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演变

绿色生产效率评价是评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转型可行性的重要途径。基于“人地协调”理念和“过程+格局”思维,建立了衡量绿色生产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市、区)近10年的绿色生产效率进行测度,运用熵值法、基尼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结合ArcGIS、Geoda软件,对中国2005-2014绿色生产效率差异以及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2005-2014年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呈上升趋势,呈现从“大差距低水平”向“小差距高水平”转变的时序特征;②2005-2014年中国四大地区绿色生产效率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③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呈现东高西低的率三级阶梯空间格局特征;④中国各省(市、区)绿色生产效率值与相邻地区存在相似性,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⑤经济发展基础和差别化的资源环境区域政策是绿色生产效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     

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方法研究2006—2020年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及各维度生计资本整体保持增长态势,具有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公共资本依次降低的特征,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2)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总体差异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差异均呈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超变密度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23.889%,63.536%,12.642%,区域间差异是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3)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地区差异呈下降态势,不同区域的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组间流动性较低,难以实现跨越式跃迁,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布。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进

识别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及其时空演进规律,有助于区域产业布局、环境规制与政策制定,进而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异质化发展,结合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区域发展规律,构建多周期两阶段DEA模型（Multi-period two-stage DEA model）,通过测算绿色经济效率与绿色创新效率,实现黄河流域省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同时借助ArcGIS10.6软件对黄河流域省域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进行了动态演进并分析其发展路径。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空间维度呈现上游较差、中游一般、下游最优的发展不均衡现状;时间维度呈现“W”型波动式上升趋势,但整体一般;存在省份绿色发展水平较高、黄河段城市却较差的发展不一致现象。针对黄河流域省市的各种发展情境,从省市协同治理、政府引导、产业结构、科技研发、税收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中国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

借鉴西方经济地理学中的新区域主义和企业与区域联系的关系型理论框架, 对中国国 有企业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中国的国有部门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分省看, 存在显著的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华北和东北的国有企业在规模上要远远大于华东和华南的国有企业, 但是前者的生产效率却要落后于后者。分地市看, 高生产效率的国有企业呈现逐渐 向沿海都市经济区集聚的空间态势。统计检验表明地方化的贸易和非贸易性联系是影响国有 企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因素。具体而言： ① 与地方经济有着较多的生产和市场联系的国有企业, 受区域外部经济效应的影响, 其生产效率越高; ② 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程度有利于国有企业采取灵活的薪酬制度和劳动力管理措施来提高生产效率; ③ 与外资企业的非贸易联系可以方便国有企业学习和采纳行之有效的组织行为和管治结构, 并促进其生产效率的提高。     

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动态与区域差异格局

本文以2000、2004、2008中国31个省际农村发展指标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状态的区域差异进行综合分析。从空间格局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农村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农村发展的差异格局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格局依旧存在,农村的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致性,自然资源禀赋与历史经济发展水平是中国农村发展区域差异基础,农村主体特征与区域发展阶段是导致农村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偏向性的政府政策与全球性因素是强化区域差异的重要动力,而各地差异性的农村产业转型过程,是助推中国农村发展区域差异的核心机制。2000、2004和2008年中国农村发展差异度分别为0．356、0．413、0．386,这表明,自2000年以来区域农村发展差异先拉大后缩小,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这是长期以来区域发展外部环境与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从2000—2008年中国农村发展“重心”移动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发展的重心落在安徽省内,农村发展水平东西差异明显,2000．2004年,中国农村发展水平的重心向北移动,北方地区的农村发展速度较快;2004—2008年,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农村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有了一定缓和,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     

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基于生产和消费的视角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互联网事业飞速发展。无论是网民规模还是网站数量,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本文基于互联网产业的生产与消费两个方面,利用锡尔系数和集中化指数等方法,对2000年至2009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31个省(市、区)的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仍然十分显著,但消费层面的省际差异明显小于生产层面,而且消费层面差异缩小的幅度也明显大于生产层面。同时,从空间来看,东部地区的变化显著,大部分省市有了较大发展,但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仍处于低消费一低生产的状况。     

东北三省旅游经济质量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

采用SBM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核密度估计法对东北三省36个城市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总体水平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② 从差异来源及其贡献度来看,2007—2010年超变密度是地区差异的主要来源,2011—2018年地区间差异是差异的主要来源;③ 东北三省旅游经济质量总体核密度曲线逐渐向右移动,旅游经济质量水平不断提升,区域旅游经济差异逐渐减小;④ 旅游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经济质量差异产生影响。     

