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山区农户兼业行为及其居民点用地形态——基于重庆市云阳县568户农户调查

贫困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相关的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采用重点与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和景观格局分析等方法,从微观尺度定量分析了云阳县568户农户兼业行为与居民点用地形态变化的相互关系,可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居民点用地整理挖潜提供认识依据。结果表明:(1)云阳县农户兼业现象普遍,依据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差、非农劳动投入比重,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型、农业主导型、农工兼具型、非农主导型、非农业型五种兼业类型;(2)老龄和女性人口少、且平均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户兼业水平最高,人口数量多、分工多元化的农户兼业水平居中;(3)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活动的纯农业型与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较小,约为180m2,土地利用粗放且多样化程度高,其中,纯农业户圈养与堆棚用地比重较高,农业主导型院坝用地比重较高;(4)农工兼具型农户的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大,约为190m2,土地利用集约度得到提高,且多样性下降,堆棚用地弱化,住房用地占主导;(5)逐渐退出农业生产的非农主导型与非农业型农户,居民点用地规模缩减,约为160～130m2,土地集约度较高,多样性下降,居民点中生产性用地比重下降、居住性用地比重上升。研究认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挖潜必须与农户的兼业需求相适应。     

基于农户调研的中国农村居民点空心化程度研究

基于中国范围的乡村人居环境调研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宅基地空心现象。结果表明：① 中国农村宅基地空心化严重,93.5%的调研村庄有空心化现象,平均空心化率达到10.2%。② 省域农村宅基地空心化差异明显,其中华北、华东、华中地区普遍较高;③ 多种因素导致农村宅基地空心化,认为是“外出务工”、“户口迁移”、“房屋年久失修”及“一户多宅” 的受访者分别占39.94%,19.51%,25.73%和14.82%。④ 中国农村空心化宅基地再利用潜力巨大,但再利用难度大,需要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和乡村空间重构的角度进行空心村整治。     

郑州市居住空间演变过程与动力机制分析

回顾郑州市居住空间历史演变过程,揭示出居住空间的演变过程、现状特征和居住分异现象,指出国家投资战略与政府决策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主导着城市居住空间持续增长,城市发展战略和规划思想影响着居住空间的形态变化,而经济制度转型、经济结构调整、住房供给市场变化以及公众择居和迁移行为共同影响着居住空间的重构和分异.     

中国农村宅基地转型的理论与证实

土地利用转型是土地利用变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由IGBP和IHDP联合发起的全球土地研究计划 (GLP) 的重要研究内容。目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LUCC) 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理论化,在学科综合与集成基础上提出的假设对土地变化科学显得尤为重要。土地利用转型研究需要寻求一种综合的方法,来对社会和环境变化的时间尺度和历史背景进行整合。通过分析特定时期内中国农村建房的影响因素及相应的管理政策,在了解中国农村建房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村宅基地转型趋势的理论假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宅基地在增加的建设用地总量中所占比例将由高逐渐降低,直到这一比例趋向于一个固定值。最后运用长江沿线样带农村宅基地转型研究结果验证了该理论假设。     

北京丰台区农村居住用地变化及与人口相关模型

采用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技术，基于1984年，1992年，1996年和1999年4期土地利用图件和数据，分析了1984－1999年期间北京丰台区农村居住用地变化过程及地域分异特征；提出并应用特征均值探讨了农村人均居住用地和人居密度变化的过程和趋势，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利用1999年农村居住用地数据与对应的农村人口数据建立了表达式为Sv=11.324e^0.0006pv的农村居住用地与人口相关模型；用1992年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和误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模型适用地域为北京近郊且不邻近卫星城镇的农村区。     

北京市房价与地价的动态关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城市房价与地价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仅受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相互之间也存在动态关系。研究房价与地价关系的传统方法,如Granger因果检验和回归分析等,无法刻画房价与地价之间多维的网络状关系,相比之下,结构方程模型能同时处理多个内生潜变量,且不受观测指标共线性的影响,为刻画地价与房价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新的工具。从住房与土地市场的供需传导机制出发,推导出房价与地价的结构模型,以北京市为例,运用2003-2013年居住用地价格和2014年在售楼盘价格,与北京市GIS电子地图相匹配,提取商服中心可达性、公共交通可达性、道路可达性、商服繁华度、设施便利性等解释变量,构建地价与房价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结构关系。     

广州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及其潜力

基于广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地区经济、生态与社会特点,结合广州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对广州市域土地利用结构进行生态经济效益-自然生态效益导向的多目标优化配置研究。结果表明：对广州市土地利用数量结构进行调整,一定时间内能够满足地区可持续发展;但是,土地仍然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焦点是建设用地和农用地之间的数量转变,以耕地为主,也包括对未利用土地的利用;土地利用潜力度模型结果显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土地系统的协调度增大而潜力度减小：在生态经济效益目标下,潜力度分别为0.628～0.661,0.372～0.339;在自然生态效益目标下,分别为0.531～0.782,0.469～0.218,表明土地利用系统将趋于更高的协调状态,而其数量结构优化配置的潜力减小,优化各产业部门内部土地资源结构及其空间布局,将是广州市土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和进一步挖潜的主导方向。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方法述评

