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时空临近重复效应的犯罪热点特征及成因分析——以北京市抢劫案件为例

时空临近重复效应是犯罪活动的一种重要时空特征。为深入研究犯罪热点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论文以北京市内城六区2012—2014年抢劫案件为例,通过核密度估计、时空临近重复计算及定义时空临近重复案件链等方法分析了犯罪热点的案件构成,并从犯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等方面对犯罪热点内的案件特征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内城六区的抢劫案件存在有“a”“b”“c”三个主要的空间热点,并且热点内的大部分案件均具有显著的时空临近重复效应;其中热点“a”位于双井、劲松一带,热点“c”位于南四环大红门桥一带,且2个热点内案件的犯罪人特征在一致性程度上高于环境类特征,表明热点的形成源于犯罪人在热点区域内重复作案的可能性较大;而热点“b”位于东南三环的分钟寺地区,热点内案件的环境类特征在一致性程度上高于犯罪人特征,表明该热点的形成为不同犯罪人在热点区域内集中作案的可能性较高。研究对警务部门开展针对性的犯罪打击和防控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基于犯罪人地域特征的共同犯罪网络及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CD

现有共同犯罪研究缺少从犯罪人的地域特征角度对其参与共同犯罪的合作关系构成及原因进行分析。该文以北京市2006-2017年入室盗窃案件为例,基于犯罪人的地域特征构建共同犯罪网络模型,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回归方法对共同犯罪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2006-2017年参与北京市入室盗窃共同犯罪的犯罪人主要来自京、冀、豫、川等地,但不同地域犯罪人群体间的共同犯罪合作关系呈弱化趋势,其中北京籍犯罪人的参与度逐年降低,黑龙江籍犯罪人日趋活跃;2)犯罪人的地域特征分布对其共同犯罪的合作对象选择有一定影响,来自同地域犯罪人数较多时形成同地域共同犯罪比例较高,反之形成跨地域共同犯罪比例较高;3)犯罪人所属地域的文化相似性和地理距离对其共同犯罪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地域间文化相似性越高、地理距离越小,则形成共同犯罪的可能性越大。     

不同主体特征的犯罪人空间出行行为分析

犯罪人的空间出行行为对描述和理解犯罪人的犯罪过程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犯罪人空间出行距离的一般性统计分析,缺少从犯罪人不同主体特征下的空间出行行为的精细化与个性化研究。论文以北京市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为例,对不同主体特征要素下的犯罪人空间出行距离分布差异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具有不同性别、年龄、籍贯和犯罪经验属性的犯罪人空间出行距离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男性犯罪人的犯罪出行距离略高于女性犯罪人,但其空间缓冲距离却较女性犯罪人略小;中年犯罪人较青少年和老年犯罪人具有更大的犯罪出行距离和空间缓冲半径;外来犯罪人群体较本地犯罪人群体的犯罪出行距离和空间缓冲区更远;多次作案的犯罪人在出行距离和空间缓冲距离上要高于作案次数较少的犯罪人。随后,基于最小努力原则和理性抉择理论,从犯罪人主体的出行成本、邻里监护风险感知、犯罪收益等角度构建了犯罪人空间出行的决策模型,并对不同主体特征要素作用下的犯罪人空间出行行为的差异性进行了解释。研究结论可为犯罪预测及警务实践提供有效支撑。     

入室盗窃临近重复案件与孤立案件分布的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以中国南方某特大城市YP区为例,结合犯罪地理学主要理论选取相关变量构建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区域环境对入室盗窃临近重复案件和孤立案件分布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居民数量、银行&ATM机和公园集聚的区域发生临近重复案件的概率比孤立案件更高,而道路密度高的社区难以发生临近重复案件;青少年人口比重高和低租金住户多的社区会加剧弱势群体、问题人群的集中趋势,临近重复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上升,其中青少年人口的影响程度高于低租金住户。研究结果可对微观社区层面入室盗窃临近重复犯罪的治安防控与警务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urban theft crimes and mechanism in the context of regular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 case study of Haining,Zhejiang北大核心CSCD

