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市场的地域结构研究

阐述了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形势和我国面临的挑战,剖析了对华直接投资的资金市场地域结构现状和变化特点,针对资金市场地域结构所的问题提出了基本对策。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较多的受到国家政策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资源导向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基于2002-2012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2003-2011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金额数据,在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从"关系"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系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和区位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产业分布、投资模式和企业所有制方面都相对集中,但都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东道国之间存在密切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空间重组的影响分析

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成为全球经济空间重组的重要力量。本文总结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由来、发展特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在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的重要作用与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强调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的三足鼎立格局以及西太平洋地域经济空间结构形成与演进的重要作用。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因素研究

针对近年来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历年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数据,引入重心测度模型,综合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特征及投资重心演变,并结合2007-2015年投资东道国国际面板数据运用OLS方法分析了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研究表明：（1）广东省投资分布极不平衡,以亚洲为主,重点流入避税地,整体投资重心沿北纬23°西移,投资来源地主要为珠三角地区;（2）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行业、方式等都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民营企业是投资主体,重点投资第三产业,跨国并购活跃;（3）东道国市场、科技水平、资源丰裕度是影响广东省投资的主要因素,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成本和集聚因素的相关性不显著。     

企业海外集群与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和区位选择均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的热门话题,着眼于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东道国国别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较为注重特定的国别状况,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贸易开放、资源条件等因素均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此外本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海外集群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不可忽视因素。利用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构造二值选择模型,并使用浙江省在某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度量在该国的海外集群状况,研究发现:企业海外集群是东道国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优势,并且这种区位优势在资源越丰富和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发挥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消除回归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地理距离作为企业海外集群的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二值选择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通过分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企业海外集群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均保持不变。结果说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具有自我延续性,也反映了信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     

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CSSCISSCI

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统计数据归纳了2000年以来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演变,揭示出江苏对外资投资存在着整体规模不断上升、投资区域向发达国家集中、投资行业第三产业超第二产业、民营企业成为中坚力量、苏南占主导地位等结构演变特征。并且利用相关理论展开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的人均GDP、外汇储备量、区域间贸易联系、国家和地方政策,东道国的关税率、经济发展水平、投资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企业的资源因素、利润率和企业性质均对江苏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影响。     

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

本文运用大量数据和资料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变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基地的产品、市场结构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以及在不同区位类型下形成的企业内国际分工性质。     

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强调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还可能取决于因产业地理集聚和地方化贸易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本文采用1999~2004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期外商投资对于跟进投资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信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联系效应,从而直接导致外资的产业累积效应。外商也强烈偏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盈利率高的产业。外商在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尽量避开实际劳动成本较高和进入壁垒较高的垄断性产业。本文的结果显示,发挥本地优势,完善产业配套,促成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投资的区位因素重构——决定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视角

针对对东道国的国际研发投资不能再无限二次分割的困境,将决定东道国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因素,纳入到了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一国区位决定的因素框架体系。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立足单一区域视角提出的供求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FDI）、研发投入等未能很好反映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格局。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不是由中国目的城市某孤立“点”上的因素决定,而是由目的城市可带动的“面”上因素决定。对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决定研究,因此不能再基于传统的“点”对“点”的视角。北京、上海等在中国国际研发投资中占据的绝对主导位置主要与它们在中国城市交通、创新等网络中所处的绝对核心位置有关。这些发现有助于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区位决定,并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对美国州层面直接投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探究——以得克萨斯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发展历程。2016与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FDI）流量与存量先后跃升至全球第二位,由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国转变为世界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在中美双方经贸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入背景下,美国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位东道国。投资是落于具体地域的,不同尺度地域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导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时空分异的重要原因。立足于中国（投资母国）视角,以美国州内各选区为研究地域尺度,利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美国典型州——得克萨斯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格局与演变特征进行了探讨,同时引入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COFDI在得州内各选区间投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得州内COFDI存量持续增长,但阶段性特征明显;(2)得州内COFDI以国有企业并购为主,且主要集中在能源产业;(3)COFDI州内集聚程度较弱,局部选区间多呈现出相异属性集聚特征;(4)市场规模、劳工人数、交通通达性、华人移民数对C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成本、教育水平、税率、经济密度对COFDI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向作用。研究结果可为中国政府、跨国企业在...     

地域系统理论与北京山区优化开发研究

地域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理论基础。本文结合《北京山区优化开发研究》课题的实践,讨论了地域系统的结构与机制、地域过程的极化与扩散、地域系统的调控、地域系统类型与综合区划等地域系统理论的基本内容。     

经济体制转轨下的无锡市城乡地域结构演变响应

城乡地域结构与经济体制响应关系研究,是从体制变革出发剖析中国城乡地域空间演变规律的重要视角。对比1978-2010年长三角地区无锡市城乡地域结构演变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发现二者变化阶段具有一致性,城—郊—乡地域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地域结构演变,响应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通过选取经济体制核心要素(固定资产投资所有制结构)为体制变量、地域结构要素(城乡地域范围)为空间变量,建立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IRF),刻画城乡地域空间对体制变量的响应状态,并利用方差分解函数(VD)进一步分析体制变量对城乡地域结构演变的贡献率。结果表明: ① 城乡地域结构中,城乡过渡地域对体制变量的响应强度最高;② 城乡地域各个空间对私有经济投资变化均表现出响应强度相对较大、持续时间长的特征,城市建成区扩展对国有经济投资变化响应迅速,并呈负响应关系,而乡村建设用地增加主要响应集体经济投资变化;③ 在体制影响下,城市建成区和乡村自身发展状态的惯性对其演变依然长期起着重要作用,而城乡过渡地域的自身发展状态惯性在经济体制转轨影响下很快失去主导作用。     

