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管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20世纪末,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社会的变革使社会的治理模式发生巨大的挑战.竞争力理论的形成以及发展使城市的重要地位突显,而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则成为社会持续发展、更富竞争力的关键.以企业家式城市经营主义为核心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管治模式使城市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定位和作用得到重新确定.文中以广州为例对城市管理向管治转型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探讨,以政府参与城市管治的重要手段--城市规划为出发点,从行政区划的调整、城市规划创新以及广泛社会互动合作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当前广州企业家式城市管治模式特点,包括城市资     

城市管治、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以常州市区为例

以常州市区为例,重点从产业空间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城市管治重构与空间整合。通过分析现状开发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址方面的问题,论文认为,当前制度框架、经济政策与要素集聚、社会文化及空间规划等方面是造成目前中心城区之间管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行政区划调整虽然有利于城市规模的做大和某种程度上规避强大的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日益突出的矛盾,但当前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削减这两大空间单元之间的本质冲突。进而,论文又从制度重构、政策导向与空间整合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要构建有效的市区管治模式、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与整合。     

广州城市流浪乞讨者的空间管治与日常生活实践

以广州流浪乞讨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解读针对流浪乞讨者的空间管治政策与手段,分析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生境协商。研究发现：在地方城市政策对流动性与公共秩序限制的双重压力下,在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仅有针对管治行动者而刻意为之的特殊营建,亦有基于程式化生活流程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重塑与真情实感的展演。地方政府基于空间目标的救助与真实存在的日常生活实践存在着一种张力。研究关注了城市边缘群体日常生活对地理意义的主动塑造过程,对全面理解并规范管理中国城市流浪乞讨现象具有借鉴意义。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机理与管治——以深圳市为例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在快速城市化地区普遍存在。以深圳市为例,在梳理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发展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探讨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机理与管治对策。研究发现,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与发展是政策力、市场力和社区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非正规住房,各种动力的大小和方向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管治方向与措施。     

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演化模式与机制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从行业属性、企业内部因素和城市所处的环境3个层面的耦合关系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形成演化模式和演化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索。在基于地理空间的行政等级体系基础上,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于城市网络的综合影响,归纳了由初始集聚阶段-非均衡扩散阶段-等级网络形成阶段-网络成熟阶段的生产性服务业视角下城市网络的一般演化模式。实证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网络正处于非均衡扩散向等级网络阶段演化的过渡时期,表现出网络的层级特征愈发明显、水平联系不断增强、联系方向更加多样化、服务功能联系差距缩小等特征。联系便捷程度、创新要素支撑、制造业发展基础,以及城市能级推动等要素对于长三角城市网络的影响较大。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空间协同的多维机制——以福建省为例

采用Hoover系数、空间聚集指数、重心模型、空间耦合指数以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1995—2015年福建省城市人口与服务业的空间协同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都有向中心城市集中的特征,服务业的空间集中度高于城市人口。②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都有向中心城市周边聚集的趋势,而且服务业的聚集度更强。③ 空间重心轨迹显示两者在东西方向上存在错位,服务业的分布更偏向东部沿海。④ 两者的空间耦合指数呈现持续上升的时序演化特征、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步升高的空间梯度格局。⑤ 回归模型显示,城镇职工收入、农民收入、建设用地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是两者空间协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跨市轨道交通溢价回收策略与多层级管治：以珠三角为例

随着城市化和机动化的发展,跨市轨道交通建设成为应对交通拥堵,引导土地开发与通勤结构,促进区域一体化的策略。面对轨道交通巨额建设运营成本,多层级政府管治（Multi-level Governance）下的投融资模式和溢价回收（Value Capture）策略成为推动跨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基础。目前,对跨市交通设施的溢价回收和多层级管治还缺乏系统讨论。以珠三角为例,实证分析跨市轨道交通多层级政府的合作博弈、投融资模式与溢价回收策略,重点论述由“省部合作”向“省市合作”联合开发的溢价回收策略转变。研究发现,珠三角跨市轨道交通联合开发面临土地、规划和财税等制度约束以及政府间利益博弈,省政府主导的“省市合作”交通土地综合开发模式超越单个城市政府,实现区域层面的交通溢价回收,能为中国城际轨道交通融资和多层级管治提供参考。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研究：以南京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也逐渐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已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作为长江三角洲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南京城市空间发展也日益受到了信息化、全球化的影响,并表现出了新的结构特征。本研究从全球、国家及区域背景出发,分析南京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变化,及其所带来的空间结构的转型。这包括城市商务中心功能的强化与边缘商务空间的培育、信息产业密集区出现、学习型区域的空间重构几个方面。     

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向功能特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广州的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具有基本经济活动功能。通过对广州的生产性服务机构的抽样问卷调查,阐述其在服务范围、服务对象及服务销量分布三方面的特征。并根据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以及对珠三角制造业企业市场的抽样问卷调查,从供给水平和市场需求两个角度对广州生产性服务的外向功能特征进行了阐释。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析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     

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识别分析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不仅是多样化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集中区,也是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的热点区和城市活力的窗口区。已有城市多中心研究主要关注就业和人口多中心,却较少关注公共服务设施多中心特征。基于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点要素数据,结合不同类型和等级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与质量特征,采用加权核密度与等值线分析等方法对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热点区分布的空间模式有所差异,但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中心边缘结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分别呈现出“一心五片”与“一核多点”的空间特征;根据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的等值线分布综合判定,研究区范围共识别出136个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其集聚强度与距市中心距离呈现出U型变化规律,与所在街道的人口密度存在指数分布规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最近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距离对北京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其相对影响强度超过“市中心距离”区位变量;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形成机制包括自然历史因素的基础作用、经济发展因素的主导作用、社会需求因素的调节作用和规划政策因素的引导作用。研究认为应加强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空间均衡化建设,适度增加城市边缘郊区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数量和服务能级,有助于引导和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和人口向城市郊区转移。     

