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产业关联效应研究

运用2007年河南省和全国投入产出表基础数据,从纵横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了河南省产业关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农业前向、后向关联能力较强,基础地位突出;矿产资源采掘及加工业优势突出;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辐射力不足,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及公共服务业前向、后向关联效应较弱,服务消费不足;服务业增加值率较低,并且制造业对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中间需求比重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而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低于全国水平。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及其空间结构

基于北京1997年投入产出表、2002年投入产出表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区位商等方法.分析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结构变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以及典型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的空间结构.研究表明.北京生产性服务业明显呈现出以金融、商务和信息服务业为主的格局;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第三产业服务;服务业对金融、商务、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呈上升趋势;制造业对中间投入服务的消耗层次明显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生产性服务业既有较强的经济推动能力,又对经济发展的需求较大;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结构总体呈现圈层特征.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省区间产业关联特征与服务产品流空间格局研究

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趋于融合,并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利用投入产出表,已有研究侧重探讨单一行政区域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互动,但省区间产业联系分析仍较薄弱。多省区城市群区域内部某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其他地区制造业产生的波及效应如何,不同行业部门和不同地区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供需关系有何差异,有待进一步厘清。京津冀协同发展自2014年2月上升为国家级战略以来,对区域经济体空间互动产生深刻影响。为定量评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对区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跨省协作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基于2012年、201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以及2013年、2018年经济普查数据,通过构建京津冀省区间投入产出表、优化区域间产业关联效应测算公式、完善区域间服务产品流测算方法,揭示京津冀地区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省域间产业关联与投入产出关系及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省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推动作用大于拉动作用。拉动作用方面,北京信息服务业较为突出,但动态看北京商务服务业作用明显增强,天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下降明显。推动作用方面,三省较强的...     

京沪生产性服务业比较研究

基于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的区域比较研究,探讨京沪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 ①京沪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加快,金融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是其主体;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已步入发展成熟阶段,而上海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②京沪第三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最大,且呈现上升趋势;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对服务经济的支撑作用突出,而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趋势更为明显。③京沪服务业对金融业的中间需求最大,但需求结构存在明显差异。④京沪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差异显著,北京制造业中间需求结构趋于高级化,而上海制造业对中间投入服务的消耗层次偏低。⑤京沪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分布于中心区和近郊区,圈层衰减特征明显;不同行业乃至同一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空间分布特征均存在差异,但各行业空间集中与分散的变化趋势总体上存在一致性。     

北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及空间分布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 也是中国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以北京市为案例区, 运用相关分析、投入产出模型、空间自相 关模型、变异系数、地理联系率等, 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进 行实证研究, 旨在为首都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 ① 生产性 服务业投入与制造业效益提升呈现正相关性, 但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较低; ② 制造业对生产性 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不断提升, 不同类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结构存在明显 差异; ③ 生产性服务业对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趋于下降, 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中 间投入趋于上升, 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④ 制造业 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性, 但集聚与分散的空间格局存在明显差异, 就 业空间分布的一致性较差, 进一步验证了制造业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空间可分性。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研究

依据投入产出法,综合考虑研究区域实际情况,基于中间需求率确定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利用服务分配系数定量分析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特性,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制。结果表明:大连市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对于资源型制造业,应该加大对资源的深度加工处理,增加其增值率和利润率,大连市的低技术型制造业和中技术型制造业已经越来越重视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对于高技术型制造业,大连市制造业仍然缺乏行业关键核心技术;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制上分析,资源型制造业、低技术性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是负反馈机制,中技术型制造业、高技术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是正反馈机制;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尽量采取正反馈模式,以技术型制造业结构为主导。     

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

选取2004—2015年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时间序列数据,使用协整分析对二者协同发展关系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二者部门间产业关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虽然存在长期均衡和协同发展关系,但也呈现出非均衡性特点,表现为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应通过促进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提升天津市技术服务类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并强化产业间关联,以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均衡发展。     

基于闽台区域对比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和附加值、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量的重要路径。本研究根据2012年福建省与台湾省投入产出表,利用消耗系数、波及效应等投入产出法对闽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程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台湾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明显高于福建,台湾省主要表现为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融合,而福建省主要体现在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特征分析

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要立足于产业关联,推进产业对接协作,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区域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本文基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2007年与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运用MRIO模型,编制了京津冀区域间129部门投入产出表,进而从京津冀地区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方面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特征。结果表明：①北京市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天津市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对区域经济推动作用较强,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经济主要起拉动作用。②北京市科技服务业与天津市信息服务业主要服务于本市其他各行业,对外地经济的辐射作用较低。③京津两市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趋同现象严重,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沈阳市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研究

