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研究——以福清市为例

以福建省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福清市为例,通过对样本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现状进行调查,并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测算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整理潜力,以此为基础,选取福清市土地利用现状、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等方面12个指标,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进行评价,根据聚类结果将18个评价单元划分为4个不同的适宜性类型区,结合实际情况和定量分析过程提出各类型区的整理途径和整理对策.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研究——以福清市为例

以福建省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福清市为例,通过对样本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现状进行调查,并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测算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整理潜力,以此为基础,选取福清市土地利用现状、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等方面12个指标,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进行评价,根据聚类结果将18个评价单元划分为4个不同的适宜性类型区,结合实际情况和定量分析过程提出各类型区的整理途径和整理对策.     

社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以上海崇明为例

本文探索了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的小组参与方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以上海崇明为例,分析了不同社会群体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需求,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决策层面对可持续发展的不同关注点,提出由4个核心指标、7个扩展指标和5个附加指标构成的社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为其他地区制订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提供了参考,并有利于实施社区发展可持续性的评估。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分区评价——以河北省为例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区域范围内待整理农村居民点分区研究,对于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有序整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河北省13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自然条件、区域经济实力和整理迫切度等8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计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综合评价值。进一步基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和综合评价分值,运用层次筛选法将研究区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整理区、生态型整理区和优化调整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可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规划以及确定、实施土地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三江平原湿地保护公众参与意识调查研究:以洪河农场为例

湿地保护是公众参与性很强的一项工作,湿地保护要以公众自觉积极参与作为重要突破口。选取三江平原最具科研历史和生态保护意识的洪河农场为调查对象,对不同参与主体(学生、居民、外来务工人员、媒体、中国科学院三江平原沼泽试验站和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领导)的湿地保护参与意识进行调查,了解不同参与主体对湿地的认知程度及其参与湿地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分析存在的问题,最后从生态学、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促进人与湿地和谐共处,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社区网络的使用及其对社区参与的影响——以南京市为例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社区信息化建设中开展始了社区内部信息平台“社区网络(community network)”的大量实践和研究。近年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社区基于实体社区的虚拟网络平台也大量兴起,为改善城市社区参与不足的现状提供了契机。目前国内学者对社区网络的关注不足,相关定量研究更少。本文结合中国社区网络实践,以南京市为例,综合考虑区位、交通等因素,选取主城区35个社区进行问卷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对城市社区居民社区网络的使用情况及社区参与的线上线下特征进行分析,并从“媒介类型”和“用途类型”2个维度就社区网络对社区参与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南京市城市居民社区网络使用总体呈现“高普及、低强度、新社区”的特征,社区网络的普及度较高,然而平均使用强度并不高;在社区网络类型的使用方面呈现“以移动互联为主”的特征,居民使用度最高的是社区QQ群/微信群,其次为社区公众号/APP,使用度最低的为社区网站/社区论坛;在社区“O2O”方面,城市居民社区网络的使用对线下社区参与也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社区网络的使用有助于社区参与深度的提升,促进非事务型社区参与向事务型社区参与的演进。未来智慧社区建设应弥补对社区网络及社区参与关注的不足,积极引导居民通过线上重新回到线下,通过社区活动的参与融入社区公共生活,从而激发社区活力。     

文化语境下的公众参与--以环境法为视角

任何法律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生成并发挥作用。西方文化为公众参与提供了相应的支持，使之成长为法律制度。而在中华文化语境下，该理念却遭遇到一系列文化困境，这是法律借鉴中必须考虑的问题。细致深入地寻找文化支持，是在法律的应有范畴之内的，否则所谓的制度设计，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劳动。     

地方依恋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 ——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5年广州市1 273份居民问卷调查和半结构性访谈数据,结合逐步LPM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地方依恋和社区参与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系统对比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能够直接提升其社区参与期望;② 社区参与行为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地方依恋对社区参与期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③ 对比本地居民,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和期望程度相对较低;④ 外来移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对其社区参与期望影响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存在户籍制度壁垒,需要进一步通过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提升居民尤其是外来移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我国的启示——以英国南彭布鲁克为例

