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修正的地理集聚指数(EG),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综合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京津双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扩散特征明显;②资本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为负;③金融利率高低与制造业集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和宏观税负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效应;④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正相关性,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变化

胡焕庸线作为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大发现之一,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重要特征,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对社会的重要贡献之一。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等定量方法,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分异性特征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尝试解释中国人口分布特征变化的原因及其机制。结果表明：① 胡焕庸线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分界线仍基本保持稳定,但从空间统计学分异特征来看该分界线仍可进一步优化调整;② 胡焕庸线两侧内部人口集聚模式发生着明显变化,东南半壁人口分布由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的相对均衡状态,转变为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少数区域为中心的集聚模式;而西北半壁人口分布的集聚程度则趋于下降;③ 从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看,尽管总体上,经济发展类因素对于人口空间分布影响不断增强,但三大阶梯等自然地理本底条件依然对中国人口分布有着重要影响。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印度软件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分析

近年来,印度凭借软件产业的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软件生产和输出大国。印度软件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地理集聚与扩散现象。借助国内外关于集聚与扩散理论的研究框架,利用印度官方统计数据,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印度软件产业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分析了各阶段软件产业的企业内部的集聚特征。把影响印度软件业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子概括为智力资源,区域环境,供应链环境,政策扶持以及印度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近年来印度软件产业的集聚与从工业中心发生扩散的现象及原因,有利于对我国软件业的发展和集聚地的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     

长株潭城市群污染空间识别与污染分布研究

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软件对各类型污染进行空间识别和分布模拟,探究长株潭城市群污染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① 该区大气环境污染以扬尘和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重点污染区域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主城区,呈点状分布;② 该区水域整体水质基本达标,水体环境污染以氨氮和各类重金属为主,且有明显的季节变化规律;③ 土壤污染覆盖范围较广,以株洲市的石峰区为代表,以镉污染最为严重,主要原因为重化工业排污累积。总之,株洲污染最严重,湘潭和长沙次之。污染空间的形成与长株潭城市群的地形地势及三类污染元素之间的转化有较大关联。     

西方国家办公空间研究综述

文章分别从区位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等角度入手,总结了西方早期上述理论体系中办公空间研究的相关内容,并从办公空间的区位特征、集聚与扩散及其空间结构形成机制等方面对西方战后在办公空间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还对西方办公空间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的研究进行了述评,以期为我国相同领域研究的开展提供一点启示。     

中国乡镇人口分布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精细尺度的人口变化研究对于理解、模拟和调控人地系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乡镇级的人口数据可以精细化揭示中国人口时空分布的演变特征。本文建立了2010年和2015年中国乡镇人口空间数据库,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乡镇人口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15年乡镇人口数量均值为2.95万、密度均值为374人/km²,乡镇人口数量和密度分布的区域差异较大;乡镇人口与土地面积分布相较县域呈现更加不均衡特征,人口密度大于150人/km²的19403个乡镇（60.81%）,人口总量占比为81.76%、国土面积占比为20.27%,近似符合“二八定律”;2010—2015年,超过70.94%的乡镇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平均增幅19.33%）,9273个乡镇人口减少（平均减幅13.33%）,其中1684个乡镇（5.28%）的减幅超过20%,主要分布在东北、内蒙古和云南的边境地区;人口密度分布受地形起伏等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夜间灯光、路网密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因素等的综合影响,其作用机制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认为,乡镇人口的大幅增减变化及其显著差异格局对人地系统的优化调控,特别是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保障国防安全等带来一定挑战,应给予足够重视。     

长三角地区民宿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近年来,民宿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新兴模式,日益受到关注,并呈现蓬勃发展状态。以民宿业发展最为成熟的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去哪儿网相关民宿数据,采用空间最邻近分析、密度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民宿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并基于逐步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民宿分布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 长三角地区民宿呈现高度集聚的状态,整体上表现为多核心分布,并形成一、二、三级组团,密度由核心向外围递减。② 民宿集聚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和核心景区周边,具有明显的中心性。③ 基于对经济基本状况、交通状况、人口条件、居民消费能力、旅游市场状况、旅游资源与环境条件等方面共15个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单位面积旅游收入、A级景区数量、人口密度、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四个指标对民宿密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影响力单位面积旅游收入>A级景区数量>人口密度>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口集聚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7—2012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投入要素和专利申请量的面板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及其区域异质性,以及人口空间集聚对人才创新驱动作用的调节机制。结果表明：① 平均而言,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城市,创新产出水平越高,但人口集聚程度与创新产出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② 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创新等级越低的城市中其作用效果越强;③ 人口空间集聚强化了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城市规模扩大促进了知识的溢出;④ 人口空间集聚调节作用的显现需要达到一定的创新基础门槛,城市创新等级越高,调节作用越强。因此,各地方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人才培育和人才引进策略,合理引导人才流动。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珠江三角洲30 m格网人口空间化

