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分布的“边缘化”特征——以湖南省为例

传统村落伴随快速城市化、城进乡退的进程,呈现出“边缘化”分布趋势。以湖南省723个传统村落为实证对象,借助ArcGIS 10.0技术平台,选取影响传统村落的农业资源、经济、空间及交通等四类因素,以县域为统计单元,对湖南省域进行核心—边缘区评价。将评价结果与传统村落分布进行叠加,结果显示湖南省传统村落分布呈现农业资源边缘化、经济边缘化、空间边缘化和交通边缘化特征,并分析传统村落分布“边缘化”特征形成机理,提出保护开发建议。     

Universal and Specific Features of Urbanization in Estonia under Socialism: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Sources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Growth

Analysts of urbanization in socialist countries have often taken firm positions on the nature of urbanization under this particular social context, defending either universalistic or specific standpoints. It has been a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urbanization under central planning through formulating some of the key arguments. The issues at stake have not been resolved, however, and more empirical work would be welcome. An explorative approach is therefore taken in the current article, with a view to finding additional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r against the diverse set of arguments previously made. It focuses on the sources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growth in Estonia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1945–1991). The analysis help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different causes intermingled to produce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change, which had some common features that hold true in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and some specific ones that Estonia offers to the mosaic of world urbanization.     

空间治理的社区实践与正当性建构——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传统村落保护为例

空间治理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以浙江省永嘉县芙蓉村的传统村落保护为例,通过叙事研究展示了地方特性对空间治理实践的影响,探讨了空间治理正当性建构的困难及可能的解决思路。研究认为：① 空间治理的宏观意义与被治理社区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冲突可能引发政策和行政的正当性危机。② 不同政策措施对于正当性的建构有不同作用,对抗性措施必然引发正当性危机,调和性措施往往难以有效建立正当性,共赢性措施是最佳之选,但其对于正当性的调节效果受限于外部条件,各种政策措施在地方特性的影响下均面临失效风险。③ 空间治理正当性的建立首先需要正确把握地方性政治互动方式,理解正当性在地方特性作用下得以建立或趋于消解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情境适当调用对抗性政策措施、调和性政策措施和共赢性政策措施,从而建立良好的意义沟通和平等协商机制,使正当性得以长久维系。     

宁夏地区汉代丝绸之路沿线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法,总结宁夏地区汉代丝绸之路沿线98个村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该区域村落遗址空间上已呈现1个集聚中心和4个次集聚中心,且在今固原市辖域内形成一处“西北—东南”空间集聚分布区。古遗址具有较为明显的濒水特征,距水源1 km以内者占总数的54.08%,且多集中于坡度2°~6°的丘陵、台地阳坡上。为更加准确地探求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各影响因子对研究区域内村落遗址空间格局的影响作用,故引入地理探测器予以分析。可知除以水源为典型代表的自然环境等要素制约村落的形成与发展外,中心聚落和交通区位共同构成主要影响因素,前者更是主导因素。至迟于汉代,已出现人文社会诸要素对村落选址分布的决定程度远超自然环境各要素这一变化趋势。     

