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英文）

为了研究居民对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使用条件价值法(CVM)研究了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方式,使用双边界问题启发技术对被调查者进行支付意愿的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44份,在广义线性模型中引入了社会信任因素以及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和相关管理策略的意识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8年,居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为1.2448×107元;(2)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支付意愿(WTP)和受偿意愿(WTA)有重要影响,而其他社会特征(如性别和年龄)则没有显著影响;(3)社会信任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尽管仅受过有限的教育,但居民不理解名词术语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他们的支付意愿;(4)与政府资助相关的因素导致居民倾向于支付、工作和接受补偿(WTP、WTW和WTA),但是由于地理和社会异质性,不同县之间的支持力度有所不同;(5)居民觉得其支付意愿(WTP)的产出应用于保护和恢复野生动植物、植被、土壤和水资源。本研究首次估算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资产价值,为了保持三江源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补偿应视具体地点而定,政府应采取基于当地资源的发展措施,另外,三江源国家公园有必要大力支持生态旅游活动。     

武汉居民参与耕地保护的认知及响应意愿

对武汉市480户居民家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分析社会公众对耕地外部效益、保护目的、保护工作存在问题、耕地减少对家庭生活的影响预期等方面的认知程度,了解居民自愿参与耕地保护的支付意愿,并运用CVM对武汉市耕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调查及研究表明,随着耕地保护意识的增强,武汉居民已经意识到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存在,受访居民中对耕地保护有支付意愿的家庭有394户,占样本的83.65%;从居民参与耕地保护的支付意愿出发,居民每年保护耕地的支付意愿价值为9.67亿元,折合单位hm2耕地的非市场价值为59171元;全市现有耕地面积36.16万hm2,非市场价值约合213.98亿元,是资源价值构成中无法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运行机制及补偿效应分析

在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保险+社会保障+实物技术货币一体化的区内经济补偿机制"和"基于上级政府调控和财政转移支付的耕地保护区际经济补偿协商机制",并对区内和区际经济补偿方式、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概念、类型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农户问卷调查,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1)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的外部性是耕地非农化的根本原因,而构建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则是抑制耕地非农化的根本途径.(2)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体系由区内经济补偿和区际经济补偿共同组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方式、补偿标准是影响其补偿效应的重要因素.     

洞庭湖生态系统非使用价值评估

利用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评估了洞庭湖的非使用价值。于2012年和2014年,在洞庭湖区,通过面对面调研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洞庭湖区居民支付愿意率为60.24%,人均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值为14.12元/(月·人);2013年,洞庭湖生态系统的非使用价值为16.06×108元,其中,洞庭湖的存在价值最大,其它依次为遗产价值、选择价值;受访者不愿意支付洞庭湖生态系统的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们认为生态保护的费用应该由政府或旅游企业支付,其二是他们的收入有限;受访者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21~30岁年龄段且学历较高者的支付意愿较强;性别对支付意愿值有显著影响,男性支付意愿值较高;研究同时表明,在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对居民最为关注的水质、水量等问题予以重视,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宝天高速公路沿线保护生态环境总经济价值评估

条件价值评估法是当前国际上流行的衡量环境物品非利用经济价值的唯一方法。通过调查居民针对不同环境状况变化的支付意愿,从而定量确定环境状况变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损失。针对宝天高速公路修建过程中沿线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用支付卡的方法设计了320份调查问卷,调查了沿线居民对保护宝天高速公路沿线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WTP)。结果表明:在宝天高速公路修路过程中采取各种技术措施,使沿线的生态环境尽可能保持原样,沿线总共有84.33%的居民家庭有支付意愿,有支付意愿家庭的平均支付意愿为每年每户62.17元,将这一结果推广到面上,得到保护宝天高速公路沿线生态环境的总经济价值为:5781 756元。     

