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功能转型分析——以江西省鄱阳县为例（英文）

农村宅基地是农村土地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农村衰落、农村空心化等各种问题表征的重要载体。农村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农村宅基地也发生着深刻的转型。本研究在总结国内外对于农村宅基地多功能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查问卷,从宅基地功能提升的角度划分并界定了宅基地的人口承载功能、资产以及居住功能。通过协调转型度模型对农村宅基地的功能及协调转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7年鄱阳县农村宅基地功能转型度在整体上有了明显提升。(2)北部山地丘陵区及环鄱阳湖区主要分布着协调转型度的高值区,近县城的平原区主要分布着协调转型度的低值区。(3)区位条件与资源禀赋较好的区域,人口、资本等要素非农化的支撑条件也比较好,相应的非农化趋势也更为明显。应根据不同区域农村宅基地转型的差异化情况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长江沿线样带农村宅基地转型

利用样带这一综合与集成研究的工具,选取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还是自然环境要素变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梯度的长江沿线样带为研究区,采用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基于一定的理论假设,研究了区内的农村宅基地转型。研究表明：1987~2001年研究区根据土地利用变化的聚集度指数划分的各区段农村宅基地在建设用地增加中所占比例总体上看,从上游至下游,从甘孜-玉树区到泸州-迪庆区、恩施-重庆区、铜陵-宜昌区直至上海-巢湖区,这一比例逐渐降低;长江沿线样带各区段所处的农村宅基地转型阶段与样带内各区段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基本上验证了此前的理论假设。据此,目前由各省 (区、市) 自行制定农村宅基地标准不利于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国家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分区、分类制定农村宅基地标准。针对研究区目前农村宅基地的发展现状,根据区域农村宅基地转型阶段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     

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耦合分析

土地利用转型,即在社会经济变化和革新的驱动下,某一区域在一段时期内由一种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形态的过程。在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乃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源头。本文综合利用2000 年和2008 年两期Landsat TM 影像解译土地利用数据及2000-2008 年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表明：① 2000-2008 年期间,中国耕地面积与农村宅基地面积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921,呈现出明显的增减逆协同演进格局;② 耕地—宅基地变化相关系数与农村宅基地利用变化率的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的相互转化过程中,农村宅基地利用的变化起主导作用;③ 通过计算全国各省2000-2008 年间的耕地—宅基地变化耦合系数,发现期间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变化耦合程度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部。社会经济—生物自然—土地管理三维驱动因素通过“农村人口—耕地—农村宅基地”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驱动着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的转型。然而,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的时空耦合现象及其发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体制。     

中国农村宅基地转型的理论与证实

土地利用转型是土地利用变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由IGBP和IHDP联合发起的全球土地研究计划 (GLP) 的重要研究内容。目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LUCC) 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理论化,在学科综合与集成基础上提出的假设对土地变化科学显得尤为重要。土地利用转型研究需要寻求一种综合的方法,来对社会和环境变化的时间尺度和历史背景进行整合。通过分析特定时期内中国农村建房的影响因素及相应的管理政策,在了解中国农村建房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村宅基地转型趋势的理论假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宅基地在增加的建设用地总量中所占比例将由高逐渐降低,直到这一比例趋向于一个固定值。最后运用长江沿线样带农村宅基地转型研究结果验证了该理论假设。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县域城镇体系识别——以江西省鄱阳县为例

城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科学识别城镇体系对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常住手机活跃用户识别、跨城镇出行起讫点模型和城镇中心性测度,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识别江西省鄱阳县城镇体系,并与现行总体规划的城镇体系进行对比以揭示鄱阳县域城镇体系实际发展与规划目标之间的偏差。结果发现:鄱阳县各乡镇常住手机活跃用户数与其总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2,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强相关性;鄱阳县当前实际的城镇体系分为三级,其中县城为第一级,田畈街镇、油墩街镇和芦田乡为第二级,其余乡镇为第三级。发展至今,仅有县城、油墩街镇与芦田乡达到预期规划目标,其他乡镇均与规划目标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在新一版的规划中予以调整,从而引导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县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乡村乃至整个城乡地域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分析研究区域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的协调性对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合集成传统地理学调查分析、数量模型模拟及“3S”决策支持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协调转型度模型,基于“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搭建“乡村转型度—综合协调度—协调转型度”三维平台,从“转型”与“协调”视角分析了1990-2009 年间山东省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整体转型速度与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协调性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转型度空间结构逐渐由局部集聚向全局分散转变;综合协调度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转型度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与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不同的耦合特点;② 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与协调转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 和0.61,表明山东省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全面流动促使了其乡村系统的协调转型;③“转型”与“协调”分别代表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量”与“质”,乡村转型发展应秉着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持续稳定推进。     