本文以沈阳市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研究装备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用区位熵、罗仑兹曲线、集中化指数等方法研究沈阳市装备制造业的集群状况,用投入产出法研究沈阳市装备制造业集群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状况。得出以下结论：①沈阳市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在2001—2005年期间,2002年综合发展水平最低,2004年综合发展水平最高。在构成装备制造业的各产业中,除电子机械制造业以外,都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具有产业聚集效应。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应以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制造业为支柱和增长点,构建装备制造业基地,带动其他类别装备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与振兴,并最终发展和完善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③沈阳市装备制造业虽然具有一定规模的集聚优势,但没有形成各类型企业密切合作和分工完善的网络体系,并不能真正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影响装备制造业集群创新的主要原因是地方企业配套网络组织体系尚未形成和创新要素的缺乏。④沈阳市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远不能适应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的要求,滞后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以降低装备制造业集群的交易成本,为其提供必要的智力服务和劳动力资源,有助提升装备制造业集群竞争力。沈阳市应在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链向高端发展,提升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发展水平。     

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集聚格局与效应分析

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产业集聚测度指标、改进引力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对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空间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并与全国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辽宁省制造业以资源及资本密集型行业专业化优势最明显,但1995—2016年间在全国内的比较优势整体上有所减弱;制造业的关联行业个数小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平均值,辽宁省制造业关联行业拓展空间较大;沈阳、大连与鞍山是全省制造业空间分布以及制造业产业链空间联系的中心城市,但多数制造业行业与其关联行业的共同集聚特征并不明显;经济效应方面,2002—2012年间辽宁省的制造业对全国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有所减弱,制造业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较大提升空间。     

近10年北京经济职能的发展变化

利用北京1992年、1997年和2002年投入产出表信息,根据净输出判断城市基本部门,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等方法辨识产业群,借此分析了北京近10年间的经济功能变化。电子和信息产业群、医药产业群是北京第三功能优势和科技优势与第二产业的结合而发展的基本部门群。造纸及文教用品、家具制造业与高级服务业也形成了一个关联较密切的产业群。资源环境条件对北京的产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约束,但钢铁和机械工业群与石油加工和化学工业群中核心产业的发展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后者利用已有基础和相对有利的微观区位获得了明显的发展。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基本部门群”的概念,即核心产业为城市基本部门的产业群。     

测量上海产业网络的点入度和点出度——超越后工业化社会的迷思

利用上海市2007年144个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基于投入产出完全消耗系数的点入度和点出度,将产业划分为Ⅰ型（高点入度、高点出度）,Ⅱ型（低点入度、高点出度）,Ⅲ型（低点入度、低点出度）,Ⅳ型（高点入度、低点出度）。研究发现：① Ⅰ型、Ⅱ型、Ⅲ型和Ⅳ型制造业点入度均值分别比各类型服务业高0.52、0.45、0.04、0.27,表明制造业相对服务业具有更强的后向拉动效应。② Ⅱ型和Ⅳ型服务业点出度均值分别高于Ⅱ型和Ⅳ型制造业0.29、0.16,而Ⅰ型和Ⅲ型服务业点出度均值分别小于Ⅰ型和Ⅲ型制造业0.32、0.17,表明服务业的前向拉动效应存在着分异。③ Ⅰ型、Ⅳ型制造业及服务业的点出度对GDP均具有正向的相关性,提高对这些产业的使用有利于提升GDP。Ⅱ型服务业的点入度对GDP具有负向的相关性,点入度较低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银行业、证券业GDP分别为该类服务业前3名。Ⅱ型服务业点出度、Ⅲ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点入度和点出度对GDP的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尽管制造业GDP占比下降,制造业仍在上海产业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海应超越后工业化的迷思,降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加强金融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升产业网络关联多样性和非关联多样性,促进航空、航天、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中国产业空间格局演化与空间转型发展态势

基于城市层面三次产业的产值数据,应用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方法全面分析了 2003-2016年中国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与转型发展态势.研究发现,2003-2016年中国三次产业空间中心均向内陆方向移动,且第二产业空间移动距离最大;第一产业空间离散化发展,空间聚集度减小;第二产业正在加快由沿海向内陆地区空间集中化聚集发展,空...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京沪生产性服务业比较

生产性服务业发达是全球城市的最重要的特征。以旨在建设全球城市的北京和上海为研究对象,以投入产出表为研究基础,从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性、外部关联性、内部融合性和尺度影响性4个方面对北京和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在现阶段,北京和上海的服务型经济已经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均以流通、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正在有序提升。其中,金融服务业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与其产业规模相比是不对等的。北京与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异显著,原因在于市场化程度和城市功能的不同。     

建国以来广州生产性服务业成长特征研究

建国以来,广州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根据人口普查、基本单位普查及第三产业普查资料分析,将广州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进而探讨产业在各阶段的发展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最后,依据发展的态势,对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并指出CE-PA的实施将为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