和主观满意度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满意度与建设状况呈现趋同与趋异两种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最快,满意度最高;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滞缓,满意度较低。对于"居住、环境卫生、生态维护"等指标,虽然客观建设速度突飞猛进,但居民对其仍十分不满意。了解民意,不断缩小人居环境供给(建设水平)与需求(满意度)之间的差距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目标。     

基于主客观比较视角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适配性评价——以江汉平原公安县为例

乡村人居环境是农户日常生产生活据以展开的设施及条件,基于主客观比较视角的乡村人居环境适配性评价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论文立足江汉平原公安县乡村抽样调查和访谈数据,以乡村生活空间可及性解析环境供给水平,以居民生活条件满意度解译农户需求意愿,以乡村人居环境适配性解构供需差异,据此提出乡村人居环境优化方向及路径。结果显示：2017年案例区乡村生活空间可及性聚集分布最大值为44.75%,隶属“中类”,以就业空间与休闲空间可及性最为薄弱;乡村居民生活条件满意度聚集分布最大值为0.467,隶属“中类”,其中农村自然环境与经济运行环境的满意度评价最低。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适配性在县域尺度和农户个体尺度均呈“中—中”类型适配模式,但在不同尺度的不同维度表现出差异性。研究结果可为案例地区及相似地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定居牧民对草地退化的适应策略——以那曲县为例

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在青藏高原腹地那曲县3个典型乡镇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定居牧民对草地退化的适应策略.结果表明:研究区草地均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夏秋草场较冬春草场退化更明显.草地退化对牧民生计最明显的影响是牲畜大量死亡,牧民依靠省吃俭用及借贷勉强维持生计.在应对草地退化方面,政府采取集约化的思路,主导“四配套建设”.但定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牧民生计的脆弱性.牧民采取了多种适应策略,然而,集约化的适应策略极大地增加了牧民的负担,定居牧民难以通过迁移来实现草料补给及应对极端灾害天气的胁迫.因此,政府的应对策略应该有所调整,不能仅仅局限于集约化,应当采取措施,扶持牧民的生计多样化,大力扶持牧业合作社的发展,同时,尊重牧民联户放牧的意愿.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南方丘陵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以赣州为例

以赣州18个县(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由目标层、系统层和指标层组成的乡村人居环境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南方丘陵地区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运用Arc GIS9.3对2013年赣州市乡村人居环境空间分异进行可视化与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在5项一级指标中,社会文化环境所占权重最大,经济指标权重最小,说明在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社会文化是一项重要指标,经济是基础指标;(2)赣州乡村人居环境呈现"单核突出,整体跟进,局部沦陷"的空间格局;(3)表征人居环境质量的各项指标在空间上显示出集中程度不同的空间分异特点。通过对案例区人居环境空间特征形成机制的分析,以期为赣州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参考和建议,并尝试为南方丘陵区同类型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科学依据,促进该区域乡村人居环境协调发展。     

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宝鸡市为例

城市空间聚落是形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良好的人居环境是居民生活满意的有力保障.以问卷调查第一手数据为依据,选择宝鸡为研究对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与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对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问题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城市居民生活综合满意度水平为比较满意,在人口来源、职业、月收入、居住时间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差...     

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

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加强其定居意愿特征分析对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特征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分异明显,呈现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城市安全性”的递减特征;②中国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等4个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但二者关系并不完全呈简单的线性特征。③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住房价格感知和地理区位等参照变量,以及年龄、性别和职业等个体与家庭属性也是影响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城镇人居环境舒适指数及其组合因子研究——以湖南省长沙县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镇规模不断扩展,城镇人居环境恶化趋势明显,改善城镇人居环境对提升中小城市综合竞争力,以及推进城镇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加快城镇人居环境建设已成为我国城镇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基于结构式访谈获取的120份长沙县城镇人居环境舒适满意度问卷调查资料,结合城镇人居环境舒适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结果表明,长沙县城镇人居环境舒适指数为0.82,属于较好水平,但居民对城镇人居环境舒适满意程度评价为一般。在此基础上,从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分析了城镇人居环境舒适指数的组合因子,并提出改善城镇人居环境的政策建议。     

中国乡村长寿现象与人居环境研究——以湖北钟祥为例

乡村长寿现象与人居环境的关系,是地理学与相关学科关注的课题。本文基于人文地理学与人居科学、环境科学和乡村社会等多学科视野,根据世界长寿之乡和中国百岁老人的分布规律,阐述了乡村长寿现象的涵义,分析了客观存在的乡村长寿现象及其成因。同时,以湖北钟祥为案例,运用模糊评价法、综合评价法和比较研究法,系统考究了乡村长寿现象与优越自然生态环境、和谐人文社会环境以及舒适人工居住环境的关系,归纳了乡村长寿现象的客观必然性和成因的综合性、长寿与人居环境的正相关性、山区与平原乡村长寿现象的同质性以及人类诉求健康长寿的永恒性等五个可供思考的重要命题,并对建设有利于"居民健康长寿"的乡村人居环境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2010—2020年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演变特征

