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0年广州市住房产权管理角色变化分析

中国城镇住房分配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化为主的分配体制转变,深刻地影响政府、单位和市场在住房产权管理角色上的变化。利用广州市老八区的"五普"和"六普"数据,从住房产权结构变化、住房产权选择和住房产权空间形态等角度,分析政府、单位和市场在住房供应、分配和空间配置等住房产权管理中的角色变化。广州市2000年以来的住房产权结构变化反映了单位退出住房供应角色、政府保障房供应力度不够、市场成为最主要住房供应主体等特征。住房产权选择影响因素表明家庭与单位、政府之间的组织联系逐步弱化,与市场间的社会联系日益成为主导,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等体现家庭与市场间的市场联系变量成为城镇居民住房选择的最显著影响变量。住房产权空间形态重构表明,2000-2010年间,中心城区单位提供的体制内住房比重大幅度下降,并逐步被体制外住房所替代,政府提供的体制内住房则向郊区或近郊区形成集聚,导致体制内外住房空间布局出现一定"倒置",住房来源过度市场化、住房供应主体变化和级差地租等因素是其重要形成原因。研究还显示,单位不再承担住房供应任务后,尽管政府在住房调控上起到重要作用,但未充分承担起住房供应任务,城镇居民住房来源"过度市场化"趋势。为此,政府应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并在区位上力求分散、均衡和避免郊区化,以避免加重保障房社区居民居住空间和社会空间上的双重边缘化。随着城市住房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城市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和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制订过程中,更应关注快速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背景下居民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等体现家庭与市场间的社会联系的变量对居民住房选择偏好的影响。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

本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因子生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密集程度、科技文化水平、工人干部比重，房屋住宅质量、家庭人口结构是形成广州社会区类型的五个主要因子；广州社会区的空间模式呈向东曳长的同心椭圆态势，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城市用地布局和住房分配制度是影响这个空间模式形成的主导机制。     

基于住房需求意愿的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以2014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24个街道、50个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数据源,从住房需求意愿与区位选择方面分析了广州中产阶层住房选择,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区”性;2）现居住现状（人均住房面积、现小区区位、现小区建成年代、现居住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和经济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个人年总收入、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中产阶层住房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个体因素（教育程度、户籍地）等要素对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广州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

采用开放数据,并借助K-means聚类等空间计量方法,解析广州租赁住房空间的格局特征,结果发现：1）租赁住房空间与商品住房空间在中心城区具有明显的东西分离的分布特征,同时租赁住房空间沿交通线分布的趋势更为明显,并在中心城区外围形成几处集中分布的地区;2）广州租赁住房空间分为核心租赁地区、核心自住地区、次级租赁地区、外围租赁地区、低容量自住地区和其他地区6种类型;3）投资性购房热潮、城市发展战略导向与轨道交通建设、郊区化与同城化的共同影响促成了广州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格局。     

住房制度改革背景下广州市居民居住偏好研究

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国家控制着住房的供应,人们没有选择住房的自由。改革后,家庭越来越依靠市场来满足其住房需求,个人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得以提高。择居自由度的增加意味着住房消费个体差异的扩大,居民住房偏好成为住房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分析住房市场化下居民住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有重要意义。采取表述性偏好正交实验设计和联合统计分析方法,对处在改革前沿的广州市居民住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居民住房选择中,居住区位和小区特征比住房本身更重要;居住小区特征中,居民最关注住房所在区域,老城区越秀和东山和城市新中心天河区成为居民偏爱之地,但不同收入家庭区域偏好有所差异,高收入阶层明显偏好于新中心区天河区,而低收入阶层却更热衷于老城区;住房价格和居室朝向是重要影响因素,居民明显表现出对低价格住房和南向居室的偏好;除此之外,相对较重要的因素还有小区治安、交通和生活便利程度;而房屋类型、房屋布局和物业管理重要性相对较小,但高收入阶层明显比低收入阶层看重物业管理。     

广州市乡村旅游供给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中国乡村旅游主要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广州市周边具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在对广州市乡村旅游的供给主体（已开发的118个乡村旅游设施点）的资料统计前提下,以广州市地理空间信息系统为基础,运用回转半径、旅游地平均城市中心距离、旅游地空间离散指数等定量分析方法,研究得出广州市乡村旅游供给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存在着乡村旅游地呈现中心递减趋势、沿交通干线集聚寄生的状态、平均城市中心距离各异但差别不显著、空间离散程度呈现产品指向性等多方面特征。     