上海市居民对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生境优化支付意愿分析

上海崇明东滩是作为鸟类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近年来在崇明东滩实施的对入侵植物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治理和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显著改善了过境水鸟的栖息环境。对鸟类栖息地生境优化开展支付意愿调查,可以帮助政府进一步明确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鸟类栖息地保护方案的制订提供指导与建议。采用条件价值方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中支付卡式问卷调查方式,通过网络平台和线下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 319份;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方法,对居民支付态度、支付意愿金额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根据2015年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对上海市不同学历人口的支付意愿金额期望进行加和统计,以此估算上海市居民对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生境优化的支付意愿。经调查发现,上海市居民对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生境优化的整体支付意愿金额为23.51×108元,正支付意愿率为79.7%。居民支付态度与其受教育程度、对保护区熟知程度、去当地旅游次数、自身收入水平和是否在上海市长期居住显著正相关;上海市居民支付意愿金额与其受教育程度、对保护区熟知程度、去当地旅游次数、对鸟类保护的重要性认可程度、自身收入水平和是否有本地户口显著正相关。上海市居民对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认可度较高,其对崇明东滩湿地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所选择的支付意愿金额总和超出政府对该项目的投资,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继续加强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保护的宣传力度,并推动该鸟类栖息地生态效益的不断提升。     

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居民支付意愿CVA质量控制研究

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在评价环境服务产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CVM的信度、效度、置信度、质量控制方面进行探讨,并对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的改进,研究结果显示:(1)通过科学的问卷设计和规范操作,严格调研的质量控制可以有效地克服CVA法的不足,减少主观随意性对访谈结果的干扰。(2)质量控制方法主要通过控制信度、效度、置信度、问卷有效性、数据质量和调研员质量来实现,数据质量保障主要通过第一,抽样环节注意随机性和调查样本的代表性。第二,调研员和质量监督员的培训。第三,检验和回访。第四,调查后的质量控制,主要注重调查问卷的登记与编码和数据录入的质量控制。第五,资料整理质量控制,资料获取和整理后由质量控制人员、专家检验调查质量,发现问题,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通过控制质量,保证了问卷调研的可信度。(3)蚌埠居民年支付意愿为每户9.35元/月,全年支付意愿总额为7 831.56万元人民币。(4)不同的收入段相关性又呈现差异性,年收入15 000~30 000元的公务员、教师、律师、高薪企业工人、军人支付意愿较高。     

城市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评价及实证研究

发展群众体育,倡导全民健身已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居民健康意识增强,城市健身休闲空间建设日益增多,健身休闲体验研究受到学者普遍关注。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以城市居民满意度体验为视角,试图构建城市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评价体系,并以3个城市(南京、福州、厦门)2 901份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调查为研究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探讨城市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评价体系、实证分析满意度情况。研究结果显示:(1)城市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评价体系由6个一级指标("服务质量""身心健康""教育认知""人际交往""环境审美""个人价值")和40个二级指标组成;(2)从3个城市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总体评价值来看,福州市满意度评价值为3.974,介于一般与比较满意水平之间;厦门市满意度评价值为3.991,接近比较满意水平;南京市满意度评价值为4.032,处于比较满意水平之上,是3个城市中满意度评价值最高的。具体从一级指标来看,3个城市在"服务质量""环境审美""教育认知"3个指标差异较大,满意度评价值介于一般和比较满意水平之间,按照评价值得高低依次为南京、厦门、福州。"服务质量""环境审美""教育认知"对3个城市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评价值的高低具有较大的影响。     

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效益的民意调查

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是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工程的主要目标,因此输水能否起到改善环境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各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试图真实反映生态输水工程的社会效益。结果表明:(1) 90%以上常年生活在当地的被调查者,感受到生态输水对其本人以及其生活的环境的积极影响,因此希望继续输水的人数超过82%。(2)超过76%的家庭年收入在输水后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加,表明输水后环境的变化对当地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3)从当地居民对输水工程的继续开展的支付意愿看,70%以上的居民都表现出愿意出劳动力的强烈愿望;愿意出钱的比例为15%,两者都愿意支付的比例为6%左右。这一方面说明当地居民对继续输水的强烈渴望,也说明恢复环境的支付意愿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生活水平紧密联系的。(4)从居民对环境变化明显程度的选项看,输水前后生态环境变化的明显程度依次为:风沙强度减弱﹥风沙次数减少﹥树草长势好转﹥野生动物增多﹥树草数量增加,这与环境监测的结果基本一致。总之,生态输水对当地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的社会效益显著。     

游客涉入、地方依恋与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要试点之一,是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生态资本。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借助SPSS 22.0和AMOS 21.0对游客涉入、地方依恋与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相关性与结构性关系进行研究,进一步明确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结果表明:(1)游客涉入中,"核心生活方式"和"风险性"维度对地方依恋和支付意愿的影响作用较低,验证结果不显著;(2)游客涉入中,"吸引力"和"自我表达"维度对地方依恋和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地方依恋对支付意愿的影响较小,验证结果不显著。     

