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verning Large Carnivores—Comparative Insights from Three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governance of large carnivores is often surrounded by conflicts. Along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governing large carnivores through centralized, top-down governing and a general shift towards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in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this has led many countries to establish various collaborative measures in large carnivore governance – often presented as a catch-all solution to problems of legitimacy, democratic deficit and effectiveness. However, the field of large carnivore governance currently lacks a coherent understanding of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different kinds of collaborative arrangements. In this paper, we address this knowledge gap. Using the framework of modes of governance to categorize and compare the governance of large carnivores in Norway, Sweden and Finland, we discuss 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of various governance modes and identify gaps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literature. The main conclusion is that all three governance systems need to incorporate more interactive governance elements.     

黄山市古村落综合品质城乡分异研究

探讨不同城镇化地区的古村落综合品质分异特征,对于协调城镇化与古村落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以黄山市82个古村落为研究对象,构建黄山市古村落综合品质评价指标体系,划分城市、城郊、乡村3类城镇化地区,探讨沿城乡梯度古村落综合品质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城郊古村落综合品质最高（3.69）,城市古村落综合品质次之（3.66）,乡村古村落综合品质最低（3.19）,黄山市古村落综合品质城乡差距显著,城市、城郊古村落综合品质显著高于乡村。其中,城市古村落经济发展品质明显高于城郊、乡村,城市、城郊古村落居住设施品质明显高于乡村;城郊古村落历史文化品质较明显高于城市、乡村;生态支撑品质城乡差异不显著。针对古村落综合品质城乡分异特征给出不同城镇化地区的古村落综合品质提升措施。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基于GIS技术和ESDA方法揭示中国地级市城乡发展协调空间特征,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城乡发展协调体系由要素、结构、功能、政策等层级构成,具有层级内协调与层级间互馈特征。② 城乡投资、产业、收入、消费等分项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投资协调指数、产业协调指数、收入协调指数、消费协调指数区域间差距依次减小。③ 城乡协调发展综合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东中西分异,高值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少数中心城市地区。④ 经济增长、城镇化、对农投资、消费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投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城市化进程中曲靖市麒麟区村镇布局研究

在快速城市化区域,村镇的布局与形态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空间的扩张是城市区域对周边乡村聚落空间的倾入过程,也是周边村镇空间演变的过程。曲靖市麒麟区是云南省曲靖市中心城区所在地,以麒麟区行政范围内的镇、乡、行政村及自然村为对象,实证分析麒麟区区域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村镇空间布局与形态特征及形成原因,探讨村镇布局形态与中心城区的空间关系,提出村镇形态发展的建议,为西部地区的区域城市化建设提供依据。     

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机制

构建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水平格局,并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二者协调程度的时空演变,探讨城镇化和农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15年,我国东西部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化整体水平有所提升,但区域之间差距逐渐拉大,农村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其变化幅度没有城镇化剧烈,但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发展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区域之间差距有逐步缩小的趋势,东部沿海地区耦合协调度较高,西部地区整体较低,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发展耦合协调格局已初步形成。(3)以要素→结构→功能为主线分析了城镇化和农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要素耦合、结构耦合和功能耦合是城镇化和农村发展耦合协调的3个表现层次。     

Forest Beliefs in an Urbanizing World: Views on and Usage of Forest Areas Among Persons with and Without a Migration Biography in Germany and Sweden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nvironmental values of inhabitants of urban areas differ to some extent from those of people living in rural contexts. In the light of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it is sometimes argued that these differences are becoming even greater, as people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lienated from nature. In the context of a larger survey study on beliefs about forests and forest management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in Germany and Sweden, the influences of people’s migration biographies on their patterns of forest usage, their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bout forests, and the expectations and values they ascribe to forests are explored. While previous findings on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s are confirmed, we also find variation within these groups depending on their history of moving between the two spatial categories. This study thus adds a dynamic aspect to the discussion on the urban–rural perspective on beliefs about forests.     

