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进动力及其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1990年代,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进机制成为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以广州市为例,分析出现的“城中村”、大学城、“华南板块”等若干“新社会空间”类型,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策略及其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市场力量的强大与投机成为该时期城市社会空间演进的内在动力,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社会空间结构演进的抽象模式。     

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

利用分街区人口普查数据, 分析1982-2000 年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 通过计算信息熵、绝对分异指数、相对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等指标, 探讨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 的重构特征。研究表明: “街区尺度”是展现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具有可操作性的空间尺度; 北京各类居住人口、就业人口以及住房状态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除了老年人口、性别比、户均人数和农业就业人口等少数指标以外, 1982-2000 年北京绝大部分社会指标 的空间分异程度在下降; 同期, 外来人口、各少数民族人口、高学历人口以及二产、三产就业人口等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在变好, 而老年人口、文盲人口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人口 逐渐偏离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18 年间城市人口的混居性普遍增强, 但老年人口、外来人口和农业人口却表现出相对于其他人口混居性变弱而群居性增强的特征。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特征还可以从各社会指标与距离关系的演变中获得直观认识。在中国大城市转型期 间, “规模重构”和“空间效应”交互作用, 构成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的外在表现, 其基础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市场和文化的变迁。     

转型期长春市服务空间与城市功能空间关系特征研究

基于1995 年、2003 年、2008 年长春市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2011 年遥感图像和相关年份统计年鉴,结合GIS技术和SPSS 统计工具,综合利用空间重心法、圈层分析法以及轴带扩展度等方法,对转型期长春市服务空间与城市功能空间关系特征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服务地块开发重心空间波动性差异性明显,扩展方式以快速向外推进为主,以内部填充为辅;② 服务地快呈现整体分散、局部集聚态势,且扩展强度增加,服务地块郊区化显现;③ 长春市服务空间扩展与工业空间扩展具有非协调性;服务空间与居住空间整体属于混融状态,但剥离趋势凸现;服务空间"单中心"结构相对于交通空间分散化发展,已表现出滞后趋势。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长春市服务空间与城市功能空间时空特征形成的作用机理。     

中国大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空间阻力关系机制

以西安市为例，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论，重视人类行为的整体性以及行为意图，价值与环境的怀古联系，从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所在的行为环境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借鉴国外有关理论进行对比，总结土地利用变化与行为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模式。这些模式揭示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阻力来自于社会外在权力因素，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西方国家的城市的“区位冲突     

多元主体视角下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机制及路径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对于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提升的明确要求,论文基于多元主体视角,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理论框架模型、结构、问题、机制以及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随着大城市边缘区治理主体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协同转型,城乡空间逐渐向均衡状态发展。在治理结构上,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逐渐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网络结构转型。治理问题上,多元主体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资源争夺造成物质空间混杂、社会空间分异以及空间权力不均衡3个方面问题。从机制角度分析,多元主体遵循各自的空间治理需求和逻辑对大城市边缘区实施相应的治理机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提出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优化路径。最后,总结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治理问题—治理机制—路径优化”递进式研究框架,以完善多元主体视角下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理论与实践分析研究。     

大城市低收入邻里社会贫困的测度差异与成因

社会贫困是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享有情况、社会参与和融合等生活状况的测度。利用中国3 大典型地域、6 个代表城市、3 类邻里的1809 份个体问卷调查数据, 本文选取13 个相关指标, 判定个体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 利用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 并分析社会贫困现象在不同邻里、不同城市集聚的分异特征。研究发现, 6 个城市间的社会贫困集聚程度顺序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 大类邻里中, 社会贫困在城中村表现最为明显, 内城居住区次之, 企业配套居住区最低。中国城市居民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是体制(户口类型) 和家庭(教育程度、年龄等)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代表体制因素的户口类型对3 类城市的社会贫困均起到影响, 东中部城市中家庭因素也有一定作用。体制因素对城中村的社会贫困起显著影响, 而家庭因素在内城居住区和企业配套居住区中作用更大。     