结合我国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现状,将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研究归纳为综合潜力评价与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两项主要研究内容;评述政策指标测算法、闲置宅基地抽样调查法和建筑容积率法3种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并探讨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理论缺乏系统性、综合潜力研究中土地整理适宜性评价与综合潜力评价重叠及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尚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研究应与耕地整理等其他土地整理领域相结合,使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计算方法更系统、更精确。     

Effect of land prices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housing prices: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y analyses in Chin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driving forces of housing prices in China using a 2,872-county dataset of housing prices in 2014. Multip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housing demand, supply, and market, are combined to establish a housing price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land prices on housing prices. The relative impacts of land prices on housing prices at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are then analyzed using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technique. Finally,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land prices on housing prices is discussed.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Housing prices have a pyramid- ranked distribution in China, where higher housing prices are linked to smaller urban populations. (2) Land prices are the primary driver of housing prices, and their impacts on housing prices vary over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To be specific, the effect of land prices is the strongest in the urban districts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3) The in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s for land prices driving housing prices are: topographic factors, urban construction level,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high-quality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and the tertiar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urban land supply plan (supply policies) is the intrinsic driver that determines land prices in cities; through supply and demand, cost, and market mechanisms, land prices then impact housing prices.     

西南丘陵山地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模式——以重庆渝北区为例

通过对样本区域农村居民点布局及土地利用特点的研究 ,从丘陵山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 ,提出两种土地整理模式 :一是农林综合开发整理模式 ,即居民点闲置土地的复垦利用与抛荒地利用结合 ,与山地区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工程结合 ,进行退宅还林 ;二是新村建设整理模式 ,即由政府对新村统一规划 ,供给道路等基础设施 ,引导农民集中建房的“政府引导型”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 ,并对重庆市渝北区新春村的新村建设的运作和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     

2000-2010年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演变及机制分析

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居住人口特征进行分析,提取出6个主因子并划分为9类居住区,得出广州市居住空间具有明显的分异性。然后与200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居住空间演变具有历史延续性、市场及政策因素影响突出、空间拓展与城市发展同步、整体居住空间呈现“圈层+扇形”融合发展等特征。根据不同的空间层次特征,概括出四种演变模式：中心区稳定发展模式、近郊区商品房拓展模式、远郊区糅合发展模式和特定区保障房镶嵌模式。探讨了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包括历史发展惯性、房地产发展带动、住房保障影响、城市规划引导等四个方面。最后结合国内其他大城市相关研究推导出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     

榆林地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区域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分析

利用榆林地区1986、1995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在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建立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结合多年社会统计资料分析榆林地区10多年来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幅度大、流转方向较为集中,具体表现为农田总面积下降、耕地质量局部改善,林草覆盖面积增长、其它用地类型面积减少;从区域角度分析,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耕地面积减少、成熟林地面积增加幅度大与西北部风沙区耕地面积轻微增加、天然草地优势地位增强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区域特征符合“因地制宜”规律,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导向吻合。全区总人口及其区域分布、农民年均收入和农业人口比重为该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同时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相应的土地政策也对该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产生较大影响。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综合修正与测算——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

准确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潜力是科学编制农村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前提.本研究针对当前普遍使用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存在计算简单、测算结果偏离实际等问题,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统筹考虑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自然适宜性、生态安全性、经济可行性、社会可接受性和规划导向性5 个方面的因素,建立了潜力逐级修正的测算模型.测算模型的相关修正系数利用农用地分等方法、生态用地一票否决制、经济社会指标评价以及概念赋值等方法设定.研究表明,平谷区各乡镇自然适宜性修正系数为0.4757~0.8628,生态安全性修正系数为0.3004~0.8852,经济可行性修正系数为0.3943~0.8939,社会可接受性修正系数为0.4643~0.8165,规划导向性修正系数为0.2877~0.8858,生态安全性和规划导向性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影响的区域差异较其他3 个方面更加显著;潜力经过综合修正后,平谷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净增加耕地面积为614.13 hm2,增加耕地系数为10.77%.     

快速城市化下 "转型社区"空间改造的障碍——广州、深圳案例

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社区文化等方面均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及矛盾。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采取了"转制"的措施来消除"城中村"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兼具城市与乡村社区特征的"转型社区",——人口由农民转为市民、土地由集体所有转为国有、经济由集体经济转为股份公司、管理由村委会转居委会——其空间改造也提上日程。从"转型社区"的土地利用问题出发,介绍目前常用的"转型社区"改造模式,并分别从"转型社区"内土地产权和使用主体分析转制后依然存在甚至加剧的改造障碍。研究认为,土地的伪国有化定义下的不完全产权、土地非法与合法混杂导致的用地破碎化和现有利益格局下各土地利用主体的成本与收益失衡导致"转型社区"内公共设施缺乏、土地价值过低且被过度利用的状态难以改变。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对"转型社区"改造的建议。     