科学评价并揭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变化规律有助于指导乡村建设活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本文构建包括生产基础、生活设施、公共服务、卫生环境和农业环境5个维度21个指标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对2010—2020年全国、区域及省级尺度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及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 2010年以来中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和卫生环境两个维度贡献率最大,农业环境维度贡献最小。(2)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地区最低;东部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快于其他地区,公共服务维度改善最为明显。(3)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格局呈现“T”字形,东部沿海和长江沿线省份水平高,中西部大多省份在乡村生活设施和卫生环境维度存在短板。各省份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相对差距呈缩小趋势,卫生环境维度缩小最为明显。从强化与社会需求结合、补足区域发展短板和协同农业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建议。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居文化环境质量演变驱动机制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将重塑中国现有乡村人居文化环境格局并形成城乡人居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在科学界定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基础上,侧重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时空基底;并围绕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质量测度,遴选影响人居文化环境变化的关键人类活动因子,构建由目标层、系统指标层、目标分解层与具体指标层所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人地关系理论、复杂系统理论、景观生态理论,借助Delphi及AHP法和ArcGIS平台探析2005~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乡村人居文化环境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乡村人居文化环境质量呈现差异化上升的趋势。宜昌、长株潭地区的乡村人居文化环境质量一直处于优良级别,武汉、南昌两大省会所辖乡村地区发展迅速,衡阳市、常德市等传统工业基地已由优良等级逐步降为较差或恶劣等级。② 乡村人居文化环境及子系统质量的演变并非完全同步。人居物质文化是人居文化环境系统演变的基础,直接带动了人居制度文化的优先演变,人居精神文化环境滞后于人居物质、制度文化环境的演变。③ 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时空演变由政府体制机制扶持保障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支撑多元主体需求力、农村公共设施服务力“四轮”共同驱动。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影响分析

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是乡村发展转型进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论文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能源消费结构、居住条件、环境卫生5 个方面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皖南旅游区进行实证测度,探讨该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表明:①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得分总体上呈现“双核突出,中部跟进,外围凹陷”的异质异构空间格局;②基础设施空间呈现“三核并驾,北高南低”分布结构,主要位于屯溪区、青阳县和案例区北部,展现东西向渐变特征;③ 公共服务设施兼具“双核”分布特征;④ 能源消费结构和居住条件呈现以屯溪区为核心的单核结构;⑤ 环境卫生则主要集中在在歙县和宁国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旅游发展、地域文化等自然和人文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作用大小、方向存在明显差异。气候条件、贫困程度、空间距离3 个因子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其余因子均为正向影响。自然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等是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长期延续积累下来的对人居环境质量起到相对稳定作用。旅游发展过程中注入的一系列新型人地关系因素是当前影响皖南旅游区人居环境关键性驱动力。影响因子与评价因子两组变量之间存在典型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同时,影响因子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直接效应,并通过其他变量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间接作用效果。     

河西走廊城乡居民点空间分异特征及绿洲孕育度分析

绿洲和绿洲所孕育的城镇与乡村聚落是西北干旱区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的核心,探究绿洲与居民点的关系对干旱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意义重大。研究通过Google Earth目视解译,识别提取河西走廊全域绿洲和城乡居民点空间特征信息,运用GIS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地对河西走廊2016年城乡居民点的规模、形态结构与类型特征进行分析,并首次提出了干旱区居民点的绿洲孕育指数,进一步分析了城乡居民点的绿洲孕育程度。结果表明：（1） 河西走廊居民点规模与密度分异特征显著,居民点用地规模普遍偏小,平均规模仅为0.05 km²。居民点分布呈现高密度小规模和低密度大规模集聚分布的特征,居民点密度和集聚度均以城市为中心呈距离衰减规律。“热点”探测发现,山丹县以东是河西走廊地区居民点分布的热点区。（2） 居民点形态结构分析表明乡村聚落的连接性和稳定性自东向西逐渐减弱,居民点面积差异性从城市“中心—边缘”在逐渐的缩小,其中瓜州县、玉门市和金塔县等区域居民点的平均形状指数和平均分维数耦合度高,自然分布态势强,斑块形状复杂。（3） 绿洲孕育指数较高的嘉峪关“人—地”关系矛盾突出,城乡发展极大受绿洲规模限制;而凉州区、民勤县等绿洲腹地空间宽广有利于城乡居民点发展。     

基于Alpha Shape算法的分散式乡村聚落形状划分及其形成研究——以米脂县龙镇为例

为了定量划分分散式乡村聚落的形状类型并探究其形成原因,以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米脂县龙镇为例,尝试使用Alpha Shape算法对聚落形状进行提取,通过Boyce-Clark指数计算并划分聚落形状类型,最后结合多元线性回归和回归树的方法探究影响聚落形状的因素。结果表明：100 m滚动半径下,Alpha Shape算法能够提取76.1%聚落的精确轮廓;研究区乡村聚落形状类型可以分为块状矩形及其变种、延伸形、哑铃形和串珠形、带状矩形及其组合、线形5种,Boyce-Clark指数依次增加;高程和Boyce-Clark指数呈显著正相关,水资源可获取性与Boyce-Clark指数在高海拔地区呈负相关,聚落面积与Boyce-Clark指数先呈负相关后呈正相关。研究结果可为分散式聚落生活空间边界的划定提供参考,增进对黄土丘陵沟壑区分散式聚落形态的认识。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进展与展望