社区参与作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外在这一方面做了较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我国对社区参与的研究理论层面的探讨多于实践过程中具体运用的描述。本文以英国南彭布鲁克旅游发展为例，介绍了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具体情况，旨在为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践研究提供一种研究思路。     

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机制分析——以广州市猎德村为例

文章主要关注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村民参与,对广州首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猎德村进行详尽的个案研究.通过跟踪调查猎德村改造模式下的改造动员和组织村民参与过程的实证,对村民参与状况进行总结,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村民的参与行为进行分析.猎德村改造中普通村民更多的是被动参与,处于“被通告”的角色,同时普通村民与村委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村民参与的信息成本较大,普通村民影响决策的能力很有限.村民参与存在的问题是:虽然普通村民参与的动力与需求较大,但现有的正式的参与制度安排不能满足村民改造利益诉求的需求,诱致了制度的变迁.因此,村民结合网络资源和村庄本土的社会网络资源“生产”了很多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参与途径.最后提出相应建议,即结合本土化资源特点加强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平台的制度建设,以促进城中村改造社区管治的成功转型.     

农村居民点动态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以江苏省宜兴市为例

选取宜兴市为研究区,在GIS和RS技术的支撑下,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规模变化和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对引起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用地整体呈下降趋势,变化速度逐年减慢,主要新增来源是农用地,主要转移去向是城镇建设用地;2在地形平坦、距离水源和农用地较近的地区,农村居民点分布密集;3经济发展、人口减少、交通改善和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社区营造进程中的乡村地方性建构特征与机制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例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区位选择——以河南省武陟县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是一种介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创新型、现代化空间行政单元,它一般整合多个自然村集中建设,对城乡一体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河南省武陟县为案例,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过程中,利用因子分析等方法,对武陟县342个行政村进行影响因子的筛选、评分和排序,得出区域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和社会环境等各项条件对其发展潜力的影响,并由此得出各村的综合评分,确定村庄的发展条件,作为社区中心选择的依据。此方法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前期分析及居民点布局中起到基础和关键的作用。     

农村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山东省王景河村为例

以山东省王景河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的方式获取数据资料,分析农村发展中的环境现状,从村级和农户层面探讨农民生活生产行为方式对环境的影响,总结和归纳农村发展中环境问题的形成机制,提出农村环境问题管理的创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污染、农村生活污染和农村工业污染所形成的复合型污染;(2)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粗放、农户环保意识淡薄、城乡环境管理的二元化、土地产权设置不合理等造成了农村环境的恶化,同时农民由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也对农村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规划路径研究——以西双版纳曼景法旅游社区为例

以田野调查为主,结合观察、座谈、深度访谈等方法,通过考察曼景法旅游社区在旅游规划决策、旅游项目开发、旅游利益分配、社区环境维护等4个方面的参与现状及问题,从5个方面构建其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实现路径:1)识别利益主体和旅游需求:曼景法社区的利益主体由西双版纳州政府、该村村民、游客和周边社区组成,各自的利益诉求决定其参与内容和行为;2)明确旅游规划的战略目标定位:面向自驾车游客、散客及小型团队,以休闲、度假和文化体验为主的“傣家乐”;3)确定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具体途径为:参与旅游项目与产品规划、旅游营销、社区     

旅游地乡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的微尺度分析——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