拉萨地区土地利用变化情景分析

根据西藏拉萨地区1990年、1995年和2000年3个时点的土地利用数据,应用马尔科夫过程模型分析了未来20年内拉萨地区的土地利用情景变化,并与90年代制定的拉萨地区土地利用规划面积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果:1)10年间,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最广泛的是牧草地。变化方向主要由牧草地向耕地、园地、林地、居民点及水域转变,其中变成林地的面积最大,为2338.25hm²(占变化面积的94.093%);2)拉萨地区未来20年中土地利用类型发展趋势是耕地、牧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面积将进一步减少,林地、园地和居民点面积将进一步增加;3)土地利用规划面积与基于马尔科夫模型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分析结果比较吻合,马尔科夫过程模型对制定该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由于土地利用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受到众多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未来土地利用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区域内大型工程项目及其他人类活动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从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移概率会发生变化,使得基于马尔科夫过程模型预测的精度有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当前国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重要潜力空间,对其进行调控研究是促进可持续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村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空间潜力;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点发展的支撑条件和空间载体,村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适宜性及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背景下,将“城—村—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利于统筹不同空间尺度要素对居民点整理的影响。本研究立足农村行为主体的空间关联性,综合“城—村—地”三级空间对象,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对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要素构成和结构层次的分析,从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等三方面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进而探讨了相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途径。最后选取江苏省新沂市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挖潜区、优化调整区及特殊整理区等居民点用地整理类型,提出相应的整理模式及优化路径,以期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优化提供有益借鉴,助推可持续的城乡空间重构。     

徐州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格局特征及其演化

基于1979年、1994年、2003年、2008年徐州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构建研究区居住、工业和商业及公共服务（商服）用地图层,在此基础上运用基于矢量单元的圈层分析、扇形分析和基于栅格单元的空间韵律分析技术,分别从距离、方位和空间格局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徐州城市建设功能用地空间格局。研究表明：（1）工业和居住用地的波峰位置...     

Jobs-housing balance and development zon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Suzhou Industry Park

Development zones in China are planned as self-contained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a locally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jobs and homes. Yet the plans are often defied by the market, leading to jobs-housing imbalance as an undesired consequence.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case of Suzhou Industry Park (SIP) to explore what has actually happened within a Chinese development zone. Our study reveals the de facto qualitative jobs-housing imbalance within SIP notwithstanding the de jure quantitative balance as envisaged in the local land-use plan. This finding explains why most workers within SIP have to search for homes far away from their workplaces. The qualitative imbalance is attributable to a series of interrelated factors, including (a) the oversupply of industrial land vis-à-vis the undersupply of land for public facilities and residential amenities, (b) the unaffordable house price for local workers, and (c) the increased use of automobiles by commuters. On top of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this paper also reflects on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and market as a broader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 to study urban China’s mobility, housing and social issues.     

基于PLUS和InVEST模型的渭河流域土地利用与生境质量时空变化及预测

生境质量是关系人类福祉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区域生态保护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大意义。以渭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0年和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应用斑块生成土地利用变化模拟（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on,PLUS）模型、生态系统服务和权衡的综合评估（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InVEST）模型预测并评价了土地利用与生境质量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 2000—2020年渭河流域建设用地和草地面积逐年增加,林地面积略微增长,耕地面积持续减少;2020—2050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同2000—2020年基本一致但剧烈程度显著下降,建设用地扩张趋势减缓,耕地减少幅度下降,草地面积占比超过耕地跃居流域第一。（2） 2000—2020年流域内生境质量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低生境质量和高生境质量区域面积有所增加,中等生境质量的面积减少,整体生境质量水平呈上升趋势;2020—2050年生境质量水平继续保持逐年上升趋势但增幅放缓,生境质量变化强度下降,低生境质量区域面积逐渐减少,中等生境质量面积保持稳定,高生境质量面积有所增长。研究结果可为渭河流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应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转型期农村宅基地边际化的内涵、特征与诊断指标

本文主要考察城乡转型发展与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农村宅基地利用形态的演变与边际化问题。在剖析农村宅基地边际化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宅基地边际化的类型及其在区域土地利用中的表现特征,提出了相应的诊断标准。农村宅基地的边际化是一种在现有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农村宅基地原始的居住保障功能不断弱化、衰退或被其他用途取代的现象。农户对宅基地边际化的行为响应,将导致区域农村宅基地在利用程度、功能与使用制度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农村宅基地的“利用率诊断”、“自住面积比例诊断”与“利用成本诊断”是诊断农村宅基地边际化类型、测度农村宅基地边际化趋势的三个主要步骤。一般而言,该宅基地的利用率明显下降是显性边际化的重要标志;而在宅基地多功能利用过程中,自住面积比例的不断降低,体现了农村宅基地的隐性边际化;最后,农村宅基地现有自住用途下利用成本的增加,是其边际化趋势预测的重要依据。本文可为城乡发展转型期农村宅基地利用形态和功能变化提供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