环渤海地区农村空心化程度与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时空变化及其耦合关系

利用环渤海地区分县社会经济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 采用神经网络确定权重的方法, 对该区分县农村空心化程度和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综合测评, 并以山东省为例, 进行两者耦合规律探索。结果表明:① 环渤海地区农村空心化区域差异明显。高度空心化且进入稳定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C”型沿海地区;平原传统农区, 农村空心化正处空心化的成长、兴盛期;农村空心化低值区主要集中落后山区。② 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差异明显。辽中平原粮食主产区、冀中南粮食主产区、鲁西鲁南粮食主产区集约度较高;低集约度主要集中在太行山区、长白山区、沂蒙山区、坝上高原等落后地区。③ 农村空心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存在着耦合联动关系。空心化出现、成长期,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农村地区隐性失业问题得以解决, 耕地利用集约度不断提升;农村空心化发展至兴盛期, 农村地域发展面临主体弱化, 耕地利用集约度有所下降;至空心化稳定期, 健全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农业现代化的持续推进, 耕地利用集约度将反弹上升, 最终趋于波动稳定。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不同城市化水平地区农户农地收入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户的问卷调查

用SPSS13.0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均值比较方法,对浙江省不同城市化地区的农户农地收入比重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城市化不同,农户农地收入比重不同,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农户农地利用经济收入比值的平均值低于城市化程度低的地区,但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农户农地收入比值标准差大于城市化低的地区,其中主要原因是城市化不同导致农户兼业时间不同。提出要创造条件促进资源集中型农户兼业化,使农户农地利用经济效率得到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城市化的特点和动因

一般来说,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是相伴发生的,但是在非洲,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发展,非洲的快速城市化主要是由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流动导致的。文中主要针对非洲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独特现象,具体分析了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主要原因,并总结出其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启示。     

我国城乡关联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区域比较分析

科学评价城乡关系的发展程度和发展状况是城乡一体化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影响城乡融合诸多因素的基础上 ,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一套用以反映区域城乡关系发展特征及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用此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值———城乡关联度对我国 31个省 (直辖市 ) 2 0 0 0年城乡关系发展状态进行了静态评价 ,评价结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城乡两大开放系统之间的要素流转情况和区域城乡关系发展的实际水平。文中对城乡关联度概念及其评价方法的提出是对城乡关系及其量化评价研究所做的有益尝试。     

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社区人居环境特征研究——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存在着城市化程度由低到高的农村社区、城乡过渡型社区以及居住小区等城市型社区,社区人居环境多样化、多变化。在城市化影响下,这些社区人居环境呈现一定的特征。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通过选取典型社区,分析其景观格局特征,构建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不同类型社区的人居环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农村到城乡过渡型社区,建筑面积比例显著增加,道路面积比例变化不大,而林地和草地面积比例逐渐减少,景观格局逐渐变为景观类型较单一、以现代建筑为优势景观的状态,景观趋于破碎化,形状略趋复杂,城市居住小区各类景观面积比例则相对合理,但景观高度破碎化、形状较规则。②城市化过程中各类型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均逐渐变好,城乡过渡型社区和农村尤为明显,城市居住小区质量明显高于过渡型社区与农村,且除城中村之外,从农村到城市居住小区社区城市化程度与人居环境质量呈正相关关系。③城市化总体上促进了社区人居环境质量的提高,但对社区人居环境各方面的作用具有不同的规律,对于环境质量、人文环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道路交通影响因素识别及空间协同性解析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路网数据,利用空间滞后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对中国县域城镇化率的道路交通影响及其空间耦合协同性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低城镇化水平的县(区)主要集中在传统农区、集中连片贫困山区、高寒经济欠发达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源空间上的错位,致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倒挂,异地城市化特征显著;②中国县(区)道路交通优势度宏观上呈现出东西部区域差异和交通枢纽与外围区域的差异,“点—轴”地域结构特征显著,县域道路交通优势度数值呈现偏正态分布;③道路交通是城镇间和城镇与区域间联系的核心纽带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传输廊道,开放式的道路系统增强了农村生产要素非农化转型的市场可介入性,对县域城镇化发展有积极作用。高速公路出口、火车站的布局对城镇化影响和带动农村要素非农化作用较为明显;④中国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城镇化率耦合协调度分级分布为偏正态分布,城镇化发展与交通优势度相互影响显著,呈一定的双向耦合性。     

