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研发企业集聚与知识溢出强度——连续空间中的微观分析

利用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以长三角地区为范围,对企业地址进行地理编码,建立企业点对点的空间邻近关系,将距离从5 km逐次扩大到100 km,进行企业知识溢出的空间效应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的研发企业比较集中,大约在20 km范围内有明显的集聚状况,之后则有比较明显的分散,并与整体制造业活动空间分布趋向一致。知识溢出的空间强度随距离递增呈负指数幂函数形式加速衰减,于40 km处左右减势趋于平缓。与连续空间上的微观数据分析相比,区域层面上的归并数据分析放大了知识溢出的效应。     

技术关联、交通可达性与企业生产率——基于公路和铁路的研究

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生产率增长会影响区域长期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企业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ASIF）,通过两阶段回归模型（2SLS）探讨企业与区域产业环境间的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不同交通类型的区域可达性的调节作用差异。结果显示：① 企业与区域间的技术关联越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越高。② 区域可达性能够调节技术关联与企业生产率间的关系,且异质性交通网络的调节效应不同。在公路可达性高的区域内,企业生产率受到企业与区域间技术关联的影响较强;相反,提升区域铁路可达性则主要表现为削弱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③ 区域可达性的调节效应还存在产业和空间异质性。比起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率与技术关联间的关系受区域可达性的影响更明显。对于不同区域,公路可达性会使东部企业的生产率更依赖技术关联,而中西部企业刚好相反;铁路可达性则能促使东部企业发生“突破性”的生产率变化,对中西部企业没有明显影响。     

外资企业集聚对本土企业国有占股比例的影响——基于区域禀赋差异分析

旨在研究企业所在地的地区禀赋差异如何通过外资企业集聚影响本土企业国有占股比例的调整。因变量为企业国有占股比例,关键自变量为通过地区自然及人文禀赋差异作为工具变量代理的外资企业集聚程度,以及企业所在的地理区位特征,包括交通和经济区位。基于世界银行工业调查数据库企业调查数据并运用IV-Tobit估计方法,研究发现:① 较高的外资企业集聚程度将降低同行业内本土企业国有股份占股比例;② 主要矿产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外资企业集聚程度相对较低,而人文科技教育越发达的地区,外资企业集聚程度越高;③ 传统的沿海沿江及经济特区等区位特点对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当地交通货运发达程度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作用正日益显现。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A novel method for approximating intercity networks:An empirical comparison for validating the city networks in two Chinese city-regions

A network perspectiv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organizational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s. Based on a critical overview of existing empirical models for estimating intercity networks based on firm linkages, this study extends the recently proposed regional corporate city model algorithm by proposing a new method for approximating urban networks based on the locational strategies of firms. The new method considers both regional and hierarchical network features and avoids the information los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version from two-mode firm-city networks to one-mode city-city networks. In addition, networks estimated by using the method proposed herein are suitable when employ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Finally, this method is empirically validated by examining intercity firm networks formed by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firms in China’s two largest metropolitan areas, namely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The presented empirical analysis suggests two main findings. First, in contrast to conventional methods (e.g., the interlocking city network model), our new method produces regional and hierarchical urban networks that more closely resemble reality. Second, the new method allows us to us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assess betweenness and closeness centralities. However, regardless of the model applied, the validity of any method that measures urban networks depends on the soundness of its underlying assumptions about how network actors (firms, in our case) interact.     

地方出口产品结构及制度环境与企业出口相关多样化

产品相关多样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经济学研究认为企业内部因素会影响企业的产品多样化策略,而一些地理学研究则发现企业外部的地方因素也会影响企业发展。为了弥补当前研究中关于企业微观发展战略外部影响因素的空白,本文基于2012—2016年中国出口产品贸易数据研究地方出口产品结构对企业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地方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 在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多产品企业的出口相关多样化倾向会越强。② 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均会影响地方和企业尺度在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方面的一致性关系。地方的社会信任属于非正式制度环境,会增强地方与企业在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方面的一致性。正式制度环境包括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进程,其中地方市场化程度对地方与企业在出口产品相关多样化方面的一致性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地方的全球化和分权化进程则表现为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了地方产业集群环境、企业微观发展策略以及地方制度背景三者之间存在关联。政府可以通过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等政策影响地方内企业联系,为地方产业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长三角地区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分析

不同于企业绿地投资优选最佳区位,并购投资的关键在于买方和标的企业间的配选、交易与整合,其时空动态性需要从并购双方地理分布格局、投资联系网络结构等方面进行刻画。本文以长三角作为研究案例区,通过企业并购投资数据库建构与多元技术方法应用,重点分析区域尺度的企业并购网络时空动态性,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企业并购双方共同集聚特征明显,主要分布在上海以及沪宁、沪杭甬沿线地区,但并购双方空间集散趋势出现分化,标的企业向外围区扩散的态势更为明显,买方企业则进一步向上海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② 长三角基于企业跨区域并购投资联系的县市（区）网络不断加密、拓展,但上海中心城区、浦东新区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市区的核心节点地位日益强化,核心区与外围区、一市三省、大都市与其周边地区之间企业并购投资联系强度的空间“不对称性”也较为明显。③ 伴随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长三角企业并购网络时空动态性经历三个阶段,即单核心、弱网络联系阶段,单核心、多次级重要节点、网络联系加强阶段,多核心、多层级复杂网络结构基本形成阶段。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探析有助于丰富经济地理学界的企业投资网络及区位模式研究,能够为全国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等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市场间邻近性与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地理集聚

