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尺度效应研究

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对城市规划设计和土地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研究尺度的选择是其必不可少的部分。本文基于景观生态学方法,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选取聚集分散指数、斑块类型指数、形状指数三种类型指数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进行分析,同时引入层次分析法,研究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效应及其响应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景观破碎程度增大,景观分布越来越分散,景观异质性减小,斑块之间连接度越来越弱。在此基础上,建立最佳尺度选择模型,并基于分型理论对最佳尺度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最终得出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的最佳空间尺度为60 m。     

基于多尺度窗口分析的西安城市化空间格局及其特征

以西安城区2000,2005和2010年的土地利用图为基础,结合移动窗口法和迭代自组织聚类法,实现城市发展对其周边地区影响的多尺度分析与聚类并绘制成图,按照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将其分为:城市核心区、半城市化区、城市边缘区和乡村地区。结果表明,在局地尺度(0.81 km)上,2010年城市核心区、半城市化区、城市边缘区和乡村地区的城市建设用地比例分别为96%,59%,38%和8%。城市核心区集中在碑林区、莲湖区和雁塔区,是西安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最高的地区,半城市化区多呈斑块状镶嵌在城市核心区周围,城市边缘区连片环绕城市核心区分布,乡村地区分布在区域最外围。在区域尺度(16.11 km)上,各类地区的城市建设用地比例逐年增加,西安城区整体的城市化质量和水平逐步提高。     

定量遥感尺度效应刍议

目前定量遥感在面向国家需求、面向基础研究方面,存在海量遥感数据无法有效利用、定量遥感研究缺乏普适性和系统性、遥感应用难以再上新台阶等主要问题。因此,目前的遥感科学研究需要整合,需要向前迈出一大步。由于地表的异质性,我们如果只停留在演绎普适的机理模型在特定地点作个性化的处理,是不能适合地学的应用和研究的。必须在已有的反演和实验数据的基础上,用归纳的方法,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走我国自然地理学"自上而下的演绎方法和自下而上归纳方法的结合"研究"尺度综合"的路子,在解决遥感科学核心问题"尺度效应"方面先搭建一个方法框架,同时建立几个开放的相关平台(如数据,反演,计算机模拟,等等),与有关学科的专家共享。     

长江流域侵蚀产沙尺度效应的区域分异

以长江流域水文站点的观测数据为依据,基于一定的分区原则,将整个长江流域分成了8个区域,对所有分区产沙模数的尺度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表明,所有分区产沙模数的尺度效应可以概括为三类:产沙模数随流域面积的增大而减小,或先减小后基本保持不变的,主要包括长江中下游干流沿岸区域,岷江主体区域,洞庭湖流域和鄱阳湖流域;产沙模数随流域面积的增大基本保持不变的,包括嘉陵江主体区域和汉江流域;产沙模数随流域面积增大而增大,或先增大后基本保持不变的,包括长江上游干流沿岸的非泥石流区域和乌江流域.不同流域尺度效应的差异主要与流域土地利用方式有关.基于各分区校正方程,将所有站点进行了标准面积为100 km2,1 000 km2,10 000 km2的尺度校正,结果表明,当校正面积为100 km2,侵蚀最强烈的区域主要是岷江流域,其次是鄱阳湖和洞庭湖流域,校正面积为1 000 km2和10 000 km2,产沙模数图变化不显著,但明显区别于校正面积为100km2下的产沙模数图.侵蚀最强烈的区域主要是嘉陵江流域,其次是长江上游干流沿岸的部分区域和汉江流域的部分区域.不同校正面积下产沙模数图的变化,显示了不同流域侵蚀来源的差异.     