农村宅基地整治潜力和整治成本测算方法——以河南省濮阳市为例

为量化农村宅基地整治潜力价值和整治开发成本,促进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工作的开展,探索农村宅基地整治潜力测算方法体系,运用人均标准法、户均标准法、闲置率法、层次分析法(AHP)及土地估价中的年收益法、综合基准地价法、土地出让溢价法构建测算模型,测算农村宅基地整治潜力、潜力价值和整治成本。研究表明:农村宅基地综合整治价值与整治成本基本持平,测算模型程序科学,方法简便易于操作,对河南省濮阳市的案例研究结果客观实际,可从定量的角度为农村宅基地整治、有偿退出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测算方法和数据参考。     

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以吐鲁番市高昌区为例

以吐鲁番市高昌区为例,利用1990、2000、2010年和2018年4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基于格网尺度,综合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核密度估计、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和生态贡献率等方法,定量分析研究期内高昌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主导功能区土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格局特征及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     

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基于江西省254户农户调查

作为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主体,农户在农村宅基地流转决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对规范农村宅基地流转起着关键作用。文章通过对“江西省农村宅基地流转”专题调研,以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江西省当前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对于国家农村宅基地的相关政策了解程度一般,对于构建规范有效的农村宅基地流转机制期望较高,但反映出普遍担心农村宅基地入市后的高房价和投机行为的发生;户主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农村宅基地面积及个数对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最大。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区位条件评价的鄱阳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

以区位条件为基础,应用GIS空间分析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和频率直方图法对江西省鄱阳县农村居民点进行区位评价,以此为依据得出不同区位条件下的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模式,为鄱阳县及类似区域农村居民点规划与整理、发展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鄱阳县南部区位条件评价等级高于北部,随着等级的降低,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及面积均减少。结合农村居民点区位评价结果及当地实际,将鄱阳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划分为城镇化发展模式、改造发展模式、内部挖潜模式、迁村并点模式、整体迁移模式。     

基于体制转换的乡村转型时空格局及演变机理——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乡村转型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三农”转型的重要抓手。论文以黄土高原沟壑区甘肃省榆中县为例,从人口转型、土地转型和产业转型3个维度构建乡村转型指标体系,基于2002—2018年统计数据、农户调研数据、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乡村转型度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从县域和农户视角,量化与分析榆中县乡村转型及其时空演变格局,刻画农户生计转型路径;在此基础上,引入体制转换理论阐释乡村转型过程机理,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识别驱动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 2002—2018年榆中县乡村转型度、产业转型度和人口转型度明显上升,而土地转型度稳中有降,乡村转型度和产业转型差异明显且变化较大,在中部川区最为突出。(2)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均呈现“中部川区较高速和高速转型、北部山区低速转型、南部山区由低速转型向较高速过渡转型的空间格局”,并伴有逐级式和跨级式的变化特点,土地转型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和土地转型的热点区主要集聚在中部川区,冷点区主要集聚于北部山区。(3)农户生计表现出多路径转型特征,北部山区为综合型生计转型路径,中部川区和南部山区为兼农...     

Rural vitalization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land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The core objective of rural vitalization is to systemically establish a coupling pattern of various rural development elements including population, land and...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区位选择——以河南省武陟县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是一种介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创新型、现代化空间行政单元,它一般整合多个自然村集中建设,对城乡一体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河南省武陟县为案例,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过程中,利用因子分析等方法,对武陟县342个行政村进行影响因子的筛选、评分和排序,得出区域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和社会环境等各项条件对其发展潜力的影响,并由此得出各村的综合评分,确定村庄的发展条件,作为社区中心选择的依据。此方法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前期分析及居民点布局中起到基础和关键的作用。     

