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演化特征——基于异质性劳动力视角

自户籍制度放宽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异质性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普通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表征出不同的空间格局和网络组织特征,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各异的影响.本研究基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微观抽样数据,使用复杂网络理论对1995-2015年中国异质性劳动力迁移的时空格局和网络演化展开分析,并分析了格局背后的...     

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机制

高技能人才迁移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地区创新产出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针对人才迁移数据中蕴含的零膨胀和网络自相关特性,本文将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SF）技术和“两阶段”Hurdle模型结合,构建空间Hurdle引力模型,结合2000—2015年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面板数据,研究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格局和驱动机制。研究结论显示：① 2000—2015年人才迁移的跨省迁移比例先升后降;人才迁移表征出集聚格局,维系了其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随时间推移,人才迁移格局呈现分散趋势,人才空间分布集聚性下降;人才迁移和空间分布均呈现出持续显著的网络与空间自相关性特征。② 引力因素（人口规模、空间距离）、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工资、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平均温差、空气质量）、城市舒适度（医疗及教育公共服务、城市绿化）以及其他因素（社会网络、生活成本、人口密度）共同驱动了跨世纪以来中国省际人才迁移过程。③ 人才迁移可被看作一个“两阶段”过程,影响其迁移概率和迁移规模的因素呈现一定差异。④ 经济增速、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和基础公共服务对人才迁移的影响随时间增强,而工资和城市绿化的影响随时间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地区人才治理及实现地区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不确定性视角下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机制分析

人口迁移过程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BMA）为不确定性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然而,当前该方法多用于线性回归模型在变量选择时出现的模型不确定性问题,很少用于空间建模。本文以2010—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为例,将BMA方法应用于空间OD模型,在考虑网络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选取迁出地和迁入地各7个解释变量及距离因素,利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模型综合方法（MC³）进行模型抽样,以后验模型概率为权重计算相应变量的迁出地、迁入地和网络效应等,定量分析不确定性背景下省际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和空间机制。结果表明：① BMA模型估计结果更为稳健可靠。与单一模型相比,BMA中变量效应估计的90%可信区间明显缩小,不确定性程度显著降低,结果更为精确;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省际迁移至关重要。经模型空间抽样后,迁出地人口规模和GDP、迁入地教育水平和迁移存量等的变量后验包含概率大于90%;③ 网络效应在省际迁移过程中不可忽视。所有变量的网络效应占总体效应的40%以上,其中工资、城镇化率、教育和迁移存量等的网络效应（绝对值）大于各自的迁出地和迁入地效应;④ 若不考虑迁移建模中的不确定性,绝大多数区域经济社会变量对省际迁移的影响会被高估。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分析

构建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网络,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及空间滤波等方法分析该网络的空间格局和驱动力。主要发现：① 户籍迁移意愿网络呈现出集聚的空间格局,排序较高的户籍迁移意愿流主要从欠发达地区指向发达地区。② 户籍吸引力及户籍流出分别呈现出随机及集聚的空间格局,户籍流出热点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冷点区为中东部地区。③ 迁入地人口、FDI、迁入地及迁出地人均GDP、平均工资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户籍迁移意愿。流动人口个体、家庭因素、住房条件及迁移原因等同样与户籍迁移意愿的关系紧密。     

亚太地区迁移研究网络（APMRN）第八次国际会议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

2007年5月26～29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迁移研究网络（Asia Pacific Migration Research Network，简称APMRN）第八次国际会议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段]     

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基于多维度的比较分析

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个案访谈数据,从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出发,基于“家业”“三类留守家人”“代际”和“社会变迁”维度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的“业”减弱农民工回流意愿,留守的“家”则提升农民工回流意愿。比较而言,外出的“业”的影响大于留守的“家”。在留守家人中,留守子女、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的影响依次递减。从代际差异看,外出的“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留守配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则小于对老生代农民工。从社会变迁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出的“业”和留守子女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增强,但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的影响减弱。论文补充和拓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的观点,发展和深化了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实证研究。     

