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景区"双驱动型乡村发展:路径选择及其动态演化过程

城市溢出和景区辐射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有研究对城市周边和景区附近区位下“城市-景区”双驱动乡村的发展路径探索较少。以北京市怀柔区慕田峪村、北沟村、田仙峪村和辛营村4个行政村共同组成的“长城国际文化村”为案例地,探索城市和景区双重优势驱动下的乡村发展路径选择及其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景区和乡村自身等多元力量共同驱动乡村发展,继而导致其发展路径呈现出非线性、多元化的演变特征;② “城市-景区”双驱动型乡村的发展路径可分为“景区主导-城市辅助”“城市-景区并重驱动”“城市主导-景区辅助”和“城市-景区双重弱驱动”4种类型;③ “城市-景区”双驱型乡村发展竞争性路径随着城乡、景乡间要素的差异化集聚引发了乡村产业结构变动及区域空间格局演化。     

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及乡村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

在梳理乡村性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微观尺度乡村性评价方法,并对江苏省金坛市分村域土地利用指数、人口聚落指数、产业结构指数、城乡联系指数以及乡村性综合指数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市乡村地域的土地利用、人口聚落、产业结构以及城乡联系特征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彼此差异明显;乡村性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出显著的西部山丘地区高、东部城市周边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乡村性与乡村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乡村发展的3种模式：资源置换型、特色发展型、城乡融合型。     

西部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内涵及表征——以云南典型乡村民族社区为例

从旅游活动要素及其空间效应着眼,对"景区化"与"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把社区事象的景观化、经济功能的旅游化、组织管理的业缘化等视为"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具体表征;认为乡村民族社区景区化的结果,必将导致乡村民族社区向旅游社区的演变,并对乡村民族旅游社区的内涵及其类型特征作了初步探讨,进而细分出名义在场型、从业参与型、景观资产型、混合平衡型4种类型。对云南曼听五寨、雨崩村、泸沽湖落水村和里格村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除了曼听五寨属于名义在场型外,其余为从业参与型旅游社区。     

二战以来联邦德国乡村地区的发展与演变

二战以后联邦德国①已成为世界第四和欧洲最大的经济体,然而,城乡以及联邦各州之间,特别是东西部之间的区域发展仍然不平衡.本文在国内相关初步研究基础上,从动态、区域和景观视角对联邦德国战后至今乡村地区整体发展过程、特征与区域差异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对我国乡村地区未来发展思路进行了探讨.战后德国乡村地区经历了农业规模减小、生产率提高,传统乡村景观改变,特别是德国东西部地区乡村差异化发展的过程.原东德地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由传统乡村和农业向农田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居住城镇化、农民工人化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和集体农业转变,但德国统一后这一体系难以适应欧盟的标准,导致农村衰落,居民大规模外迁.经过战后短暂的再城市化,原西德乡村地区经历了一个逆城市化过程,大量工厂和年轻人搬到农村,很多乡村已经由传统的农庄转变为有吸引力的现代化居民点.然而,尽管乡村现代化改善了乡村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但城市风格的楼房和宽阔笔直的道路也破坏了乡村原有的结构形态和优美的自然风貌.20 世纪70 年代以后西德开始制定乡村发展和更新规划,并实施"我们的乡村应更美丽"的行动计划,其主要目标包括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种类、开发农业房地产和乡村旅游,初步实现了传统乡村和农业向现代代化和生态化的转变.联邦德国乡村地区未来4 个发展的趋势包括高科技农业、可更新的能源、生态公园和非农业化发展.根据联邦德国发展经验和我国乡村城市化的现状,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路径应首先完善乡村发展的政策纲领、规划体系和行动计划,鼓励当地居民参与乡村发展规划的制定;城乡一体化应包括乡村城市化与乡村现代化及生态化两部分;具有特色的乡村地区应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现代化,但保持村庄形态结构和景观的乡村风貌;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数量,发展乡村地产和乡村服务业;部分生态脆弱的乡村地区进行生态移民,建成生态和自然公园.     