区域地理系统单元等级圆锥建模

本文基于S.Beer空间分辨率圆锥,应用等级体系理论,结合地理学有关研究成果,探讨建立一种具有尺度单元结构性质的区域地理系统模型———区域地理系统单元等级圆锥。研究认为,区域地理系统单元等级圆锥由地理最小结构单元、地理基本功能单元、地理景观单元、地理景观类型单元与地理景观类型组合单元组成,它们分别实现地理学“最小空间粒度划分”、“基本空间过程分析”、“空间过程共轭分析”、“类型划分”与“类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方法,分别体现地理学“还原分析”、“过程分析”“整体分析”、“类型分析”与“综合分析”的研究思想。     

可持续农业的区域观念和等级结构

可持续农业是地域性较强的问题,若离开区域讨论可持续农业,并不符合持续农业发展人地系统结构优势的基本要求。文章对可持续农业的地域性和地域体系的等级结构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可持续农业须立足一定的地域,构建良性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家业协调系统。将可持续农业地域体系划分为四类：自然地域类（Ｎ类型）,行政地域类（Ｐ类型）,经济区域类（Ｅ类型）及全球和区域组织类（Ｇ类型）。     

区域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及其实践意义

区域持续发展是从实践中提出的重大课题，理论滞后于应用为其基本现实。没有理论的行动是盲目的。区域持续发展理论建设已迫在眉睫。理论建设包括科学体系、理论基础、基本理论和核心理论层次，本文主要对其基本理论层进行论述，认为现代人地关系协调论、区域PRED系统论、区域发展控制论和人地相互作用潜力论构成了区域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对于构建区域持续发展核心理论以及指导当前的区域持续发展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珠江三角洲集装箱港口体系演化及动力机制

港口体系的发展对区域发展乃至国土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一直是港口地理的研究核心,而区域性集装箱港口体系的演化规律及动力机制是港口体系理论的内涵提升。选取珠江三角洲的31个港口为样本,以1970-2013年为研究时段,采用集装箱港口数量、吞吐量等长时间序列数据,刻画了珠江三角洲集装箱运输的总体发展与集散趋势,分析了集装箱港口体系的演化过程,重点凝练演绎其演化模型,并揭示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珠江三角洲集装箱港口体系的演化过程呈现集中化和分散化两种发展趋势,并经历了特点各异与格局明显不同的5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原始单核结构→孤立双核结构→极核枢纽结构→双核枢纽结构→多核发展结构”的演化模型;珠江三角洲集装箱港口体系是在众多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下实现“港口集装箱化”的演化过程,包括自然条件、经济产业、技术条件、港航市场、政策和制度等,各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该研究有助于完善港口体系的演化模型理论,并能为珠江三角洲的港口建设提供指导。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研究的新方法——位序累积规模模型

利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与位序-规模法则定量分析2000~2014年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其变化特征。结论如下：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比与演变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更能准确刻画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特征;中国各省区\begin{array}{c}\beta \end{array}值排名靠前的多属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变化大致表现出增幅东大西小、增长率南高北低的特征;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能较准确地反映出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地理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影响不再显著。     

安徽省长江沿岸港口体系规模组合与空间结构分析

借助差异指数和罗化兹曲线等技术废划了安徽沿江港口体系规模组合与空间结构的地域差异特征;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该港口体系规模组合与空间结构地域差异的成因机制;最后在定性与定量上阐述了该港口体系规模组合与空间结构的动态演变规律。     

丘陵山区城镇体系的分形特征——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

运用分形理论,对赣州市城镇体系的规模分布和空间结构的分形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在城镇规模分布方面,中等位序的城市较多,人口分布比较均衡,认为是一种较低水平的均衡;(2)在城镇空间结构方面,城镇空间分布呈现出集聚性特征,城镇的空间关联程度不够紧密,空间相互作用强度不大。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对赣州市城镇体系建设提出了建议。     

广东珠江三角洲外围城市协调度评价及发展策略

依据2012年广东省经济-社会公平-生态环境方面的数据,构建经济-社会公平-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物理学中耦合协调度函数建模法,定量分析了广东省珠三角外围粤东、粤西和粤北12个地级市的经济-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各市经济、社会公平、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的发展程度各异,省内不同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也存在一定差距,一半城市处于协调发展阶段。根据各城市经济、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的发展现状,将其划分为3种类型：1）经济发展落后于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地区,包括河源市、梅州市、云浮市、汕尾市等,未来在城市发展中重点要促进此类地区人口和产业等要素的集聚。2）经济发展较快但区域差距扩大地区,包括湛江市、茂名市、阳江市、韶关市和清远市,此类地区未来城市发展重点要提高中心城市人口的承载力,吸引人口和经济要素同步集聚;同时培育市域副中心,形成新的增长极,扶持县域经济的发展。3）经济发展较快而生态环境保护滞后地区,包括汕头市、揭阳市和潮州市,此类地区未来城市发展要重点加强建设区域性的生态环保基础设施,优化已经发展的城镇地区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