新冠疫情的爆发会对区域内犯罪数量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常态化疫情防控是否显著改变了犯罪空间分布格局,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论文选择始终采取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浙江海宁市中心城区,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方法,对2018年2月—2021年7月城市盗窃犯罪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冠疫情爆发后,研究区内盗窃犯罪月均数量较疫情前降幅达53%,并持续在100~200起之间波动,而其日内分布模式却没有明显变化;(2)2020年2月—2021年7月,研究区内盗窃犯罪热点较疫情前有明显减弱、减少,且其犯罪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稳定;(3)针对疫情前的12个典型犯罪热点区域,其月均犯罪数量在疫情后的降幅在52%~78%之间,其分季度的时间演变模式存在明显差异;(4)根据日常活动理论和犯罪三角理论,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有7类具体措施可对各区域的犯罪产生较大影响。研究结果对于理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犯罪空间演变规律和制定科学的犯罪防控策略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的影响研究

入室盗窃影响人们的居家安全,已逐渐受到国内学者关注,但能结合中国国情,细化探讨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对入室盗窃影响的研究尚未多见。以东南沿海大城市ZG市226个派出所为例,采用2014年入室盗窃警情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及路网数据,重点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潜在收益和风险两大维度探讨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等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特征方面,高学历知识分子因子对入室盗窃率起显著的负向作用,而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因子对入室盗窃率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特征方面,普通商品房容易吸引犯罪者,成为作案目标,而原公有住房因子则能降低入室盗窃发生的风险。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住房类型所呈现的风险收益比影响入室盗窃的空间分布;入室盗窃犯罪分子对作案目标的理性选择倾向于遵循"安全第一、收益第二"的原则。研究结论可为犯罪防控和警务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街头抢劫者前犯罪经历对其后作案地选择的影响

作案地选择是犯罪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已有的重复作案地选择的研究表明,犯罪者“前案件”作案地选择对他们“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影响,但以往研究关注的是先前的犯罪时间和地点对其后续作案地选择的影响,仍未检验犯罪者在“前案件”中犯罪经历的具体作用。因此,论文以中国东南沿海ZG市为例,利用街头抢劫者的抓捕数据和混合Logit模型,聚焦探析街头抢劫者先前的个体犯罪经历对他们随后的作案地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头抢劫者在“前案件”中的犯罪间隔、犯罪出行和当场被捕等个体犯罪经历对其“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强烈的影响,即“前后案件”的犯罪间隔越临近、“前案件”犯罪出行距离越短,以及“前案件”未当场被捕,则大大增加了街头抢劫者返回到先前抢劫区域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通过警察访谈和结合理论分析,发现“前案件”未当场被捕是由犯罪者当场被捕的恐惧感、警察特殊的干预方式,以及社会凝聚力和犯罪防控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研究结论可为警务部门的“事前防控”与“主动处置”提供一定的参考。     

盗窃者犯罪出行距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居住社区、作案社区及出行物理障碍的综合考虑

从犯罪出行距离的角度研究犯罪行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犯罪发生的机理。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作案社区的特征对犯罪者出行距离的影响,尚未综合考虑作案地、居住社区与作案社区差异及出行物理障碍(physical barrier)影响。论文以中国南方某特大城市为例,构建考虑个体层与作案社区层特征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究盗窃者犯罪出行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相比作案社区层,个体层的变量对犯罪出行距离的影响更大;(2)出行物理障碍变量会提高模型的解释力,犯罪出行跨越的物理障碍越多,则出行距离越远,且它会影响作案社区中地铁、超市、银行对犯罪出行距离的作用;(3)居住社区与作案社区之间的环境差异对犯罪出行距离有影响,居住社区中的公交站、学校、超市越多,地铁站越少,犯罪者的出行距离越近。研究结论可以为犯罪者的地理画像与警务防控提供理论支撑。     

DP半岛街头抢劫案件的临近重复发生模式

以往研究已经证实某些特定的犯罪类型(如入室盗窃、枪击案件)存在临近重复发生的现象,但是街头抢劫案件是否也同样存在临近重复发生的现象则很少被关注。以H市中心城区DP半岛为研究区域,探索岛上街头抢劫案件的时空分布规律,研究对象为岛上2006-2011年发生的街头抢劫案件(共373起)。利用纳克斯检验(knox test)方法结合重复临近发生计算工具对DP半岛内街头抢劫案件是否存在临近重复发生现象进行探索性分析。研究发现:其一,研究区内的街头抢劫案件在多个空间—时间标度下存在着显著的临近重复发生现象。其二,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空间—时间标度内具有临近重复发生现象的案件,研究其空间分布规律和年际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前案件点"在空间分布呈现集聚现象,具有集中分布在主干道区域、土地利用混合程度较高区域以及道路通达性较高的区域三个特征。而针对"前案件点"进行防控切断"临近重复发生链",将减少54起案件的发生。2临近重复发生现象案件在年际分布上的波动变化与警务"严打"行动之间的动态联系,表明"严打"行动对街头抢劫案件的临近重复发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相比一般案件,临近重复发生案件的发生更加集中于午夜。     