校外托餐场所布局选址与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雁塔区为例

校外托餐场所作为新型教育辅助设施,主要为中小学生提供餐食休息服务,已逐渐成为学生在家和学校之外的第三活动空间,值得从空间视角深入探究。论文以西安市雁塔区为研究区,基于校外托餐场所及相关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实地调研方法,解析校外托餐场所的基本功能、布局选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校外托餐场所主要服务对象为低年级义务教育阶段具有儿童托管需求的家庭,具有育儿辅助和儿童“中转”“寄存”功能,服务类型包括学生托管、餐饮起居、作业辅导等;② 空间上多分布在雁塔区中部与北部,呈“东—西”走向,与城区空间形态和各街道发展状况相契合,主要开设在传统中多层小区、高层公寓式小区与单位家属院内,集中于1~5层的低楼层;③ 区域人口、教育环境、投资成本和空间位置影响其布局选址,其中中小学数量与分布、小区数量与分布、距中心城区距离影响较为显著。最后,结合需求群体,从城区、街道、门店3个尺度,系统梳理了影响因素,并结合“双减”政策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基于CAS理论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基础,从基本特征、结构构成和适应机制等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系统特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由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多元主体系统等4个子系统构成,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非常契合。以张谷英村为例,研究了其人居环境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在徘徊阶段（1978-1988年）,村民自组织发展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主体适应性行为和人居效应的作用强度均有限,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量变的积累阶段;② 在过渡阶段（1989-2001年）,政府的强势介入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导致了利益关联的复杂性、流要素转化的高速性以及系统演化的不确定性,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质变的关键阶段;③ 在剧变阶段（2002年至今）,多元主体的交互作用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各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强度和复杂程度增强,加速了人居环境功能转型和系统结构质的跃升。为了促进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有序升华,从提升自适应能力、重视自组织反应、优化主导调控和引入社会治理等视角构建了系统调控机制。     

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化过程与机理——以山东曲阜峪口村为例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业型村落的建设将会成为今后的要点和难点。而集聚型农业村落乡村文化景观的代表性、典型性和示范性,使其文化景观演化研究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以山东曲阜峪口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入户访谈,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聚落空间演变经历了机械型外向扩展、蔓延型外向扩展与空心化、内部重填与再集聚三个阶段;民居景观演变经历了传统四合院、平顶化和立体发展三个阶段;土地利用经历了圈层化、细碎化与集约利用、集中化与粗放利用三个阶段。其演化是城乡关系、国家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计划生育与农地制度、国家政策等驱动因子影响下产生的乡村人口、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所导致的。未来,聚落空间的再集聚,民居景观的现代化、生态化和特色化并重,土地利用景观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将会成为集聚型农业村落的发展趋势。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Adaptation models of mountain glacier tourism to climate change: a case study of Mt. Yulong Snow scenic area

Mountain glaciers have an obvious location advantage and tourist market condition over polar and high latitude glaciers. Due to the enormous economic benefit and heritage value, some mountain glaciers will always receive higher attention from commercial media,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mountain tourists in China and abroad. At present, more than 100 glaciers have been developed successfully as famous tourist destin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However, global climate change seriously affects mountain glaciers and it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accelerated retreat trend, natur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of some glaciers will be weakened, even disappear in the future. Climate change will also inevitably affect mountain ecosystems, and tourism routes under ice and glacier experience activities in these ecosystems. Simultaneously, the disappearance of mountain glaciers will also lead to a clear reduction of tourism and local economic benefits. Based on these reasons, this paper took Mt. Yulong Snow scenic area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d the retreat trend of a typical glacier. We then put forward som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response mechanisms and adaptation models based on climate change in order to help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glacier tourism.     

流出地空间资本与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分化

流动人口的住房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论文探究了流动人口的流出地空间资本对其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以租住房为主,产权房和免费房为辅,流出地的空间资本是造成流动人口流入地住房选择分化的重要因素。流出地城市规模与住房选择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水平对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有促进作用,但当流出地为乡镇和县城时,流动人口倾向于通过市场途径获取住房。采用删除各流入地地级市中数量较少样本的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表明上述结论是稳健可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在不同代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论文着眼于流动人口流出地空间资本的影响效应,拓展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分化研究的视角,研究结果对进一步优化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和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句法视角下广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认知研究

本研究在句法视角下,选择广州小洲村为案例地,以轴线图结合意象图的分析方法,探讨村落空间形态与不同使用者空间认知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① 空间组构中具有高数值的某些变量,可被认为是地标性的显著空间元素,在使用者认知图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连续性极大地影响了空间认知;② 不同使用者的空间认知模式存在差异,本地居民能够更加容易认知村落深层次的空间格局;③ 城市化改变了传统村落具有的防御性及内聚性的原本形态特征,空间集聚中心由内部转向边缘,这是导致本地居民与其他使用者认知差异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发展与规划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是一种以新方法研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空间认知的尝试.     