沿海地区海洋经济与社会变迁关联度评价——以辽宁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极其迅速,海洋经济发展同样迅速,海洋经济与沿海地区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海洋经济介入沿海地区的社会生活领域,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科学技术的建构。从动态系统的视角看,海洋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耦合维持着两个系统的稳定性,最终形成一个复杂的相互制衡机制。本文通过对海洋经济与不同社会变迁因素的复杂关联和互动机制的研究,运用数量计算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和分析了辽宁省2000-2010年间的海洋经济与社会变迁关联情况,并对其的关联度进行科学度量。结果表明：在所选取的社会变迁因素之中,海洋科学技术对海洋经济贡献较大,是海洋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社会结构和生活质量对海洋经济贡献较小。     

避难国政策影响下的欧洲难民危机时空格局及迁移优化

欧洲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覆盖地域,是亚欧大陆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维护其地区安全稳定,排除干扰中欧两大市场合作互联的潜在安全隐患,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稳固推进十分必要。基于地理学视角,考虑难民安置政策因素,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层次分析、多目标规划等方法对2015-2017年欧洲难民危机时空演变过程及迁移格局优化进行分析。① 时空演化分析显示难民集中于2015年登陆欧洲,欧洲各国登陆难民、接收难民数量极化突出,双重失衡;② 灰色关联分析显示难民迁移决策具有福利优先、收入优先的导向,各国难民政策调整为迁移决策带来不确定性,既有迁移格局难以长期维持;③ 层次分析显示北欧西欧国家难民宜居性较高,东欧南欧国家宜居性相对较差,部分避难国承担安置难民数量与其宜居性不符;④ 多目标规划的优化格局显示,由于欧洲各国忽视全球化背景致使难民政策指向错误,迁移网络更加混乱失衡,优化后来自土耳其、乌克兰的难民迁移趋势向西欧集中,来自希腊、匈牙利的难民迁移趋势在空间上更加平均分散,来自意大利的难民迁移趋势向西欧南欧呈扇形分散。优化后迁移格局有助于缓解地区安全局势、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平衡劳动力资源配置,为建设投资提供潜在市场。最后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协同合作调整难民迁移格局的危机缓解措施。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演变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多种指标和方法研究了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格局演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际迁入和迁出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均呈分散化态势,迁入迁出重心均向北向东偏移,迁入地由广东省“一枝独秀”向多极化演变,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成为新的四大迁出地。利用净迁移流构建的省际人口迁移网络,表现出紧凑化和均衡化趋势;迁移流仍然是从中西部地区指向东部地区,但新增加迁移流集中指向长三角、京津以及福建。综合考虑省际人口迁移强度和方向,可将全国31个地区划分为净流入型活跃区、平衡型活跃区、净流出型活跃区以及非活跃区四种类型。省际迁移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城乡人口结构,通过不同模式促进了城镇化率的提高和省际差异的缩小,对2000-2010年全国城镇化率增加的贡献占到了18.13%。     

基于渗透原理的农民工城市空间融入变化规律研究

根据2015~2016年对西安市区农民工调查和访谈的1 200份问卷为基础,结合渗透原理,借助数理统计方法,构建城市空间网络节点模型,分析城市融入动态变化规律。研究得出：①农民工城市空间融入具有渗透和排斥规律,其影响因素涉及软差异实力与硬差异实力在城市空间网络节点上渗透力与排斥力相互作用;②该综合作用的阈值决定农民工在城市空间网络节点上的迁移与逗留时间;③理论数据仿真测试表明基于同心圆理论的城市空间网络节点模型（Logistic）符合农民工城市融入动态位移特征,对城市空间和谐发展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基于多重动力机制的集群企业迁移及区域影响——以温州灯具企业迂移中山古镇为例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迁移通常被认为是企业优势延伸或再造的扩张型迁移,其动力来自于资源稀缺、要素成本上升、技术升级以及环境规制等多重压力,主要体现比较优势的思维逻辑。选择温州灯具企业迁移中山古镇一例,采取半结构式访谈,透析集群企业迁移的多层面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在要素价格上的差距并不显著,不足以导致非空间邻近的、大规模群体式外迁。迫于同质产品竞争的压力,突破核心技术瓶颈的制约成为企业迁移的重要内在动力。开放的地方网络组织能够减少企业外迁的交易成本和潜在风险,地方行业自律机制及政府公共治理产生的正向集聚力或负向离心力,均影响到迁移决策过程。集群企业的迁移路径具有显著的集群指向性,这意味着,基于集体创新能力和集群治理效率的地区竞争优势构成企业迁移的外部推力或拉力。群体迁移短期容易造成迁出地的产业空洞化甚至引致集群衰退,在增强迁入地集群效应的同时,也会对其原有的市场结构和创新环境产生深刻影响。     