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采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中居民委员会尺度的数据,对转型期上海城市空间重构与分异展开研究。存在6类社会区：计划经济时代建设的工人居住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白领集中居住区、农民居住区、新建普通住宅居住区、离退休人员集中居住区。通过计算分异指数,发现当前上海存在严重的住房分异;但并不存在明显的以社会经济属性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分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以及仍然存在的大型企事业单位对住房的影响。中国城市目前的社会空间分异在程度上与西方城市还有根本的差异。     

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

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角度,运用城市社会保障资料和典型社区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进行了空间分析,并探讨了产生这一格局的原因和机制。从南京的实例不难看出,中国当代的城市贫困空间,既不同于国外城市的棚户区和边缘化特点,也不同于中国农村贫困户相对集中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分散性特征。形成这种城市贫困空间结构的动力机制主要在于中国城市近50年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造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阶层混合居住的局面。随着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的逐步完成和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进程,中国城市的贫困空间也将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趋势,即贫困家庭向地价低廉的城郊结合带集中,而在城市中心区的外围也将由于房地产开发无法获利而造成旧区的衰退,从而形成贫民区。     

我国沿海大城市发育机制与成长因素分析

大城市规模演化是城市成长发展过程中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体现,特剐是城市用地的扩展,是城市发育有机成长的各种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1985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长较快,外向型企业的集聚,开发区的形成以及房地产业的高速度增长,具有优越地理区位的沿海大城市的建成区不断扩大,人口与产业高度集聚,促进了大城市用地空间的巨大变化.经过30多年来的规划建设实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对我国大城市发育机制与成长因素的综合分析,深刻认识到我国沿海城市成长发育的重要机制与因素,尤其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充分利用交通区位优势与交通走廊发展的动力及其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规律的支配作用.认识这些成长因素与发育机制有利于我国城市规划建设日益走向合理发展的轨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路,促进我国城市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我国大城市交通拥堵特征与国际治理经验借鉴探讨

本文从当前我国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角度出发,探讨大城市交通拥堵特征与国际治理经验对我国的借鉴。在比较研究我国大城市和国际大城市交通拥堵特征异同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大城市交通拥堵的社会、经济、空间等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城市蔓延、交通供需矛盾、机动化增长、土地利用形态和生活方式变化等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主要因素;借鉴国际治理交通拥堵的经验,下一步政策应注重从宏观空间结构和微观街区设计等方面优化土地利用和交通关系,采用行政和经济等多手段加强小汽车使用管理,完善公交网络服务、积极落实公交都市战略等。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户籍人口新贫困的地域类型和分异机制

本文把新城市贫困度量指标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文化等领域,利用广州市2005年最低保障统计和五普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街道层面贫困主因子和综合贫困得分,并对得分大于全市平均水平的街道进行聚类,划分出"外围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邻近核心就业不理想的贫困区和内城核心住房设施匮乏的贫困区"三种类型。结合三类代表社区的问卷访谈、综合调研和社区发展分析,发现计划和转型两个时期,体制和市场的双重因素共同作用,深刻改变或影响了社区的物质和社会特征,最终导致贫困地域产生明显的特征分异。     

交通廊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侵入作用——以北京市德外大街改造工程为例

城市社会空间是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城市实体结构是城市社会空间的重要影响因子,而城市交通廊道又是最活跃的一种城市实体要素。交通廊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作用有侵入、隔离、接替等。本文以北京市德外大街改造工程为例,分析交通廊道对所经过的社会空间的影响。就其理论意义而言,从一个侧面挖掘了美国地理学家莫迪“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中城市实体层面对社会空间层面的作用机制,即交通廊道是通过切断社会空间关联来影响所经社会空间的。就其实践意义而言,提出在城市大型交通廊道建设中,应该注意保持城市居民生活基本空间单元的完整性。同时指出城市社会空间是一个有机体,不同类型的城市社会空间单元在适应实体空间变化上存在差异性。帕森斯的AGIL理论可以解释德外社区为什么可以积极地适应交通廊道的侵入。     