区域气候变化适应度评价——以咸阳市为例

选取经济、农业、社会和资源环境系统作为区域气候变化适应度的评价子系统,运用AHP分析法,确定各评价因子的权重,运用模糊综合评判分析法,确定对气候变化适应的隶属度并判断适应度。结果表明,咸阳市1998-2007年对气候变化适应的隶属度呈逐年增加趋势,适应度处于由"较弱"向"一般"过渡状态,区域整体及各子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处于低水平状态。其中经济系统适应度由"弱"到"强",受不利因素影响程度小;农业系统适应度由"弱"到"一般",受不利因素影响程度较大;社会系统适应度由"较弱"到"较强";资源环境系统适应度由"弱"到"一般",受不利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大,稳定性差。     

散居族群婚姻圈的空间结构演化及其形成机制——贵州坡帽仡佬族案例

婚姻圈作为民族社会建构的重要机制,以及族群认同的表现形式和民族文化传承载体,对其现况及未来的研究关乎散居族群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大计。采用口述史、深度访谈法及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贵州坡帽仡佬族的婚姻圈经历了族内异地通婚——族内本地通婚与近邻异族通婚——族内本地、近邻异族与异地异族通婚并存等几个阶段的演化。在传统农业社会,散居族群经历了居住、社会和教育多重隔离,通婚受族群性影响,以异地族内通婚为主;而在长期散杂居过程中,族际之间的长期接触融合,其婚姻圈又产生空间近邻性效应,异族通婚开始出现;中国社会转型期及经济一体化使散居族群的婚姻场域发生急剧变化,由此导致远距离通婚,族群性与空间近邻性效应开始减弱。坡帽仡佬族的婚姻圈演化反映了散居族群与主体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但散居族群尚无独立发展的力量。当随着族群内部原有稳定性的打破,族群语言、文化习俗如何保留,族群认同如何维系等都将面临很大的挑战。通过婚姻圈变化之研究视角,关注全球化影响下少数族群文化的保护和发扬问题,是文化扩散和文化整合研究领域新的尝试。     

昼伏夜出——广州非洲人的社会适应策略

为阐述微观社会情境下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以广州非洲人群体中出现的“昼伏夜出”现象为研究对象,在2019年2—4月对广州登峰村开展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以获取居民日常行为数据,探讨该现象的成因及其背后的机制。结果表明：在穗非洲人的作息行为存在“时差”,具体表现为群体性的“昼伏夜出”——起床和休息时间点的整体性后移。相关性研究分析表明,这种通过时间交互实现的“昼伏夜出”,与该群体的社交状况、场所互动状况和“对穗态度”密切相关,实质是其采取“浅层融入,深度区隔”社会适应策略的具体手段,也是迁入地对此发出响应的互动结果。通过时间维度上对社区空间的“错峰”使用,非裔有选择地放弃占据、使用和改造社区的部分需求,实现主动区隔;对此,同一空间下的其他群体根据与非裔的互动需求,对自身行为模式作出调整,以此实现登峰村内不同人群间的双向适应。     

乡村旅游景观特质网络演进的蒋巷村案例

在乡村地理的相关研究中,景观特质演化的逻辑主线与运行机理未得到充分重视。以蒋巷村为案例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研究方法,以网络结构特征与权力关系为切入点,力图呈现乡村旅游景观特质网络演进过程,并解读其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① 蒋巷村景观特质网络密度不断增大,景观特质间联系度持续增强;景观特质网络主题特色整体稳定,高中心度特质波动明显,其中,服务环境和村干部C的名人效应不断凸显,但乡村氛围有所下降。② 蒋巷村景观特质演进的背后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两委、政治精英、驻村企业、村民以及当地的资源环境要素等七类主体组成的行动者网络;政府有效引导、精英人物视野以及形式变化下主体的倒逼与自觉成为景观特质演进成功与否的关键;权力格局与利益通道的变化成为角色定义、分配与转换的驱动力量,也成为景观特质网络构建的主要因素。③ 社会网络分析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抽象关系网络化以及演进形成机制逻辑梳理方面具有适用性。此外,还对景观特质演变与社会空间重构,空间、权力与利益的运行逻辑以及案例背后的制度逻辑进行了讨论。     