对外贸易是塑造广东省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力量,深入地探讨出口贸易与广东省企业集聚的内在联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出口市场与本地市场之间的多维邻近性角度,为广东省的企业集聚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与政策参考价值。本文认为,企业的出口市场与本地邻近性越低,企业自身越难以远距离地直接获取关于目的市场的出口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实现出口的成功扩张,其在空间上倾向于集聚分布,以在本地获取相关知识的溢出。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本文对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外部出口市场格局以及内部空间集聚格局进行了描述,并实证测度了企业的出口市场与广东省在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和制度五个维度上的邻近性与企业地理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别地,本文运用DO方法对企业集聚水平进行定量测度,还原了企业集聚的原始微观形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对于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的不足。描述性分析表明,一方面,广东省企业的出口市场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扩张一定程度上遵循“邻近性”原则;另一方面,广东省的企业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实证结果表明,当出口至与本地在经济、政治和制度三个维度上邻近性较低的市场时,企业在本地更加集聚。市场间地理和文化邻近性对企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同时,该影响效应在出口市场为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具有差异。     

中国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以金属制品业为例

新企业是产业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金属制品业为例,发现金属制品业新企业成立的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转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随后建立“全球链接、区域竞争和地方环境”的分析框架,通过城市层面的面板Tobit模型,考察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并突出企业效率在这些因素作用过程中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外向型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低效率的新企业只是追求劳动力的低成本,但是高效率的新企业还能兼顾劳动力的高质量。② 区域市场潜力大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③ 市场化环境好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地方化经济对新企业成立无显著影响,而适度的相关多样化能够促进高效率新企业成立。     

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扩张模式及其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以北京市上市企业为例

企业空间扩张对企业效率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09—2018年北京市制造业上市企业及其子公司微观数据,通过子公司空间分布变化分析了企业空间扩张模式,并分析了扩张带来的企业总部与子公司之间距离的变化,进一步采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总部与子公司之间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的变化对不同扩张模式的制造业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在样本期内,北京市制造业上市企业扩张规模较大,空间扩张模式由等级扩散转变为等级扩散与接触扩散相结合,且以接触扩散为主;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呈上升趋势,经济距离先下降后上升。其中,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倾向于等级扩散,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倾向于接触扩散。② 对以接触扩散为主要扩张模式的企业来说,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与企业效率负相关,而以等级扩散为主要扩张模式的企业效率受地理距离影响不显著。③ 无论企业扩张模式如何,总部与子公司之间的经济距离均与企业效率正相关。因此,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企业应选择不同的扩张策略。     

企业之间创新联系的行政区边界效应

行政区边界作为一种城市单元界线分割了地理空间,造成企业创新联系的边界效应。论文基于2008—2017年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微观统计数据,构建空间断点回归模型,检验了行政区边界对专利合作、引用、代理、转让和许可5类跨区创新联系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① 创新联系存在明显的边界效应,较代理、转让、许可3类市场途径,合作、引用2类非市场途径的边界效应更强;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界效应呈明显的下降趋势;③ 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较多干预和本地特有的创新环境会导致这种边界效应增强;④ 行政区合并降低了被合并的2个行政区的边界效应。实证结果可为促进企业创新联系、提高创新绩效提供政策参考。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中国资源枯竭城市的区位条件辨析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资源型城市区位偏远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但资源型城市是否真的区位偏远以及如何进行科学识别一直没有给予回答.本文以国务院分3批确定的78 个资源枯竭城市为对象,以资源枯竭城市所在省的省会城市和与资源枯竭城市联系紧密的北京、上海、广州3 个区域中心城市为参照对象,利用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相结合的计算方法,对资源枯竭城市的区位条件进行分类型和分地区的评价.研究发现：① 从总体样本看,资源枯竭城市的确存在区位偏远现象,基于空间距离测度的区位偏远度α₁ = 1.36 (相对于省会城市) 和β₁ = 1.14 (相对于区域中心城市),基于时间距离测度的区位偏远度α₂ = 1.65 (相对于省会城市) 和β₂ = 1.16 (相对于区域中心城市);② 从分类型看,不同省份和不同资源类型之间城市区位偏远度表现出明显差异,西部地区和森工型城市区位偏远度最大;③ 综合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的分析结果,资源枯竭城市区位很偏远的城市,即α > 1.5 ∩ β > 1.5,分别为18 个和23 个,分别占资源枯竭城市总数的23.1%和29.5%;区位不偏远的资源枯竭城市,即α ≤ 1.0 ∩ β ≤ 1.0,分别为30 个和35 个,分别占到资源枯竭城市总数的38.5%和44.9%.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同区位条件的资源枯竭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政策着力点.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制造业投资进入方式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影响因素