城市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案例

受人文地理“情感转向”思潮的影响,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开始关注情感对空间的构建作用,情感空间的营造与城市空间的治理存在一定的耦合关联。本文以广州市区的宣传类户外广告为例,援引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的相关理论,采用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宣传类户外广告在营造情感氛围过程中与城市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而讨论情感氛围与城市空间治理的联系。研究发现,户外广告尤其是宣传类户外广告通过视觉表征生产情感空间,由身体-街区-城市三个尺度构成情感化的公共空间,置身城市公共空间的个体在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话语作用下重构对城市空间的想象,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等情感,并通过视觉、情感等非表征形式使居民在自我审视中加深群体文化认同,使空间治理内化。研究将情感地理的研究放置在城市这一中观尺度,通过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讨论丰富了情感地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对拓展情感地理研究的尺度与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进展及趋向

公共服务设施是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与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重要构成。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研究主题有所差异,国外研究主要关注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区位选择、可达性、空间公平和社会经济效应等方面,国内研究更加重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优化布局、可达性、空间格局、社会分异、居民需求和满意度以及配置影响因素等内容。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析,论文认为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需要加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空间规律、社会公平、绩效评价和空间优化等方向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进展的理论总结与评述,以期促进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理论提升与科学实践。     

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集聚及与交通的 空间关联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和民用汽车拥有量的增加,人们对汽车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以郑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核密度估计法、局部Getis-Ord G^*指数,采用汽车服务业电子地图兴趣点（POI）大数据对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与内外交通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郑州市主城区汽车服务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街道之间汽车服务企业数量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2）汽车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上形成了中心城区双核块状集聚、边缘城区次中心分散发展的多中心、轴带状集聚格局,两大集聚热点片区越来越突出;（3）各细分行业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集聚趋势,汽车配件和汽车销售行业的专业化集聚区域逐步收缩,而汽车维修养护和汽车租赁业的专业化区域则大幅度地向城市外围地区拓展;（4）城市内部交通和对外交通便捷性是影响汽车服务业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沿城市道路的轴线分布和沿高速公路出入口邻近分布是汽车服务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趋势。     

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其空间格局分析

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从教育服务、文化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和信息化服务6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综合测度各省份城市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利用信息熵原理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测度各省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并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各省份城市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均十分显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布为“T”字型格局,并呈“东—中—西”阶梯状递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布与城市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呈“东—西—中”阶梯状递减的格局。② 31个省份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偏低,其空间分布存在着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③ 各省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均等化指数的影响大于城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关系类似马太效应。     

城市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以广州为例

生态足迹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定量测度人类对自然利用程度的新方法。生态足迹分析可定量反映城市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和影响程度,为城市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本文以广州市为案例,估算2000年广州市的生态足迹,并分析了1995～2000年间广州生态足迹动态变化过程。结果表明:2000年广州市生态足迹为2.5ha/人,当地生态承载力为0.2ha/人,生态足迹是生态承载力的12倍半;近5年间万元GDP生态足迹逐年下降,但人均生态足迹略有上升。这说明广州市总体上经济发展方式正逐步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但今后仍需注重提高其资源利用效率,提倡节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模式,减少其生态足迹,逐步迈向生态城市,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纵向测度与横向诊断模型及应用——以北京市为例

优化、高效的城市产业结构是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本文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构建包括10个投入指标、4个产出指标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纵向测度指标体系,基于因子分析模型构建由1个目标层、4个标准层和16个指标层构成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横向诊断指标体系,并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科学指导。研究表明:①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仅1991、2004年出现资源过度投入而规模收益递减现象,1987、1995、1996年出现资源有效利用不足而规模收益递增现象;②产业效率、产业效益、产业科技、产业优势是影响北京市各区县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主要因子;③由于产业效率水平高且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大,北京市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整体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明显高于远郊区县;④北京市各区县在产业效率、产业效益、产业科技、产业优势等分项指标各具优劣,应通过差异化发展促进各区县乃至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基于POI数据的郑州市主城区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生活服务业是服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生活服务业的合理布局可以改善人居生活质量,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以郑州市主城区六类生活服务类兴趣点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叠置分析、标准差椭圆分析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对郑州市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格局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餐饮、住宿、购物、医疗、教育培训、运动健身等六类生活服务业的布局在主城区中心五区交界处都出现了连片但不连续的峰值,呈“中心混合集中,边缘分类扩散”的布局模式,且各服务业分布密度较高的地域在空间上有明显的重合性;（2）各类生活服务业之间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强相关性,其中餐饮业与其他各类服务业相关性相对较高,而住宿业与其他服务业之间的相关性相对较低;（3）各类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中心位置十分接近,均位于二七区与金水区交界处的中心点附近,且各类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的方向基本一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医疗和教育培训行业的分布范围较为集中,餐饮业和购物行业的分布和服务范围最广;（4）郑州市主城区人口密度分布与生活服务业分布存在不匹配现象,而经济密度高的区域范围与各类生活服务业设施高密度区域基本重合。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小城市,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