基于空间滤波方法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驱动因素

人口迁移数据中往往存在较强的网络自相关性,以往基于最小二乘估计的重力模型与迁移数据的拟合度较低,而改进后的泊松重力模型仍存在过度离散的缺陷,以上问题均导致既有人口迁移模型中的估计偏差。本文构建了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SF）负二项重力模型,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2010-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省际人口迁移流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ESF能有效地提取数据中的网络自相关性以降低模型的估计偏差,排序在前1.4%的特征向量即可提取较强的网络自相关信息。② 省际人口迁移流之间存在明显的过度离散现象,考虑到数据离散的负二项重力模型更适用于人口迁移驱动因素的估计。③ 网络自相关性会导致模型对距离相关变量估计的上偏与大部分非距离变量估计的下偏,修正后的模型揭示出以下驱动因素：区域人口特征、社会网络、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等因素是引发省际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而居住环境与公路网络等因素也逐渐成为影响人口迁移重要的“拉力”因素。④ 与既有研究相比,社会网络因素(迁移存量、流动链指数)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日益增强,而空间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进一步呈现弱化趋势。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多边效应机制分析

区际人口迁移不仅与迁出地和目的地的要素特征以及距离有关,而且还受到周边迁移流的影响.基于网络自相关理论,利用"六普"省际人口迁移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在重力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迁移流之间可能存在的几种空间依赖形式,构建中国省际迁移流的空间OD模型,初步揭示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并就区域要素变化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的"连锁反应"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际迁移流之间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应.目的地和迁出地的自相关效应皆为正,导致迁入和迁出流的空间效仿行为;迁出地和目的地周边则出现负的自相关效应,导致迁移流的空间竞争行为;② 区域经济社会等因素通过网络空间关系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多边溢出效应导致迁移流在空间上集聚.其中,距离衰减效应位居各要素之首,其溢出效应进一步加剧距离的摩擦作用;对目的地而言,区域工资水平和迁移存量超过GDP的影响并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对迁出地而言,人口规模和迁移存量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地区人口外迁;③ 区域要素变化潜在地对整个省际人口迁移系统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震荡中心及其周边区域的迁移流波动较大.江苏省GDP增长5%的模拟结果表明,江苏迁往全国其他省份的人口数量都有不同程度地减少,而其他省份入迁人口均有所增加.相对而言,江苏周边省份的迁入或迁出流受到的波动较大,偏远省份波及较小,这是传统的重力模型所无法解释的.     

走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天津市地理学会、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协办的"华北历史地理与中国社会变迁——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9月22-23日在天津师范大学隆重举行。     

1985-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特征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基于1985-2015年全国省际人口迁移矩阵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整体特征以及每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作用。研究结论为：①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密度经历了1985-2000年的缓慢下降、2000-2015年持续上升的过程,与西北、西南和中部主要人口迁出地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性迁移成为发展主流密切相关。②人口迁移网络的内向中心势明显大于外向中心势,说明人口迁入地相对集中,人口迁出地相对分散。③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可分为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西南人口联动区、西北人口联动区5个子群。其中,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是群内和群间联系最紧密的区域;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是全国人口累计迁移量最高的区域;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内部联系较强,对外仅与西北人口联动区联系较强。④基于中心性分析以及核心—边缘结构划分,各省(市、区)对于人口迁移网络的贡献意义不同,广东、北京具有全局控制意义,江苏、陕西、四川、浙江基本处于核心节点序列,上海、天津、内蒙古、福建核心作用逐渐增强,河南、湖北、河北、新疆核心作用出现下降,全国人口迁移路径总体向北偏移。     