外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围绕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探讨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域环境,旨在揭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外商进入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有利于加深理解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区域与城市获得外生技术发展动力的机制。采用从1982-2014年德国在华投资企业数据库,结果发现,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时空趋势,并且在1995年后,其进入方式从合资为主向独资为主转变。逻辑计量模型显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方式受到多项区位因子的影响,其中地方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专业化水平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以合资方式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区位因素,表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形成全球—地方战略协同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外资存量和地方专利授权量这两个区位影响因素则会显著促成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采用独资的进入决策,反映了区域制度环境对吸引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战略核心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     

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形式与机理研究

经济活动的去地方化既是生产活动的空间转移过程,也是企业供应链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离与再组合的功能整合过程,并且对地方产业的前后向联系、社会资本和就业等方面产生影响。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动力主要是网络权力的拉力和社会资本的粘性。在两种力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网络权力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去地方化形式。企业去地方化可能会导致地方生产网络断裂,并且由于去地方化形式的不同,对企业经济绩效和地方集聚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最后,对中国沿海外贸加工业的去地方化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初步思考。     

基于文化产业企业网络视角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论文通过对230家“新三板”文化产业挂牌企业总部—分支机构关联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文化产业视角下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研究,比较文化产业城市网络与其他类型城市网络的差异性,并探索影响文化产业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经济社会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文化产业挂牌企业地理分布呈现出地域分散但数量集中的特点,城市网络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并未表现出常见的“菱形结构”;② 网络核心节点以东中部发达城市以及少数具有特殊资源的城市为主,多数城市的对外输出能力有限;③ 城市网络扩散以核心节点城市间的等级扩散为主,邻近城市间的扩散效应不明显,同时本地网络(即城市内部网络)对文化企业组织结构的贡献度低于跨地域网络;④ 不同类型文化产业在网络结构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其市场需求和发展条件的不同;⑤ 地方政府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是影响中国文化产业企业布局和网络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则较为不明显,反映出中国文化产业的独特性。     

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机理与效应的研究进展

全球跨境与本土并购活动日益频繁,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各类要素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是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乃至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企业并购逐渐成为经济地理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利用经典区位分析、企业组织及空间扩张、产业地理集聚、全球生产网络(GPNs)等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企业自身组织与空间结构演化、企业间及地方多维临近性等角度,广泛探讨了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等议题。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企业并购投资区位选择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呈现“核心—边缘”结构,而企业所在区域和行业属性,企业间地理、组织、认知临近性,地方间经济社会联系等是其重要影响因素。②企业并购投资的空间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增长及其空间扩张、产业转型与空间重构,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就业、地方商业与制度环境、区域差异与区域一体化等方面。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经济地理学领域企业并购研究的不足和方向,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研究述评

中资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服务于中国"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两大政策方针,是重要的地理学研究前沿。本文系统评述了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定义、理论基础、研究内容、数据和方法,发现基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实践建立起的经典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中资企业行为。相比于快速发展的中资企业跨国研发活动行为,现有的实证研究存在着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的局限,未来应发扬地理学多尺度研究的优势,综合分析企业研发国际化与区域发展的互动机制;发扬地理学重视区域差异的优势,开展在"一带一路"国家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异质性研究;发扬地理学重视实地调研的优势,综合多种方法和数据的相互印证。     

Economic Transition,Firm Dynamics,and Restructuring of Manufacturing Spaces in Urban China: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anjing

Industrial space is widely considered a fundamental component of urban structure and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transitional process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1970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structuring trajectories and underlying factors of manufacturing firms in Nanjing to detect intraurban dynamical trajectories and spatial patterns. The result implies that Nanjing has witnessed significant suburban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with the successive exit of old firms and gradual emerging of specialized areas in the peripheral suburbs. In particular, development zones (DZs) have become major bases of new or relocated firms and consequently changed the spatial pattern from a monocentric one toward a polycentric point-axis pattern. Employ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spatial lag/error models, 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tripl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coupled with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 spaces in China through the price mechanism, production networks, policy reform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addition, the fieldwork survey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in the old city center show that although the market has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driving old firms to migrate from the city center and attracting new firms to concentrate in those planned areas in the suburbs,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advanced facilities construc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re still the main reason why firms concentrated in various DZs.     

中国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交通运输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有必要考察其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向。在界定评述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从学科理论构筑、区域综合交通与区划、部门交通、城市交通、空间效应等角度,回顾了我国交通运输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研究过程以及最新进展,梳理出该学科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发展和研究的宏观脉络,并对其进行简单总结和评述。同时参考相关权威杂志,简单介绍了国际交通运输地理学的最新研究动态和热点。然后根据我国的研究进展和特殊社会经济环境,结合国际最新研究动态,探讨未来我国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研究趋向和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