The Geography of the 1994 Nordic Vote on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In 1994, support for European Union (EU) membership was highly variable across Norway, Sweden, and Finland. The “no” vote was strongest in rural areas eligible for substantial EU subsidies. Moreover, the majority voted against EU membership in Norway. To explain these outcom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ways in which local and national differences mediate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issues raised during the campaign. The analysis highlights important forces shaping northern Europe toda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EU in the years ahead.     

张掖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甘肃省张掖市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区,该地区属于内陆河流域绿洲城市,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研究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借鉴国内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现有的研究成果,以2005—2017年张掖市统计数据为依据,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求各项指标权重,设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数,来表征该区域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3 a间系统由低水平耦合协调——拮抗时期——磨合阶段——高水平耦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尽管总趋势是向好发展,以2011年为拐点明显波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持续向好,2012年达到峰值后一直保持在大于0.9的耦合协调度极高水平。最后提出促进该城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态势及战略选择

沿海地区多元且互补性强的城镇化动力使其长期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城镇人口比重较高且增长速度较快,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城市规模齐全,但相对于区域人口,城市数量仍存在着一定的增长空间,部分省份城乡差距较大不利于城镇化持续发展。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放在完善现代城市体系、提升城市群发展水平和加速城乡融合等方面;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偏低但近年城镇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城市空间分布较密但相对于区域人口的城市数量并不算多,人口向最大城市集中程度较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加快产业培育,增强本地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能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低,城市空间分布稀疏,但人均拥有城市数量与其他区域差距并不大,城市规模偏小,城乡发展差距大,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特征差异明显。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进一步促进城市集聚发展,培育重点与特色产业,强化城乡经济支撑体系;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最高但近年城镇人口相对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最慢,人均拥有城市数量非常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较小。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放在重塑城镇化发展动力,优化城市网络结构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等方面。     

中国城镇化与耕地变化时空耦合研究

利用全国(港澳台地区除外)1985—201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各省份城镇化水平的演进态势及耕地数量的动态变化,并分不同时段测算各省份城镇化发展水平与耕地资源变动的耦合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1985年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整体上都呈现上升的变化趋势,东三省城镇化水平稳定上升但活力不足,西北多省份上升中波动较大,西南地区水平偏低。(2)全国耕地资源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减少,后期多省份有所增加,但京、津、沪、苏、粤等地的耕地面积一直在以一定的速率减少。(3)全国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关系的协调度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较多地区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呈恶化趋势。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地和谐、高效低碳、生态环保、节约创新、智慧平安的质量提升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一。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四阶段性规律和渐进式规律,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一步到位”向“分步到位”、由激进式向渐进式、由诱发“负效应”向释放“正能量”、由被动性向主动型、由“地为本”向“人为本”的战略转型。考虑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因地制宜、因类指导,可将全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划分为城市群地区（Ⅰ）、粮食主产区（Ⅱ）、农林牧地区（Ⅲ）、连片扶贫区（Ⅳ）、民族自治区（Ⅴ）共5大高质量发展类型区和47个亚区。未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增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协同性,提高城市群发展质量;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质量;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突出因地制宜,明确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全过程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量力而行,以特取胜,规范建设特色小镇,夯实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高质量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乡村乃至整个城乡地域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分析研究区域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的协调性对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合集成传统地理学调查分析、数量模型模拟及“3S”决策支持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协调转型度模型,基于“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搭建“乡村转型度—综合协调度—协调转型度”三维平台,从“转型”与“协调”视角分析了1990-2009 年间山东省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整体转型速度与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协调性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转型度空间结构逐渐由局部集聚向全局分散转变;综合协调度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转型度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与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不同的耦合特点;② 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与协调转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 和0.61,表明山东省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全面流动促使了其乡村系统的协调转型;③“转型”与“协调”分别代表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量”与“质”,乡村转型发展应秉着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持续稳定推进。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