人口空间化是实现人口统计数据与其他环境资源空间数据融合分析的有效途径。本文选取夜间灯光数据、道路网数据、水域分布数据、建成区数据、数字高程模型和地形坡度数据作为影响珠江三角洲人口分布的变量因子,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对珠江三角洲2010年人口数据进行了30 m格网空间化,并将模拟结果与三个公开数据集作精度对比,最后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变量因子重要性分析珠江三角洲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本文模拟整体精度达到82.32%,均优于WorldPop数据集以及中国公里网格人口数据集,接近GPW数据集,而且在人口密度中等区域模拟精度最高;通过对变量因子重要性进行度量,发现夜间灯光强度是珠江三角洲人口分布的最重要指示性指标,到水域的距离、到建成区的距离和路网密度对珠江三角洲人口分布均具有重要作用。利用随机森林模型结合多源信息能够实现高空间分辨率的人口空间化,可为精细化城市管理提供重要数据源,也可为相关政策决策制定提供支持。     

海南岛户籍人口城镇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18年海南岛18个市县经济社会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4年和2015年是海南岛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两个转折点,可以分为2000—2003年、2004—2014年、2015—2018年三个阶段,整体上,海南岛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几”字形缓慢提升;空间上,集聚特征以显著性离散分布为主,空间布局和集聚类型变化较大;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趋向工资待遇高、民营经济发展快、教育资源集中、环境质量优、非农就业机会多的地区。自贸港建设过程中应完善人口户籍管理、关注乡村就地城镇化、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保障居民生产生活水平,综合提高城镇化质量。     

民宿空间分布的集聚模式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杭州、湖州、恩施的比较

近年来,民宿依托其个性化的服务以及温馨的住宿体验发展起来并走向成熟,其在空间上的集聚也推动着民宿产业向集群化和专业化发展。论文选取浙江省杭州市、湖州市和湖北省恩施州3个典型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途家网的民宿数据,运用全局自相关统计量和局域Getis-Ord G_i ^*指数分析三地民宿的集聚模式,并从区位、交通、旅游资源和区域品牌4个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杭州、湖州、恩施民宿空间分布均出现集聚状态,其中杭州最大的热点区域以市中心为圆心向周围扩散,杭州民宿是依托城市区位的集聚模式;湖州民宿的热点区域远离市中心且以莫干山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湖州民宿是依托区域品牌的集聚模式;恩施民宿的热点区域由3个较小的热点区域构成,且均与恩施著名景点相连接,恩施民宿是依托自然景点的集聚模式。② 区位是城市民宿集聚的基础;区域品牌是民宿集聚的助推器;旅游资源是民宿集聚的早期动力;道路交通是民宿集聚和向外扩张的保障。研究结果为民宿的选址、空间优化布局和资源合理化配置提供有益的参考。     

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

城市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理清城市群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对城市群工业协同发展和污染联防联控具有现实意义。基于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利用2010—2017年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41个县（区）数据分析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格局均具有非均衡性和“路径依赖”。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之间存在“荣辱与共”的交互影响,工业集聚既促进污染集聚,污染集聚也促进工业集聚。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均具有空间依赖性,相邻县（区）之间的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存在空间交互影响。人口密度和经济水平既促进工业集聚,也促进污染集聚;环境规制既抑制工业集聚,也抑制污染集聚;政府干预、市场化率和投资水平促进工业集聚;技术水平抑制污染集聚,但产业结构却促进污染集聚。研究认为,工业协同发展是污染联防联控的根本,形成工业共建和污染共治的空间合力是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共享住宿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及扩散模式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近年来共享住宿在我国城市迅速发展,是推动城旅融合的重要驱动力.该文以北京市为例,利用爱彼迎等开源平台共享住宿相关数据,应用ArcGIS技术、地理探测器方法与空间扩散理论,分析2018-2020年北京市共享住宿业空间分布的变化特征、影响因素及扩散模式.结果表明:1)北京市共享住宿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分布范围、集聚程度逐渐扩大,向心力增强,东北—西南分布方向性明显;2)共享住宿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依次为餐饮、居民小区、科教文化、交通运输、体育休闲和景点,餐饮是主要影响因素;3)共享住宿业的空间扩散以等级扩散为主、传染扩散为辅,在次级城市功能区和景区扩散明显.研究结果可为未来共享住宿业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与现实指导.     

县域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陕西山阳县为例

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山阳县为研究区,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分组分析方法探究山阳县农村贫困化的空间格局和类型;利用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山阳县农村贫困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讨论影响因素效应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其交互作用。研究表明：① 山阳县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形成6个热点集聚区和4个冷点集聚区;综合考虑农村贫困程度和空间连接性,将山阳县划分为低度贫困区、中度贫困区和高度贫困区。② 水网密度、到最近公路的距离、危房比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外出务工人数比例、农户入社比例6个因素是山阳县农村贫困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③ 两因素交互作用要比单因素作用于贫困发生率时影响力更显著,各主要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类型有双因子增强型和非线性增强型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