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社会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目前国内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偏重于宏观层次,对于微观层次社区社会空间特征的研究相对缺乏。基于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和深度访谈的调查方法,以北京大学周边若干居住区为例,探讨了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社会空间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的社会空间经历了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的发展阶段;社区居民的社会阶层分异显著;居民的整体流动性较强,且以水平流动为主,垂直流动相对较少;阶层内社会网络联系较强,阶层间社会网络联系较弱,存在明显的阶层分隔现象;空间结构呈现出在高校和社会双重力量作用下,各种类型居民分布既混合又有序的复杂型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外来人口与原住居民共同构建了一种具有高流动性、松散社会网络等特征的社会空间,它为理解社区流动性、社会网络特征和社会空间成熟度之间的关系带来启示。     

论中国乡村公共空间治理

明确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举措,全面推进乡村空间有序重构,是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保障。在解构乡村公共空间内涵、明确划分乡村公共空间类型的同时,梳理中国乡村公共空间嬗变历程和阶段特征,剖析乡村公共空间中出现的权属关系不明、土地制度受限和空间组织无序等现实瓶颈,并融合“自上而下”行政管控与“自下而上”治理需求维度,形成乡村公共空间“需求-统筹-组织”综合治理体系。据此,提出激活关键要素转型、明确权属主体职责和夯实制度保障体系的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路径,为完善乡村空间规划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重要依据。     

过渡时期俄罗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新特点

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后，在其实行经济转轨的20世纪90年代至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具有一系列新的特点。本文在着重阐述了俄罗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四大新特点的基础上，对其不同的发展模式作了总结。     

新时代发展中国城市政治地理学的思考

针对中国城市转型的空间实践困境,迫切需要用空间权力的理论范式和空间正义的价值思维去反思、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其空间治理.城市政治地理学是以政治地理学的空间权力思维为学科基础,论文借鉴城市政治学和城市社会学对"城市政治"和"城市权力"开展研究,拓展了城市空间的政治属性.然后,基于中国国情与城市实践,从现实层面阐释了...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model of rural social space quality: A case study of Longxi County in the Loess Hilly Area of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The rural social space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living standard and thinking ideas and so forth of rural residents in a certain region. In...     

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面临新的重塑,以诸多大城市新近出现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发展最为突出。本文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研究对象,采用三角检验法,综合利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手段,探讨全球化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总体上,一个负面的黑人群体形象已经被建构起来。就居民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时间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言,各类本地居民在对黑人聚居的看法上并无太大差别;但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看法差别很大。排斥心理的产生多源于外在信息的影响,亦即本地媒体排斥、矮化性的负面响应。     

基于社会地图的东莞市社会空间研究

既有社会空间研究以社会区研究居多,主要基于社会区理论和因子生态分析方法,较多考虑分析对象的社会属性而非空间特征,对社会空间的空间侧面刻画不足,其分析结果也常常被聚类人口的数据特征所左右。本文尝试基于社会地图方法,以人口普查数据和社会设施机构POI数据首先进行社会空间属性的归纳,制作社会地图,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归纳的方法渐进探索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特征。具体以东莞市为例,通过社会地图归纳方法将东莞市划分为3大类、11小类社会空间,并具体解析了多种社会空间要素组合类型。和既有基于社会区的分析结果相比,本文对各类社会要素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及其组合特征描述更为精细,其结果对认识中国社会空间特质及其后的社会空间政策制定更具参考意义。本文认为,基于社会地图的社会空间研究,有助于自下而上地发现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特征和结构,也有助于建立基于中国的社会空间理论,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尝试。     

A New Delhi every day: multiplicities of governance regimes in a transforming metropolis

In this article I demonstrate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urban governance regimes in Delhi, India. While formal urban governance is geared toward transforming Delhi into a “world-class” city, I present original research that shows how the everyday governance of urban space in three very different areas of Delhi is determined by relations among non-state actors. These regimes foster access to space for street hawkers on an everyday basis while they allow powerful local interest groups to collect rent and influence flows of people and commodities. I argue that, in contrast to formal electoral politics, these governance regimes emerge from a parallel politics of everyday interactions, negotiations, and transgressions. Although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these regimes should not be overstated, they do offer street hawkers limited contingency to improve their access to urban space.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a growing body of work on urban governance by showing how multiplicities of governance regimes coexist and determine how and by whom urban space is used in a metropolis in the global So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