阿图什市城市化过程的大气环境污染效应

以典型的干旱区绿洲城市阿图什市为例,借助国内外城市化与大气环境污染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别选取7个城市化指标和4个大气环境污染指标,应用阿图什市1990-2008年的城市化与大气环境污染数据,计算各指标综合指数,建立城市化与大气环境污染的关系模型,分析阿图什市1990-2008年城市化过程的大气环境污染效应。结果表明:阿图什市1990-2008年城市化发展速度快,城市化综合指数呈现非线性增长趋势;阿图什市大气环境污染物质浓度的波动性变化比较显著,但还是以总悬浮微粒为主,阿图什市1990-2008年大气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利用1990-2008年阿图什市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计算城市化综合指数与大气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构建三次多项式模型进行城市化与大气环境污染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发现,阿图什市1990-2008年城市化与大气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拟合曲线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而呈现出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特殊格式"N"型曲线关系。通过完善公共交通体系,加强建筑施工管理,改善城市绿化系统以及推进新技术等方式解决城市化带来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     

阿图什市城市化过程的大气环境污染效应

以典型的干旱区绿洲城市阿图什市为例,借助国内外城市化与大气环境污染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别选取7个城市化指标和4个大气环境污染指标,应用阿图什市1990-2008年的城市化与大气环境污染数据,计算各指标综合指数,建立城市化与大气环境污染的关系模型,分析阿图什市1990-2008年城市化过程的大气环境污染效应.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城市土地城市化水平与进程的空间评价

土地城市化在中国快速而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支撑与制约角色越来越明显,但目前对土地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框架依然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土地城市化率的概念与测度方法,并确定其阈值。以中国656个城市的城区为研究单元,以2000年和2010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基本数据,采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土地城市化率、城市土地扩展面积和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分别评价了中国城市的土地城市化规模、水平、绝对进程和相对进程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分析了九大类城市建设用地类型对土地城市化进程的贡献率。结果表明：① 近10年来,中国城市总体土地城市化率提高近一倍,由“金字塔式”等级分布逐渐转为“钥匙式”的分布格局;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较大,但城区面积更大,使其土地城市化率的数值较低。② 省会城市和沿海城市群的城市土地扩展面积最大,呈现出行政等级式分异和空间集聚式分异的空间格局;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呈现出沿海城市群与其他城市分异的空间格局。规模越大的城市,土地城市化进程越明显。③ 近10年来中国土地城市化进程的两大核心用地增长类型是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规模越大的城市,工业用地增长的驱动作用越显著;中西部地区和中小规模城市以居住用地增长为核心,沿海城市群和重要交通轴线城市以工业用地增长为主。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尺度效应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对城市规划设计和土地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研究尺度的选择是其必不可少的部分。本文基于景观生态学方法,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选取聚集分散指数、斑块类型指数、形状指数三种类型指数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进行分析,同时引入层次分析法,研究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效应及其响应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景观破碎程度增大,景观分布越来越分散,景观异质性减小,斑块之间连接度越来越弱。在此基础上,建立最佳尺度选择模型,并基于分型理论对最佳尺度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最终得出武汉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研究的最佳空间尺度为60 m。     

土地质量的空间变异与尺度效应研究进展

土地质量能体现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对土地的影响，直接关系着环境改善与土地持续利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并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土地质量退化，人们越来越关注土地质量的提高及其管理。深入认识不同尺度土地质量空间变化与发展对土地质量的提高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土地质量和尺度的概念及其特征，阐述了空间变异的研究方法，重点综述了土地质量的空间变异与尺度效应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土地质量空间变异及其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期对我国土地质量的研究和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有所启迪。     

基于城市化质量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判定分析

通过探析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内涵,建立包括城市基础实力、城市化发展协调度、城市化发展可持续水平3个维度的31个指标体系及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城市化发展"质"、"量"协调性测度模型,利用联合国法修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根据1978~2008年相关统计数据及2008年各省最新统计数据,基于对城市化质量的测度,判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及2008年省际城市化发展速度的适度性。研究结果表明,1978~2008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逐渐增大,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性渐好,城市化发展速度略显滞后;省际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差异明显,从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降低,城市化发展类型可分为质量过度滞后型、质量滞后型、协调型、速度滞后型及速度过度滞后型5种类型;人口城市化水平并不能反映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真实水平,城市规模与城市化质量亦不存在对应关系;中国城市化质量各个领域发展均衡性明显不足,城市基础实力是当前城市化发展质量提升的主要动力,省域城市化发展质量较高及"质"、"量"协调性较好的地区仍存在许多不足。     

Urbanization in Botswana

Urbanization trends in Botswana are reviewed.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urbanization are first outlined. The author then focuses on the period since independence and finds that urbanization is a recent phenomenon. Although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is high, the country as a whole remains relatively unurbanized.     