北京市长安街沿线的扒窃案件高发区分析及防控对策

本文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市长安街沿线的扒窃类案件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长安街沿线的犯罪分布状况,发现该长安街沿线共存在3个异常明显的犯罪高发区域,分别对应于西单商业圈(A)、建国门路段(B)和大望路—四惠路段(C),通过将长安街沿线的常住人口与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分布进行比较,发现案件与POI密度较高的区域存在较高的相关性。随后,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和时空热点矩阵方法分析了3个异常明显的案件高发区域内的犯罪活动时空分布模式,结果表明：高发区域A的犯罪高发时段为上午10时至下午18时,其中峰值出现在正午12时,犯罪活动主要集中在区域内的一些大型购物场所内;高发区域B和C的犯罪高发时间均为上午6时和下午18时前后,与早晚交通高峰时间比较一致,犯罪活动主要集中在区域内比较重要的公共交通站点附近。最后,根据长安街沿线案件高发区域内犯罪活动的时空规律性特征,提出了犯罪防控措施与建议。     

职业足球比赛期间球场周边扒窃犯罪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现阶段,关于足球比赛等体育活动影响周边区域犯罪风险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一般性验证,而缺少对比赛期间不同时间范围内犯罪风险的态势分析及相关空间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以英国伯明翰市的维拉公园球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对2005—2009年赛季的104场职业足球比赛在比赛日和对照日、开赛前和开赛后等不同时间范围内球场周边3 km区域内发生的扒窃类案件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了相应案件的空间影响要素。结果表明：维拉公园球场周边区域内比赛日期间的扒窃案件发案量要明显高于对照日,而在具体的时间分布上,比赛日开赛时间前2小时到开赛后1小时内发生的扒窃案件显著偏多,并且案件在比赛日和对照日、比赛日的开赛前和开赛后期间的空间分布特征明显不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比赛日期间餐饮消费类场所的扒窃案件风险较为突出,且高于对照日,而对照日期间的扒窃案件风险则主要集中于休闲娱乐等常规性犯罪热点场所;在比赛日的开赛前,扒窃案件风险主要分布于一些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而在开赛后则主要集中于餐饮类场所,且随着比赛的开始扒窃案件的风险有转移的趋势。本研究对开展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大型体育活动的犯罪风险精准防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游客出行行为的时空特征研究——以中国香港为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香港旅游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掌握疫情期间游客出行的时空变化特征,对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复苏和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9年和2020年社交媒体的旅游评论数据,采用时序统计、复杂网络分析等方法,对比分析疫情前后香港旅游网络的演化特征,并结合旅游目的地语义刻画游客出行规律。结果表明：(1)游客出行规律呈现出一定程度变化,与疫情前相比,游客在一次出游行程中所访问的旅游目的地数量大幅下降;(2)热门目的地仍然在香港旅游网络中承担着连接其他目的地的重要作用,而围绕热门目的地形成的旅游网络社区由疫情前的空间显著集聚转为相对稀疏分布,但网络社区内部目的地的空间分布较疫情前变得更加集聚;(3)在游客选择出行目的地方面,热门目的地访问量急剧减少,而以往游客较少且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目的地,在游客出行目的地选择时变得更被关注,但产业目的地始终是香港旅游中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类型。     