多元主体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满意度研究——以福建省屏南县龙潭村为例

针对福建省屏南县在文创移民过程中存在的多元居民主体普遍性特征,选取屏南县龙潭村为研究对象,以样本问卷数据为基础,利用SPSS 22.0中的多种统计分析工具,探究不同类型居民主体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空间布局的满意度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龙潭村人居环境整体满意度分值为4.010,不同维度人居环境满意度存在一定差异性,其中满意度分值最低的为规划建设维度,满意度分值最高的为空间环境维度;(2)学历、居住时间和居民类型等属性对人居环境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利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将主体划分为5种类型群体,各类型群体对人居环境满意度存在显著指向性与差异性;(3)在地村民满意度整体高于城市移民,且地缘属性越强的在地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越高,业缘属性越强的城市移民人居环境满意度越低。多元主体视角下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应考虑不同属性群体的差异性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配置,以满足新时期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提出的新诉求。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城镇收缩：特征、机理与响应

以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样本单元,对民族自治区语境下收缩城镇的发展特征、形成机理与响应模式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证验证。结果表明：(1)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部有62.5%的城镇被诊断为收缩城镇,但整个自治州并未被诊断为收缩城市,被识别的5个收缩城镇在产业发展、人口结构、经济理念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呈现出明显共性;(2)收缩城镇的形成是中圈功能关联区（整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部的空间分异“驱动”主导、内圈收缩城镇自身发展转型“挤出”+外圈外部性区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处的外部环境）空间关联“拉动”辅助共同作用的结果产物;(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收缩城镇规划响应的路径设计为“加强与中圈功能关联区的融合发展、一体化发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游客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呼伦湖自然保护区为例（英文）

为了研究游客对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以呼伦湖自然保护区为例,使用条件价值法(CVM)研究了游客对呼伦湖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采用实地调研方式,使用双边界问题启发技术对被调查者进行支付意愿的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08份。通过引入10个变量以进行数据录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并在模型中引入了社会信任因素及游客保护区意识因素,通过两个报价得到第一报价方程和第二报价方程。研究结果表明:1、2015年,游客对呼伦湖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保护的支付意愿为14 710 389元,大多数的被调查者(79.9%)愿意为了保护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进行捐款,21.1%的被调查者反对支付,被调查者反对支付的主要原因是认为保护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资源应该是政府的职责;2、两个报价方程中,收入和被调查者的保护区意识对支付意愿具有极其显著影响(p0.01),对保护区管理部门信任度对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p0.05);3、为了进一步提高游客对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增加游客的信任感,保护区管理部门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和资金机制,如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建立资金台账制度等方法,改变目前"一地多牌"的管理体制,同时对游客进行生态知识的教育和宣传。     

三峡库区耕地变化研究

三峡工程是世界性的伟大工程,三峡工程的兴建推动了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在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耕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本文利用三峡库区1990~2004年的耕地面积和社会经济资料,采用统计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三峡库区耕地变化的过程,了解库区耕地变化的驱动力,探寻了耕地数量模拟预测的新方法,为库区耕地的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三峡库区15年来耕地面积及人均耕地面积呈减少的趋势,不同的库区段也如此;(2)三峡库区历年耕地面积与对应年人均GDP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并且相关年份耕地的变化与GDP的变化不同步,呈现相对脱钩的状态,三峡库区耕地的变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及退耕政策休戚相关;(3)在库区耕地模拟预测研究中表明,传统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的模拟精度不及BP神经网络的模拟精度,并利用BP神经网络预测了三峡库区2010年和2015年的耕地面积,其预测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区域农用地经济效益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

农用地经济效益评价对于优化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和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原经济区转型示范市焦作市为例,构建农用地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模糊综合评判模型评估区域农用地经济效益水平,借鉴RDA排序分析方法识别主导因素,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对区域农用地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其时空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 2007—2015年,焦作市农用地经济效益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呈振荡下降趋势,时空变化特征差异性显著;(2)农业机械化程度、高效灌溉水平及耕种面积大小是影响焦作市农用地经济效益的主导因素;(3)建议从国土政策引导、科技惠农支持、耕地数量质量保障及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等方面采取因地制宜的农用地管控策略,提高农用地产出效率和产投比。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七里海湿地临界评价研究