广州市冬夏季热岛的空间格局及其差异分析

利用2003年夏季和冬季两景Landsat ETM图像的热红外波段反演了广州市地表温度(LST)的空间变化,并对冬季和夏季热岛空间分布特征的差异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市冬季和夏季热岛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并且空间分布、强度差异很大;夏季热岛集中区主要是建筑物和道路等非渗透表面组成地域以及人口最密集区域,冬季热岛的分布主要与工业区和运输业的分布相伴。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城市能耗布局、下垫面性质、冬夏季生物学和热学特征综合作用的结果。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跟踪研究

本文目的是对1985-2010年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进行跟踪研究。首先,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社会区进行分析,提取出7个主因子并划分7类社会区;并与2000年和1985年的广州市社会区研究作对比。结果发现：① 社会区影响主因子大多具有持续性,且持续作用在增强,个别非持续性主因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② 1985-2000年,社会区演变以类型更替为主,地域空间分异为辅,2000-2010年,则反之;③ 证实了2000年研究提出的基于老城区发展、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和基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模式存在,同时总结出基于近郊小城镇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新模式;④ 社会空间结构演变受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家庭生命周期机制共同作用。     

广州市工业用地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定量分析,采用GIS技术,对广州市工业用地空间演变和分异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工业用地拓展以市中心区外围地带强度最大,其时空变化除了深受产业政策和城市发展战略的影响,在空间分异上,工业用地还与行政中心、道路交通和河流水面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和交通的等级和功能不同对工业用地分异的影响不同。     

广州市商业型健身房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百度地图网页上采集的POI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借助ArcGIS 10.2和Geoda软件,通过核密度分析、方向分布分析、缓冲区分析、近邻分析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广州市商业型健身房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商业型健身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中心圈层＋外围组团”结构,存在空间集聚现象以及沿城市干道和地铁站分布指向性不明显而呈现临近住宅小区分布指向性。在广州市商业型健身房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方面,经过模型比较,选择空间滞后模型对其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规模与受教育水平对广州市商业型健身房的空间布局影响显著,而区位因素和社区环境影响力较小。     

广州市保障性住房社区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与空间匹配性

从居住-就业区位选择角度出发,以广州市典型保障性住房社区(棠下小区、同德小区)为案例,研究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特征及其空间匹配性的群体差异和影响机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研究小区发生明显的居住人群过滤现象,出现大量转售和转租情况,形成保障性住房、商品房、转租房、原单位房的住户结构。保障性住房住户和商品房住户的居住与就业地的空间关系变化较大,其空间不匹配问题突出,但二者在形成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主要因保障性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使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属于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后者主要是购买转售的保障性住房的住户,为获取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性福利而通过市场方式选择远离其就业场所空间而引发的,属于主动选择型空间不匹配现象。私人转租房住户和原单位房住户的居住－就业空间匹配性良好。保障性住房的转租和转售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策性福利的再分配,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同时,居住－就业空间不匹配对相关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保障性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尽量解决各类群体的居住与就业问题。     

广州市家庭收入与住房特征对应关系的区位差异性

以广州市中心区(天河区)和郊区(南沙区)为研究案例,依托2010年中国(广东)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基于家庭户住房的邻里特征、建筑特征、区位特征、家庭收入等13个指标构建路径分析模型,研究广州市居民家庭收入与住房特征的映射关系和影响方向。在此基础上,采用多群组路径分析方法研究区位因素对“收入→住房特征”的影响程度及其差异性。最后利用方差方程和均值方程,分析不同区位条件下(中心区和郊区)的住房特征差异。结果表明：① 家庭收入更显著地决定住房特征,对邻里特征的影响并不显著;② 区位对“收入→住房邻里特征”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对“收入→住房建筑特征”的调节作用较弱;③ 在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内部,家庭收入更显著地影响住房建筑特征,而对邻里特征基本无显著影响;④ 郊区家庭收入对公共交通时间便利性、住房面积、厕所设施水平、拥有住房数量、住房综合条件等几个主要住房特征指标的影响程度大于中心城区;⑤ 中心城区住房的邻里特征明显优于郊区,但建筑特征明显差于郊区。显示出广州市住房邻里特征与建筑特征在不同区位条件下的“互换特征”。     

城市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案例

受人文地理“情感转向”思潮的影响,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开始关注情感对空间的构建作用,情感空间的营造与城市空间的治理存在一定的耦合关联。本文以广州市区的宣传类户外广告为例,援引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的相关理论,采用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宣传类户外广告在营造情感氛围过程中与城市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而讨论情感氛围与城市空间治理的联系。研究发现,户外广告尤其是宣传类户外广告通过视觉表征生产情感空间,由身体-街区-城市三个尺度构成情感化的公共空间,置身城市公共空间的个体在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话语作用下重构对城市空间的想象,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等情感,并通过视觉、情感等非表征形式使居民在自我审视中加深群体文化认同,使空间治理内化。研究将情感地理的研究放置在城市这一中观尺度,通过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讨论丰富了情感地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对拓展情感地理研究的尺度与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     