基于共同犯罪的犯罪人地域关系网络的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诈骗案件为例

当前,学界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关系结构等方面对共同犯罪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但缺少对犯罪人地域关系的稳定性分析。论文根据北京市2005、2010、2014年街头诈骗案件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原理构建了基于共同犯罪的犯罪人地域关系网络模型,并利用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参与共同犯罪的犯罪人地域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2005—2014年间,参与北京市共同犯罪的犯罪人籍贯地域的空间分布逐渐集中,并形成了以华北地区为主、多个地域中心并存的格局;犯罪人的地域关系网络小世界效应逐渐增强,并从幂律分布模式向指数分布模式发展;参与共同犯罪的犯罪人群中,北京籍犯罪人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而河北籍犯罪人的影响力逐渐上升;犯罪人地域关系网络的凝聚子群结构逐渐发生两极分化,出现了少数共同犯罪关系异常密切的犯罪人地域子群结构。针对犯罪人地域关系网络形成及演化的原因,论文从外来人口社会关系重构与亚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对进一步开展犯罪人的共同犯罪关系模式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     

入室盗窃多尺度地理因子分析

选取N市作为研究区域,以该市2013年全年的入室盗窃案件作为研究对象。将研究区域内入室盗窃与地理因子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进行关联性对比分析。首先,从环境犯罪学理论和现有犯罪地理特征研究两方面出发,分析现有研究中的尺度依赖性。每一套环境犯罪学理论均有其适用的空间尺度,在犯罪地理特征研究中会有相应的地理因子与之关联;其次,引入似不相关回归模型获取入室盗窃与地理因子在小区、街区、社区、街道以及区等多个空间尺度上的关联性。并用瓦尔德检验来测试各个关联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实验结果表明,随着尺度的变化,有些地理因子与入室盗窃的关联性并未变化,有些则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可用不同尺度的犯罪地理学理论进行解释;最后,将多个尺度地理因子反演入室盗窃空间分布的结果进行综合,并将之与单一尺度的反演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证明,与单一尺度的地理因子反演犯罪空间分布的精度相比,利用多个尺度地理因子解释犯罪空间分布的精度更高。研究表明：在犯罪地理学研究中,环境犯罪学理论、地理因子分析以及犯罪空间分布反演均存在尺度依赖性。综合多个尺度的结果进行分析,不仅有利于准确认识犯罪的地理因子及其对应理论,对于犯罪反演精度也有所提高。     

基于空间句法的武汉城区“两抢一盗”犯罪分布环境

结合空间组构与环境犯罪学,初步建构基于空间句法的犯罪分布环境阐释理论。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案例区域,以立案判决的2013年盗窃罪、抢劫罪和抢夺罪案件分布地点为数据源,以典型犯罪空间为实证研究对象,解读城市“两抢一盗”犯罪现象的分布环境。宏观尺度下,空间组构自发涌现的城市节点容易成为犯罪吸引场,与犯罪热点区分布形成密切关系;节点可达性衔接宏微观空间,影响犯罪人到达、逃逸犯罪地点成本的大小以及犯罪失败风险的高低;微观尺度上,局部空间与整体空间割裂形成的“空间缝隙”为犯罪人的空间探索创造了可能,空间的高集成度与空间使用者的单一化强化了犯罪集聚;空间拓扑深度则通过塑造社区人流的社会结构与领域感影响犯罪的空间防卫。空间句法为分析犯罪人的滋生环境、犯罪动机的刺激环境、犯罪人“到达”、“实施”、“逃逸”的活动环境以及防卫犯罪活动的约束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     

城市微博数据驱动的群体疫情情感响应时空特征——以武汉市和石家庄市新冠疫情为例

研究城市大规模人群对疫情的情感响应时空特征,对于安抚人们情感状态以及优化防控措施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带有地理标签的新浪微博数据为主要数据源,结合实地调查问卷,提出疫情场景下城市用户群体多维情感响应时空特征分析框架,该框架重点构建了城市用户群体对于疫情的多维情感强度的精确评估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疫情情感响应在时空维度上的变化特征,解析情感响应的显著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该文提出的疫情情感响应评估方法,可准确量化疫情场景下城市群体多维情感响应强度;2)疫情防控期间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能够有效安抚城市群体愤怒、恐惧等负面情感;3)喜悦情感是疫情防控期间城市群体情感响应的主体情感;4)面对疫情再次发生,城市群体负面情感强度上升幅度会显著下降。该研究可为政府部门增强疫情情感监测能力、提升情感治理水平提供方法参考和决策依据。     