在"湿地临界"概念的基础上,定性分析了湿地利用与保护的平衡状态,探讨了不同利用方式下的湿地临界的研究步骤,并从基于耕地和河蟹养殖地两种土地利用方式入手,对七里海湿地临界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通过建立湿地临界模型,从经济效益评价和生态效益的评估入手,对湿地资源利用与保护进行临界分析,可以较好的反映湿地利用的临界状态;采用该方法,七里海湿地耕地利用的年净收益为9 5941.42元/hm2,净损耗为18 072.75元/hm2,临界效益(△B)值为77 868.67元/hm2;养殖河蟹的年净效益为21 622.68元/hm2,净损耗为2 0274元/hm2,△B值为1 348.68元/hm2,说明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耕地和养殖河蟹两种利用方式尚未超出开发利用的临界准则,七里海湿地仍然具有开发潜力。     

基于脱钩分析方法的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以武威市为例

基于脱钩分析方法,选取建设占用耕地量、非农GDP产值两个指标作为主要指标,并对非农GDP进行重新界定,改进了脱钩的研究方法;采用1998-201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武威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武威市2001-2012年建设占用耕地与非农GDP的关系主要呈现出5种状态,即强负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脱钩、衰退连接和弱脱钩,表现为强脱钩和弱脱钩的状态期数合计占统计期数的67%,总体上有6个年期处于强脱钩状态;(2)脱钩弹性曲线总体上表现出"M"型变化,呈现出"非理想状态-畸形状态-理想状态"的周期性变化,且武威市近3 a都表现为脱钩的理想状态,经济发展摆脱了以牺牲耕地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3)耕地保护政策落实、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等是促进脱钩的主要原因,与武威市的实际情况相吻合。证明改进后的脱钩分析方法可准确反映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环境公共物品的私人补偿:农业遗产保护的试点项目(英文)

在一次性支付中,某种环境物品真正价值或许更容易如果它能以捐赠的方式加入私人物品中。我们研究了人们的购买行为并与问卷调查中所阐明的购买行为相对比。我们检验了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e Method,CVM)的效标效度,例如(检验)当捐赠被附加时人们所表现出与规定值的差异程度。结果表明价格上涨对商品的总销量有任何影响。把捐赠附加到私人物品中可能是种很有效的收集捐款形式。这些捐款被用于保护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景观或者作为景观一部分的农业遗产。此外,我们还可以表明,资金可以在不改变销售数量被收集。这种方法在其他环保活动也是很有效的。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流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理研究

以中国大陆居民赴泰旅游路线为研究对象,通过旅游分享社区网站,采集2016年整年赴泰旅游线路,构建旅游流有向网络,运用社会网络方法分析旅游流网络的结构特征,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形成机理。研究表明:(1)中国赴泰旅游流网络呈现环形放射状,形成了以曼谷为核心,多基点向四周散射的环形旅游流空间结构,网络密度与中心势偏低,网络联结相对松散,冷热点明显,空间差异性突出;(2)赴泰旅游流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突出,网络核心区与边缘区数量差异大且互动较少;(3)曼谷、清迈、芭提雅、普吉岛、拜县处于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流网络的关键位置,是赴泰旅游集散中心;(4)中国游客赴泰旅游目的地分为五个等级,其中边缘旅游目的地数量过多;(5)从整体来看,旅游接待能力、旅游资源禀赋、旅游目的地知名度、社会治安对赴泰旅游流网络影响作用明显,是旅游流网络结构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流网络结构的形成机理。     

中国生态补偿的现状与趋势（英文）

生态补偿的内涵在国际上指的是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在国内一般被认为是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等,运用财政、税费、市场等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制度保障。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对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确保生态服务的有效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行生态补偿的财税机制主要包括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和市场化模式三大类。通过总结我国生态补偿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草原生态补偿制度、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等构成的生态补偿制度框架。在该制度框架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在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和水资源、矿产资源开发、海洋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总体来看,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还没有根本确立,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利益调节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对生态环境保护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今后生态补偿的发展趋势有:(1)生态补偿投入力度的增强;(2)政府责任的强化;(3)补偿方式的多元化发展;(4)制度体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