广州市居民住房条件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形成机制

以广州都市区1 361个社区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住房数据为基础,从住房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户均建筑面积、住房生活设施4个方面构建居民住房条件评价体系,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广州市居民住房条件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提升,具有“圈层基础上的多核心”式空间分异结构;② 户均建筑面积和建成年代是决定其住房条件差异的2项重要指标,旧城的住房条件异质性最高;③ 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互换效应和过滤效应、高房价和高地价影响和强化了住房条件分异格局,制度性因素、政府决策和市场力量同时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邻避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周边住宅价格的关系——广州案例

随着中国城镇的快速发展以及市民环境意识的提高,由邻避设施引发的矛盾日益增多。合理规划邻避设施,是促进环境正义、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课题。论文从“规划云平台”获取广州主城区邻避设施的地理信息数据,通过Python语句编码收集广州主城区小区平均房价数据,运用克里金插值法分析邻避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邻避设施与周边住宅价格的关系。研究发现,广州主城区邻避设施的布局与低收入住宅区的分布在空间上具有一致性,邻避设施主要分布在房价较低的住宅区周边;邻避设施对周边小区房价的影响与邻避设施的类型和所在区位相关,城市边缘区的邻避设施对房价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城市中心良好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污名化类的邻避设施对房价的影响程度明显小于污染类、风险聚集类和心理不悦类邻避设施。本研究对有关城市邻避设施的科学规划布点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广州中心城区住宅租金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

构建并阐述城市住宅的特征租金理论框架,建立包括建筑特征、便利性特征、环境特征、区位特征在内的"四分法"特征租金模型.以2020年3月广州中心城区23126套待租住宅的挂牌月租金单价为基本数据,通过分级空间统计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广州中心城区住宅租金的空间差异格局与空间关联性,构建4要素12个指标的广州中心城区住宅租金影响因...     

广州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住房困境与策略研究

采用恩格尔系数法界定广州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发展,利用统计方法计算出各年份广州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收入区间,进而深入分析广州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困境,并借鉴国外经验,将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控制规划与土地出让确保普通商品住房为市场供应主体,完善限价房制度,政府加大中等收入群体聚居区配套支出,限制高收入群体和外国人士投机、改革公积金制度、发展合作建房等方面提出解决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策略。     

Work,Home, and Market: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Housing Space in Guangzhou,China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f small-area data provided by China's 2000 Population Census shows that major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largely shape the spatial composition of housing in Guangzhou. This is generally manifested in a series of concentric rings: the old urban core, the middle zone of reform housing, and the outer ring of new commodity housing. In addition, urban villages punctuate the metropolitan landscape. Corresponding analysis of sociodemographic attributes depict a metropolis in transition, with market elements and choice-based housing decisions beginning to impinge on the urban fabric. However, the deeply entrenched socialist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ensure the continuing dominance of the workplace and occupational attributes as factors structuring China's metropolitan space.     

基于UCMap的城市环境气候空间格局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城市化的不断深入使城市下垫面发生改变,自然景观的大幅减少与人工建筑的大规模增加,给城市气候与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城市环境气候图作为分析与调控城市环境气候、评估城市环境气候状况的工具与平台,拓展了城市气候信息在城市规划与发展中的应用。针对目前中国华南地区城市环境气候研究缺乏多要素图层、多技术方法综合分析的现状,充分考虑到不同要素对环境气候影响程度的差异,论文结合已有的城市环境气候图的编制方法,选择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的广州市为研究区域,构建了多环境要素、多评估时段、多技术方法的复杂下垫面城市环境气候图系统,利用专业气象插值、遥感反演、GIS空间分析等多种技术手段,对广州市空气质量、热负荷与通风潜力进行分析评估。结果表明：广州空气质量和热负荷具有明显的季节和空间差异性,通风潜力的空间差异性明显而季节变化微弱。通过进一步叠加分析各环境要素,将广州环境气候划分为7种类型,其中最适宜类型主要分布于北部山区林地与城间耕地,最不适宜类型位于天河、越秀、荔湾的城市核心区以及白云、增城的工业密集区,形成“北优南劣”的环境气候空间格局。最后,以环境气候分析结果为基础,提出各气候类型所在区域的简要规划措施,为广州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建议与建设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