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 技术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25 年来典型旅游村庄苟各庄村土地用地格局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① 苟各庄村土地利用经历缓慢起步阶段、快速扩展阶段和平稳提升阶段三个时期,实现了从核心到外围,从平面到立体的双重拓展,集约化程度不断提升;② 苟各庄村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过程与传统乡村功能解构和村庄"旅游化"过程相伴而生,逐步由从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逐步向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住宿、购物、餐饮、娱乐等复合型用地转变.③ 自然地理环境框定了乡村聚落空间拓展的基本格局走向,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是村庄功能转化的根本动力,农户行为的理性调整是村庄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动因,政府调控是村庄用地维持相对稳定的重要诱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村庄用地格局的变化.④ 村庄用地格局的变化是乡村发展转型进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研究发现乡村用地格局演变伴随着乡村城镇化的过程,呈现出周期性特征,目前苟各庄村已进入以特色旅游城镇发展为导向的转型升级阶段.对乡村旅游发展而言,原有用地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要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针对旅游型乡村用地特点和要求,充分考虑现有乡村聚落旅游用地需求,加强乡村用地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并完善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实现乡村旅游用地模式由传统内生型"人口增长+生活需求"模式驱动,向外向型的"旅游需求+人口增长"驱动模式的转变.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与布局优化研究——以江苏省江都市为例

通过自然、经济与社会因素方面构建限制修正系数,用限制修正系数把理论潜力修正至现实潜力,且从区位、自然等方面对整理后居民点进行布局优化,在ArcGIS 9.3中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评价栅格单元的居民点建设适宜度,把适宜度高的栅格变成居民点用地,直到所选择栅格面积等于现状居民点释放完潜力而保留的面积。研究发现2008年江都市居民点整理的理论潜力是6 128 hm2,经限制因素修正后现实潜力是2 013 hm2,其中半数以上在仙女镇;经布局优化后居民点集中分布,且主要集中分布在城镇周围与交通便捷地区,改变了目前散乱分布状况,居民点分布斑块数减少,其集聚度显著增加。     

广东传统农业地区耕地流转案例研究

以英德市洲西村为典型案例,在实地调查与面对面访谈基础上,分析广东传统农业地区耕地流转的动力机制与行为过程,以及此过程中各种制约因素与存在的问题.研究显示,广东传统农业地区耕地流转市场有着需求不足,受工业化影响不足,市场发育不足与村委会的引导和支持不足等问题.通过对国内耕地流转的规律性总结,现对广东传统农业地区耕地流转提出五条建议:加强载体建设,建立镇村两级耕地流转服务平台;加快技术培训,培养农业种植能手和经营大户;培育合作组织,发展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着力招商引资,提升农业竞争力和产业化水平;注重民主管理,杜绝基层干部腐败.     

山东省农村居民点动态变化遥感分析

以2000年Landsat TM图像和2004年中巴资源2号卫星(CBERS-2)图像为基本数据源,利用遥感与GIS技术对山东省农村居民点动态变化进行了监测,建立了山东省农村居民点遥感监测数据库,分析了山东省农村居民点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0-2004年间,山东省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增加了14 278.38 hm2,年平均扩展速率为3569.60hm2/a,扩展强度指数为0.091%,用地比重为8.05%.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增加了906个,斑块平均密度为33.27个/100km2,斑块平均面积为24.20hm2.     

基于政府力和社会力交互作用视角的半城市化地区工业用地演化特征及其机制研究——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聚焦于乡村工业用地混杂及分散化特征较为显著的佛山市顺德区,系统分析乡村工业用地演化过程和用地特征,并以政府力和社会力的交互机制为分析框架,辨析珠三角半城市化地区的乡村工业用地演化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顺德区工业用地的发展可以分为4个阶段：① 1984~1991年,自下而上农村工业化,用地空间分散发展阶段,其驱动力主要为政府力与社会力一致。② 1992~1998年,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工业用地规模化发展阶段,其驱动力为政府力与社会力势均力敌。③1999~2005年,集约开发促成农村工业化集中发展阶段,其驱动力特征为政府力压制社会力。④2006年以后,农村工业化进入全面调整阶段,其驱动力特征为政府力与社会力相持。在顺德区工业用地空间演化过程中,政府力起主导作用,社会力相较于其它乡村型半城市化地区更为强大,政府力与社会力的相互作用的平衡点在于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均衡。在珠江三角洲半城市化地区,工业用地空间优化整合的前提是平衡各级政府力与自下而上的村民及村委的社会力,社会力的引导是破解农村工业化用地破碎化和混杂性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