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举措。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高效、乡村发展等4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客观评价了2011—2019年黄河流域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各省区之间的差异,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因素进行探测。结果表明：（1）2011年以来黄河流域九省区农业绿色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仍存较大提升空间。资源节约指标得分远高于环境友好、质量高效和乡村发展指标。（2）从时间上看,2011—2019年黄河流域九省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都得到了较大提升。其中,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年均增长率较高。从空间上看,2011—2019年,高值省区由1个增长到7个,低值省区由5个降至0个。（3）从流域整体差异来看,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在不断缩小;从区域内部差异来看,下游和中游的内部差异较小,上游的内部差异较大但呈缩小趋势;（4）影响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有耕地复种指数、单位农业产值耗水量、节水灌溉面积占比、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强度、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单位农业产值机械能耗、水土流失治理水平。     

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

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四位协同指标体系,基于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进行系统测度。分析四位协同度的地区差距,对其动态演进过程进行科学预测。研究发现：① 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呈波动性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地区四位协同度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② 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区域相对差距与绝对差距均呈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内差异与东-西部地区间差异均最大,其中超变密度差距是区域间差距主要来源。③ 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演进方式表现为邻近演进,低水平阶段向更高水平阶段跃升概率增大,整体向更高阶段发展。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

互联网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与区域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已成为地理学研究中一个新的问题。从网络普及率、网络信息资源丰度及互联网商业应用三个角度初步探讨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存在的区域差异,并设计了互联网发展指数(IDI)、从人均的角度反映互联网发展的综合水平。表明: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梯度不同的是,西部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稍高于中部地区;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互联网发展综合水平的差异同样显著,按照IDI值大小被划分为6个等级。互联网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区域人口素质水平、区域信息和知识生产能力对我国互联网发展区域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强,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和区域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也较显著。     

京津冀城市群大气环境效率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与影响机制

基于SBM-Undesirable(SU)模型与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分别从效率与生产率两个维度建立城市大气环境效率评价模型,并考察京津冀城市群大气环境效率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特征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2006—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大气环境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且地区差异特征显著,大气污染减排潜力巨大;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驱动,技术效率恶化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制约因素;京津冀大气环境效率的动态演化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特征,先进城市与落后城市之间的效率差距在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特征均对京津冀城市群大气环境效率与环境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政府环境管理能力则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作用。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及溢出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效率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Super-SBM模型对中国（除港、澳、台、西藏地区）2005~2015年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从空间异质、空间关联与空间机理3个方面分析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绿色发展效率的溢出效应并探讨各要素的空间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中国绿色发展效率表现为“先平稳再快速再稳定”的阶段性变化规律,地区间差异较大,形成了“东-中-西”阶梯式递减和“南-中-北”对称式分布的空间分异特征,“T”字型发展格局逐渐凸显。②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逐步降低,热点区域增加,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中西部形成稳定的冷点区。③ 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自组织性逐渐增强,空间差异不断扩大,由空间自相关导致的结构化分异更加明显,随机成分引起的空间异质性正逐渐减弱,西北-东南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方向。④ 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水平、技术创新和能源强度产生明显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则具有显著负向效应。     

中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投资与建设的区域差异及效率评价

利用2001~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探讨中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建设的区域差异,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投资效率评价。研究表明：① 全国各省区累计投资差异较大,东部省区各分项设施建设投资均远高于中西部省区,但中西部省区投资的平均增速高于东部省区;② 研究时段内绝大部分省区分项设施建设水平都有较大幅度提高,2010年全国范围设施建设水平大致呈现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格局。③ 设施投资效率区域差异大,在空间分布方面不具有明显的东中西梯度特征。研究认为,应首先着力提高建设效率,并进一步综合考虑投资能力与设施需求,及时调整投资力度,促进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协调。     

中国区域知识创新能力与区域发展差异研究

该文从决定知识创新能力的几个主要方面；知识创新的投入，知识产出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量化地分析了中国区域知识创新能力和区域发展水平的关系。发现我国各省区的知识创新能力差异大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世界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宏观趋势下，这样的现实会在未来使我国的区域发性差异进一步加大，应引起区域发展战略制定者的注意。     