史前人类探索、适应和定居青藏高原的历程及其阶段性讨论

系统梳理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总结出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直至定居的5个阶段性发展过程：古老型智人自中更新世晚期就开始了对高原的适应;现代智人于40~30 ka前已经开启了对高原腹地的探索;末次冰消期以来的气候转暖时段,细石器人群向高原大范围扩散,并在全新世早中期的活动更为频繁;粟作农业人群至少在5.2 ka前进入高原东部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在4.8 ka以后开始定居在高原东部3 000 m以上海拔的区域;3.5 ka以来麦作的传入和牧业经济的发展助力人群大规模定居高海拔区域。人类在向高原扩散和定居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生理与文化适应,但受限于当前考古发现与研究材料,史前狩猎采集、农业和牧业等人群在高原的时空分布、对高海拔环境的生理与行为适应﹑与低海拔人群和以藏族为主的现代高原人群之间的联系,以及高寒地区河谷农业和山地高原面游牧双重经济活动对高寒文明形成的支撑作用和高寒文明的普适性等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期待未来多学科交叉融合共同推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旅居者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以在华美国人为例

旅居及其引发的问题,以往主要属于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展现出强烈的属于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的特征与要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相关分析等方法,对美国来华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旅居时间与东道国文化认同之间的正相关性最大,旅居国数与一般生活满意度的正相关性最弱;提出的10个假设中,除了旅居国家数量对文化取向的变化没有显著影响关系外,其余9个假设都得到了证实。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规模的分布特征

运用ArcGIS软件建立了长江中游地区9.0~4.0 ka BP文化遗址的空间数据库,采用叠加分析和统计学方法,对文化遗址的规模、海拔分布、坡度、距河流远近等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① 由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遗址的数量、规模和分布范围等均呈现增长或扩大趋势,叠置型遗址个数增加;② 遗址一般具有低海拔、平缓地形和距河流较近的选址倾向,晚期的文化遗址大体保持该倾向,但对海拔、坡度及距河流远近等的选择开始出现分化。③ 新石器时代晚期不同规模的文化遗址在选址上存在一定分异。小型遗址多分布在坡度为6°~15°的缓坡地,中型及以上规模的遗址更倾向于坡度为2°~6°平缓地;中小型至大型遗址的海拔分布均以30~50 m为主,特大型遗址的海拔分布以50~100 m为主;特大型遗址在距河流1000 m以内的分布比例高于其他规模遗址;④ 新石器文化在早中期受气候、水源、地形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较大,晚期文化的适应能力有所增强。     

“学生化”的城中村社区——基于广州下渡村的实证分析

学生化作为绅士化现象的一种类型,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背景下学生群体对于城市空间进行重构的现象。起因于学生群体的居住偏好,以及投资者与房屋所有者的寻租行为,面向学生群体的居住空间开始产生并聚集,形成独特的学生化社区,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影响。基于对学生化现象相关研究的综述,本文对于广州市中山大学邻近的下渡村学...     

中国东北农业生产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利用调查问卷和入户访谈的方法,以中国东北地区11个调查点为研究区.对554户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把农业实践者的粮食种植行为作为一种农业经济行为,分析20世纪80年代气候变暖以来,农业实践者在农业种植决策中的行为过程及其与传统经济学理性行为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确定条件下,农业决策行为符合行为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在认知偏差和思维定式等因素的影响下,会系统地偏离传统经济学理论,产生非理性行为,从而导致适应与变化之间存在时滞现象:①受启发式认知偏向的影响,农业实践者在作物种类选择、种植计划制定和粮食出售时间确定等方面均表现为非理性的特点:②受中国具体国情和农业生产固有特点的影响,出于"保障生活能够继续"的考虑,农业实践者判断"获得"和"损失"的参照点通常很低,对作物品种选择的行为更倾向于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