乡村人居环境的内涵可分解为人文环境、地域空间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三者之间遵循一定的逻辑关联,共同构成乡村人居环境的内容。国外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经历了乡村地理、乡村发展和乡村转型3个阶段,研究趋势也由单一学科向综合学科发展。国内乡村人居环境的研究学科主要有建筑学、地理学和社会政治学等,其中地理学经历了乡村聚落研究、乡村环境研究和乡村文化转型研究3个阶段。该文讨论目前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其研究方向。     

青藏高原高寒牧区聚落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以藏北那曲县为例

以青藏高原北部牧区那曲县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时相高清遥感影像精确提取的2005、2010和2017年3期聚落斑块数据,综合运用GIS分析技术定量测度了那曲县聚落演化的总体特征和空间指向特性,并进一步探讨了聚落格局及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5~2017年,那曲县聚落规模和密度均呈增大态势,由数量增长型扩张转变为规模增大型扩张;聚落形态演变表现出阶段性差异,由空间无序向规整有序转变;聚落以小型为主,面积小于1 hm ²的斑块数占比高达69%,在时间演化上小聚落向大、中型聚落晋级趋势明显;聚落规模空间相关性显著,大斑块集聚区以县城所在地为中心沿青藏公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小斑块集聚区长期围绕那曲镇外围呈“环形”分布。②特殊的自然本底塑造了那曲县聚落低山缓坡趋向和亲水近路特征,受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影响,聚落布局呈现避灾特性,聚落演化的优质草场指向性明显,随着高原乡镇经济职能的日益强化,聚落演化逐渐呈现出与内陆城镇化地区类似的乡镇中心地指向。③高海拔、破碎地貌、自然灾害多发易发、草场禀赋差异及水系纵横等自然环境因素塑造了那曲县聚落大范围小规模沿河谷阶地零散分布的基本格局,而政策、市场化与人口增长、区位条件、管理制度及文化观念等社会人文因素是推动聚落演化的主要动力。     

Optimizin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life quality

Optimizing rural settlement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pe with rural declin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life and attractions.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life quality theory”. Based on the mechanisms govern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rural settlement space and life quality,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Three aspects are evaluated –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functions,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gulation of spatial scale – with the objective of building an optimization mode and framework for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with high life quality. Our results suggest the following: (1) The settlement is the spatial carrier of life quality, which is an essential settlement component, and these two aspects influence and improve each other. Therefore, reasonable rural settlement space is an important precondition for higher life quality. (2) The spatial function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ose that maintain livelihoods, develop industry, and upgrade life quality. Optimizing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based on life quality requires promoting the maintenance of livelihood,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mplantation in quality improvement. (3)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optimizin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One is promoting the organic concentration of living,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spaces, the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intercourse, recreational, and services spaces, and the organic balance of living,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spaces, so as to reasonably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spatial types in settlements. The other is forming a functional structure level of a “comprehensive village–featured village” and building spatial organization settlement modes connected by rural roads by relocating and adjusting the function of villages. These changes would require the destruction of underdeveloped villages, retaining normal villages, enlarging important villages, and constructing new villages. (4) As an ideal mode for optimizing rural settlements space based on life quality, the Rural Road-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 (RROD model) should be built at a rational scale for unit settlement and distance between settlements, leading to a fully functional RROD system with rational structure, auxiliary facility, and well-organized distribution.     

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地域分异特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以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8个抽样村进行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从乡村聚落的居住条件、居住设施和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探讨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乡村聚落研究是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的基础。由于地域范围广泛,区域内的资源禀赋与地域组合、经济发展基础、文化传统等条件差异悬殊,因此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较为明显,在聚落空间格局（规模、密度、形态）、居住条件（住房面积、住房结构、建筑特色）、居住设施（道路、饮水安全、网络电视开通率等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和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盆地-丘陵-低山区、发达-欠发达-落后、近郊-远郊-偏远等地貌、经济、区位梯度差异。     

中心地模式的实验研究——江苏省赣榆县和灌云县城镇网的优化设计

中心地理论提供了研究城镇体系的空间布局和等级结构的方法，对农村地区集镇体系研究更具有指导意义。本文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对江苏省赣榆县和灌云县集镇体系的基本结构、形成机制及现伏集镇体系的不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二县集镇体系布局的优化设计。     

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

引入“生活质量理论”,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双向循环互动机理,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研究认为：① 聚落是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生活质量是聚落的本质内容,乡村聚落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② 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③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有机集聚,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以实现聚落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二是要通过聚居区位转换与聚落职能调整,移拆部分衰落村落,保留部分一般村落,扩大部分重点村落,新建部分新型村落,形成“综合村—特色村”的功能结构等级,构建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④ RROD模式是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理想模式,该模式的构建要合理确定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引导形成结构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分布有序的RROD和RROD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