回流城镇化：中部地区城镇化开启新路径

在对流动人口流向变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部地区的实地走访和问卷调研,兼与沿海地区对比分析,提出中部地区城镇化正在开启新路径,即回流城镇化。研究总结了回流城镇化的新特点,包括县级中心城市成为回流城镇化主要载体,城乡之间出现了摆动的"两栖"人口,地级市中心城区也是回流城镇化的重要选项。回流城镇化主要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亲情社会网络、回流创业内生动力的发展等驱动。最后,论文在理论层面总结了回流城镇化对中国城镇化路径研究的启示。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析

依据2000—2017年中国331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计量模型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2个方面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样本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大于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大于人口城镇化。②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在时间效应上,土地城镇化中的投资效应具有下降趋势,人口城镇中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具有增强趋势。③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且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最强劲;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且消费效应大于投资效应;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人口城镇化影响。东北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且土地城镇化的消费效应最强,其次是投资效应和综合效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强的区域是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与中国城市化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以领军人物杨小凯等华裔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经济学家运用超边际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发动了强有力的挑战,从而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革命.在城市经济学领域,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城市化模型重点考察了分工对城市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提出"城市的起源、城乡的分离都是分工演进的结果."虽然新兴古典城市化模型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是,它对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与中国城市化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以领军人物杨小凯等华裔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经济学家运用超边际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发动了强有力的挑战,从而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革命。在城市经济学领域,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城市化模型重点考察了分工对城市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提出“城市的起源、城乡的分离都是分工演进的结果。”虽然新兴古典城市化模型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是,它对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Indicators of Great Basin rangeland health

Early-warning indicators of rangeland health can be used to estimate the functional integrity of a site and may allow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desert rangelands. The utility of several vegetation canopy-based indicators of rangeland health at 32 Great Basin rangeland locations was investigated. The indicators were originally developed in rangelands of the Chihuahuan Desert. Soil resources are lost through wind and water-driven erosion mainly from areas unprotected by plant canopies (i.e. bare soil). Study sites in Idaho had the smallest bare patches, followed by sites in Oregon. The more arid Great Basin Sagebrush Zone sites in Utah had the largest bare patches. Several vegetational indicators including percent cover by vegetation, percent cover by life-form, percent cover by sagebrush, and percent cover by resilient species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mean bare patch size and are potential indicators of Great Basin rangeland condition. Plant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the range of bare patch sizes were different at sites in the three locations in Idaho, Oregon and Utah. Therefore, expected indicator values are location specific and should not be extrapolated to other locations. The condition of study sites were often ranked differently by different indicators. Therefore, the condition of rangeland sites should be evaluated using several indicators.     

黄河健康生命的指标体系

河流健康是人们对河流生命存在状态的描述,是人类对河流向其提供服务的认可程度。通过分析人类和河流生态系统的生存需求,认为连续的河川径流、通畅安全的水沙通道、良好的水质、良性运行的河流生态系统和一定的供水能力是健康黄河的标志,提出用低限流量、河道最大排洪能力、平滩流量、滩地横比降、水质类别、湿地规模、水生生物、供水能力等8项定量指标作为健康黄河的标志,并根据相关的历史水文资料和1956~2004年的实测数据分析,确定了相应的健康指标量值。     

东北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研究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经济-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内在协调与否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首先通过构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内在表征指标,运用均方差赋权法,以东北地区(指的是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来综合测度其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其次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北地区经济城市化主导人口、空间城市化,但整体水平不高,平均水平基本处于加速发展阶段(0.25~0.35);②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明显,其中人口城市化整体呈现出由北往南递减的趋势,而经济城市化则成由南往北递减的趋势,两者"内在互补(互异)"趋势非常明显;③三者城市化协调度低,且区域差异明显,由南往北递减趋势非常明显;④依据彼此间协调度主宰程度,将其划分为综合协调导向型,人口-经济、人口-空间、经济-空间协调导向型4种类型。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