中国区域知识创新能力与区域发展差异研究

该文从决定知识创新能力的几个主要方面:知识创新的投入、知识产出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量化地分析了中国区域知识创新能力和区域发展水平的关系,发现我国各省区的知识创新能力差异大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世界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宏观趋势下,这样的现实会在未来使我国的区域发展差异进一步加大,应引起区域发展战略制定者的注意。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解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房地产业的产值规模、产业人口规模、开发企业数量、利润总额、净资产等都在大幅增长,并且彼此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对省域尺度的中国房地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表明,区域差异十分突出,东部极化效应依然明显,东、中、西部的梯度优势依次递减。最后依据不同年份的省域面板数据,进行了差分GMM和系统GMM回归分析,解释了房地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影响因子的作用性质。     

中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异分析

基于泰尔指数和GIS地图技术分析了2001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表明:全国省域层面金融发展差异显著小于经济发展差异,经济发展差异呈缩小趋势,而金融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经济发展差异主要由四大板块间差异形成,而金融发展差异主要由东部10个省份间差异形成;金融发展格局显著不同于经济发展格局,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的地带性差异,区域金融发展没有表现出地带性差异,西部省份金融比率提升显著,中部6个省份经济增长提速明显,但金融发展显著滞后。这意味着在区域层面上,经济发展只是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如国家宏观调控、金融空间组织、金融机构的信用区域分配等都会影响区域金融发展。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绿色发展作为化解自然环境约束、破解经济转型难题、支撑和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关键。正逐渐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和全球经济转型与重构的重要指导理念。在梳理绿色发展概念与内涵基础上,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泰尔指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2005-2015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测度与刻画,并进一步耦合自然与人文因素定量探讨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下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2005-2015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由0.475增加到0.523,总体提高了10%,时序上呈现“W”型波动增加的阶段性演变特征。②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区域差异规律,不同类型城市群具有“国家级>区域性>地方性”倒金字塔式集群增长特征,形成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稳定等级规模结构。③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集聚特征显著,高效率城市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低效率城市则负向溢出影响,“高高集聚、高带动低”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较为凸显,不同类型城市演化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与时空惯性。④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下,人文社会因素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程度大于自然本底要素,其中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和城市气温呈现积极促进作用。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To resolve conflicts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enabl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and achieve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green development(GD)is gradually becoming a major strate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ideal of building a"beautiful China",alongsid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the concept and implications of GD,we first used the Slacks Based Model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SBM-Undesirable),the Theil index,and the spatial Markov chain to measure the spatial patterns,regional differences,and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UGDE)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5.Second,by coupling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the mechanism influencing UGDE was quantitatively investigat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1)from 2005 to 2015,the UGDE increased from 0.475 to 0.523,i.e.,an overall increase of 10%.In terms of temporal variation,there was a staged increase,with its evolution hav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W-shaped"pattern.(2)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GDE followed a pattern of eastern>central>western.For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the UGDE had inverted pyramid cluster growth characteristics that followed a pattern of"national level>regional level>local level",forming a stable hierarchical scale structure of"super cities>mega cities>big cities>medium cities>small cities".(3)UGDE in China has developed with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High-efficiency type cities hav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while low-efficiency cities have negative effects.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evolution processes have a path dependence,and a spatial club convergence phenomenon exists,in which areas with high UGDE are concentrated and drive low UGDE elsewhere.(4)Under the framework of regional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the degree of human and social influence on UGD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natural background.The economic strength,industrial structure,openness,and climate conditions of China have positively promoted UGDE.     

公平和效率视角的中国碳排放区域差异及其固化研究

分别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考察中国省际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可以比较区域碳减排配额分摊中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重要性大小。论文选取1997—2015年中国29个省级地区数据,首先通过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0SBM模型测算出各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并用人均碳排放量来衡量各地区的碳排放公平情况。随后基于Dagum基尼分解方法以及Markov链方法,分别从整体差异程度和内部差异固化两个方面比较了中国碳排放公平和效率的区域差异情况。研究发现：（1） 中国碳排放公平和碳排放效率呈现出不一致的空间非均衡格局。（2） 不管是整体、还是三大地区之间,中国碳排放效率的差异程度都大于碳排放公平,二者差异没有缩小的趋势。（3） 各地区间碳排放效率的差异固化程度也要高于碳排放公平,中国碳排放的区域“长期低效率”固化问题比区域“长期不公平”固化问题更严重。因此,在计算中国区域碳减排潜力以及进行碳减排配额分摊时,效率原则比公平原则更加重要。中央政府也应更加重视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差异问题,更多的从碳排放效率上入手,挖掘其存在的更大碳减排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