COVID-19疫情时空聚集性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城市内部的病例时空聚集性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于疫情防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论文以重庆市为例,收集2020年1月21日—2月24日的458例COVID-19确诊病例数据,结合手机信令数据与空间环境数据,采用空间聚集性分析、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究重庆市新冠疫情在街道尺度上的时空聚集性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间上,确诊病例前期增长较快,以外地输入为主,后期逐渐趋缓,以本地传播(包括街道间传播、街道内传播、家庭内传播)为主,其中家庭内传播占比最大(23%);② 空间上,病例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且聚集性逐渐增强,热点街道分布于重庆市西部、东北部;分类型来看,本地病例热点街道集中于人口密度较大、经济发展更好的西北部、西南部,外地输入病例热点街道集中于地理邻近湖北省的中部、东北部;③ 所有病例密度、本地病例密度、外地输入病例密度与因子分析所得4个因子(即城市交通因子、街道间活动因子、生活服务因子、居民分布因子)的回归结果显示,交通设施水平与病例密度存在密切关联,商店超市餐饮等生活服务地点与病毒传播显著相关,街道间活动是发生聚集性疫情的重要因素,而外地输入型病例多出现于人口密集区域。疫情防控中应根据不同区域疫情传播模式差异实施针对性措施,例如在重庆市中部、东北部关注外地输入防控,西北部、西南部以本地传播防控为重点;同时,应加强城市内部交通与街道居民接触密集区域的防控措施,有效防止疫情反弹。     

DP半岛街头抢劫犯罪案件热点时空模式

选取H市中心城区DP半岛作为研究区域,以岛上2006-2011 年发生的街头抢劫案件（共373 起） 作为研究对象,将DP半岛内街头抢劫案件的时空分布特征分别从宏观和局部微观两个尺度层面进行系统的分析。首先,对岛上的街头抢劫案件按年、月和小时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其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规律：2007 年开始的严打使案件数量逐年减少,直到2010 年才略有回升;春节期间（二月前后） 的案件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月份;晚上22:00-23:00 期间是案件高发时段。其次,利用Kernel 密度方法对研究区街头抢劫犯罪的宏观空间分布进行整体的辨别,剥离出犯罪热点空间分布,分析热点与道路网和土地利用的关联性,结果表明热点多分布于主干道、通达性高的节点或土地利用混合度高的地方。最后,选出4 个最主要的热点从微观尺度进行分析,PAI 指数表明这4 个热点在时间上是稳定的,从2006 年到2011 年一直存在。依据“热点时空类型矩阵”的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模式,将这4 个稳定热点归类到不同微观时空模式,并对每类模式下的街头抢劫犯罪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控对策,以便优化警力资源的配置、最大限度抑制和减少犯罪的发生。     

长春市“两抢两盗”犯罪的空间分析

基于警区层面的数据,以长春市为例,选取城市中典型的"两抢两盗"(抢劫、抢夺、机动车盗窃和入室盗窃)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长春市2008年不同犯罪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几类犯罪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研究发现,各类犯罪均表现出差异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特征。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抢劫、抢夺和机动车盗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与之显著关联的影响因子,而入室盗窃则未能建立回归模型。最后基于相关结论,提出了犯罪地理研究对城市管理几点启示。     

典型拐入地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和线上访谈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聚焦拐卖犯罪人,解析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拐卖犯罪人男性多于女性,犯案年龄以30~45岁为最;犯罪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小学和初中学历占比过半;拐卖妇女、儿童的作案人占总犯罪人的79.8%;67.5%的犯罪人受到监禁矫正,获刑10年以上的仅占7.2%。2）河北省拐卖犯罪发生时间的年际变化呈“倒勺状”,分为增长期、波动期和减少期3个时期;案件审理时间则表现为“单峰型”,峰值出现在2014年。3）拐卖犯罪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两热一冷”的空间格局,集中分布在冀南地区和滇桂交界;受害人分布更加集中,被拐儿童集中在冀南地区,被拐妇女则集中在冀北地区;河北省已形成邯郸市与“衡水—邢台—石家庄”内流、“冀南—鲁西”拐出、“川滇桂黔—冀南”国内拐入与“朝鲜—冀北”跨国拐入等主要犯罪路径。4）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发生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传统观念、教育水平、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由于河北省内部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南北不同地区拐卖犯罪的形成也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地理区位下差异化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在推拉相互作用下,形成河北省模式化的拐卖犯罪路径与独特拐卖犯罪地域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