图们江地区城市社会网络空间结构研究——以家族关系为例

以图们江地区8个城市的家族成员迁移数据为例,借助社会网络理论及分析方法,对图们江地区城市社会网络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图们江地区城市社会网络已初具规模,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都不断增大,尤其是2000年以后增速较为明显,网络的规模效应和集聚优势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外联系的主要方向为东北、山东、北京以及韩国、日本等国家,网络外向性显著。在该地区的城市中延吉市中心度最强,核心地位比较突出;敦化市其次,是该地区与国内其它地区联系的门户。网络联系主要指向中心城市,其它城市间的联系强度较弱,导致整体网络的效率降低。面对国务院主导的长吉图开发战略和新一轮图们江地区区域国际合作的大好形势,该研究成果可为该地区的城市发展、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双一流”高校学生就学迁移网络——格局、驱动因素与公平性

就读高等院校带来的学生跨区域流动是人力资本空间再配置的重要环节,从地理学视角基于高校招生配额构建学生的流动网络,对于进一步剖析人才流动规律、推动教育公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双一流”高校的招生数据,刻画地区间学生就学迁移网络,探讨其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及公平性问题。研究发现：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力迁移规律,“双一流”高校的学生多从人口规模大的省级行政区流向高等教育资源发达的省级行政区,高校所在地的省（市、区）内招生、东中西部区域内招生等属地优势凸显,中西部地区学生外流比较严重。学生就学迁移网络主要受到考生人数、高校资源容量、经济差异、国家招生政策倾斜、文化和地理距离的共同影响。各地省(市、区）人均和考生人均录取率的基尼系数并不大,但各省（市、区）省内录取率、各高校的外省（市、区）录取率、及东中西部区域内外录取率均差异较大。一些省（市、区）面临省（市、区）内录取率低、“双一流”高校考取困难、学生外流明显的三重困境。鉴于此,本研究提出需从宏观上认知学生就学迁移对区域差异的长期影响,并从地方发展上破解人才外流的困境。     

北京市居民居住—就业选择的协同性研究

居民在住房市场上的迁居决策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迁移决策,是城市空间结构塑造和演化的重要微观因素。本文以2009 年北京市城市居住环境评价和偏好选择抽样调查问卷为基础,探讨了居民居住迁移和工作迁移决策的协同性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居民居住迁移决策和工作迁移决策是一个存在正向相互联系的协同决策过程,而非两个独立的决策过程;居住迁移和工作迁移决策的正向反馈强度随着微观主体住房产权、户籍和家庭就业结构等状况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非北京市户籍、租房户和单职工家庭居民的居住迁移和工作迁移的正向相关关系要显著大于有北京市户籍、购房户和多职工家庭居民,并且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其居住迁移决策和工作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也具有异质性。     

迁移者的居留、返乡与再迁移决策——基于事件史的分析

作为一个多阶段的空间行为决策过程,人口迁移是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研究的核心议题;但现有研究普遍存在重意愿轻行为、重状态轻过程以及较少关注再迁移行为等不足。本文构建了迁移者居留、返乡和再迁移三元选择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迁移者普遍会经历三年左右的不稳定期,而后进入稳定居留状态。迁移者的居留、返乡与再迁移行为存在空间分异：省际迁移者较省内迁移者更倾向于再迁移;迁入地规模等级越高,迁移者居留的比例越低。重要生命事件会显著影响人们的迁移行为：婚姻会让迁移者更偏好在特定迁入地稳定居留;毕业就职是人们重新选择居住地的重要时机,而失业这一负面冲击则很可能促使迁移者返回家乡。迁入地经济增长放缓、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两地间文化环境差异较大等因素都会导致更多迁移者选择返乡;但区域发展和地域联系对高学历、低学历迁移者和省际、省内迁移者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研究结果证实了在人口迁移决策研究中关注实际迁移行为、引入动态过程视角并统筹考虑居留返乡和再迁移三元选择的重要意义。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经济效应评估与作用机制分析——以青岛市为例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是地方政府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论文以青岛市为案例,选取1988—2010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探究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经济效应并分析背后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可以提高以GDP对数值为衡量单位的城市经济效益,但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滞后性;(2)青岛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后,城市经济在短期内仍有惯性表现,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政策实施的第6年开始显现,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阶段可分为投资建设、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和趋于稳定4个阶段;(3)青岛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可以从政府引导效应、投资驱动效应和要素驱动效应3个方面去理解。研究不仅证明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对城市经济的促进效应,也为地方政府评估行政中心迁移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