县域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与可达性——以江苏省射阳县为例

基于全国第二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核密度估算、最近邻距离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等模型分析江苏省射阳县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与可达性。研究表明：在可达性成本上,镇中心半小时经济圈为5 km,成本从中心沿公路网向外围呈增长态势;村中心半小时经济圈半径为1 km,呈现“满天星”分布格局;耕作成本一般为5 min,西部村庄可达性高于东部。在点格局上,农村居民点分布集聚,呈现“西密东疏”的空间格局特征。在规模空间格局上,农村居民点规模普遍较小,具有“太极”状结构。在可达性空间格局上,镇中心平均可达性呈现“双管”结构,高值区在射阳县西部和中部形成条带状分布;村中心平均可达性空间上类似“树枝”结构,呈现中西部高值集聚和东部低值连片分布的格局;耕作平均可达性具有南部高值、东部低值连片和中部高值集聚特征。空间可达性可划分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和可达性低值区三级,射阳县可达性以中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公路沿线”布局特征。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策略研究——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乡村差异性与发展分化原则,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明晰乡村振兴导向,对于编制区域乡村振兴规划与分类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村域尺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尺度,但囿于微观尺度统计数据与基础资料的缺乏,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乡村类型识别方法体系。论文简要解析了影响村庄分布、演进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构建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指标体系,并按照“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果表明：① 自然因子限制了村落的基本格局与演变方向,经济区位决定了村落的发展潜力与转型能力,二者在村落演进与乡村振兴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② 从农户视角看,村落的空间区位效能是否适应农户生产生活需求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户居住场所是否发生空间迁移,并通过闲置废弃宅基地得到呈现;③ 将长子县村庄识别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传统农业型、特色保护型、搬迁撤并型5类,结合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的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以期为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农户土地用途变更空间决策行为分析——以江苏省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为例

在理解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机制的基础上,利用江苏省的铜山县、如东县和常熟市329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以及方差分析方法探讨了影响农户土地用途变更空间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自主经营人数比重越高,农户选择改变用途地块的距离就越远,而打工导致的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户土地用途变更空间决策则没有显著影响;农户的存款越多资金越充足,农户改变用途地块的距离可能就越远;相对于铜山县,如东县和常熟市两地农户改变土地用途的地块距离相对较远;变更后地块的用途不同对于改变用途地块的选择也有影响,变更为渔业养殖用地则通常会选择离家较近的地块,而在种植业内改变用途,通常会选择离家较远的地块。     

山区县国土空间规划协同的弹性空间测度——以湖南省茶陵县为例

县域空间是中国城乡交融最明显的空间规划基本单元,空间发展与约束导致的用途冲突或重叠现象非常突出。论文以典型山区县湖南省茶陵县为研究对象,建立多规协同的国土空间系统弹性评价体系,运用土地利用区间优化及适宜性评价方法确定各类用地的弹性区间,预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转移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弹性空间差异化管控建议。结果表明：茶陵县域国土空间系统相关社会与经济指标的弹性贡献度较小,弹性综合评价值在整体上低于湖南省平均水平。不同用地类型的弹性规划区间有明显差异,按不同用地类型弹性区间分析,园地、林地、水域、耕地、其他农用地对茶陵县发展弹性承纳贡献值依次降低,分别占总面积的3.47%、2.97%、1.02%、0.90%、0.06%。不同用地弹性空间转移具有显著的带状分布特征,呈现生态用地与农用地、建设用地与农用地、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空间等3种类型交叠,生态用地与农用地空间交叠区最大,占总面积的6.41%;其次是建设用地与农用地交叠区,占比0.97%。对不同用地类型的弹性交叠区域尤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应加强差异化管控。弹性空间测度研究为山区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提供了差异化的空间管理技术方法和实证。     

东部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分化及其驱动力——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

乡村旅游被认为是山区乡村振兴的有效模式,但即使在旅游山区,仍存在大量传统农村。论文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选取典型旅游村水口村和农业村法洪村,从农户生计变迁、乡村土地利用转型、宅基地功能演变3个方面分析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及其分化。结果表明:① 生存型生计阶段(1949—1977年),法洪村和水口村高度依赖农业;组合型生计阶段(1978—2013年),两村由单一农业生计向农业和外出务工组合转变;发展型生计阶段(2014—2018年),法洪村以外出务工为主,水口村以旅游经营和外出经商并重。② 1978年前,两村地类变更主要是林地转为耕地;1978—2014年,主要是林地转为建设用地;2014年后,法洪村耕地转为林地、住宅用地,水口村林地、耕地转为旅游相关用地。③ 1978年前,两村宅基地均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1978—2014年,两村宅基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开始衰退;2014年后,法洪村以生活居住功能为主,水口村以旅游接待功能为主。④ 两村发展分化是自然环境、人文景观、能人带动、市场变化等综合影响的结果。研究认为,即使是在旅游特色山区,也只有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有能人带动、顺应市场变化的乡村,才能较好地发展乡村旅游,大部分资源禀赋一般的乡村仍将以传统农业为主,因此,山区乡村振兴要顺势而为、择优助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