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特征及其影响机制——以南京“五朵金花”为例

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场所,而消费空间则是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变迁是乡村发展的缩影,受乡村原有物质环境和现代社会空间的影响,当前乡村消费空间呈现新的结构形态。以南京市江宁区"五朵金花"为研究区,在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基础上,总结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特征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当前乡村居民消费空间打破了距离衰减规律,大件物品随购物区等级提升而占比增加;乡村居民消费空间蔓延至网络空间,表现出参差性特征;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被逐步释放,新消费空间的形成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在政策及内外因的综合推动下,乡村居民的消费空间发生了转变,折射出乡村生活空间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为基础,以旅游为目的,以服务为手段,以城市居民为目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结合的新型产业.乡村旅游可以合理开发城市边缘区景观生态资源,发展城郊生态旅游,实现城市和乡村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乡村旅游在中国先后经历了早期兴起阶段、初期发展阶段和规范经营阶段,从最初的资源特色主导、农业产业主导和政府扶持主导过渡到了现今的市场主导.本文基于乡村旅游的产生背景和概念特征,对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论述,分析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和主要模式,并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最后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以期能用以指导未来中国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迈向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研究的关键与趋势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有机结合并进行城乡共治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文献,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应聚焦两大战略的共生效应,科学评价城乡耦合程度,明确城乡融合的时空格局,提炼两大战略的耦合机制。要实现城乡融合,需要深入探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和时空差异,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学科交叉,从空间、经济、社会3方面入手,厘清城乡在行政管理、土地、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间的关系,倡导多维制度联动改革,从国家、省域、城市、县域、乡镇到社区,通过多尺度整合,重构城乡融合的理论,激发以社区为核心的基层治理活力,进而创新中国城乡共治的模式。     

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

城市与乡村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就是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过程。“城市病”因乡村病而生,“乡村病”也因城市病而生,“城市病”与“乡村病”同病相连,互为病因,复合叠加形成“城乡病”,根治“城市病”必须通过乡村振兴,根治“乡村病”也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本文在对国内外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城乡病理病根及对立格局,解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控要素、驱动机制、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性和持续性,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测度试验系统,提出了城乡多融合发展的三角模式,验证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正处在城镇化后期城多乡少的高度融合阶段,未来将迈入城镇化终期城多乡少的深度融合阶段。从政策层面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城乡发展政策的演进路径,总体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进过程,这些政策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从路径层面建议合并召开中央城乡工作会议,合并编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实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时作为解决城乡病、提升城乡发展质量的两种不同手段,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方法,构建评估体系定量评判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高度同步化、深度融合化和共荣化方向发展,同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乡村发展质量,同步实现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     

中国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趋向

近年来, 随着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 乡村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作为聚落地理学重要分支的乡村聚落地理学重新受到关注。了解乡村聚落地理学的研究现状, 掌握其研究趋向, 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 也是促进中国城乡协调发展, 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首先简要叙述了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进展, 认为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值得中国借鉴;然后简单分析了中国乡村聚落研究进展, 并从乡村聚落生态、乡村聚落空间特征及其演化、乡村聚落发展问题、乡村聚落综合研究等4 个方面对近年来中国乡村聚落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和分析;最后, 在分析国内外乡村聚落研究进展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中国未来乡村聚落研究的主要趋向应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聚落演变趋势预测研究;中国不同发展水平区域乡村聚落的模式研究;中国不同地貌形态区乡村聚落的研究;新聚落的构建研究;跨学科综合性研究。     

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评价及地域分异特征研究

通过构建乡村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及测度模型,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地域单元,对研究区乡村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保障与生态旅游功能的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功能、粮食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旅游功能指数普遍较低,但各功能之间发展较为均衡;② 长株潭城市群的乡村功能地域分异特征较为明显,经济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区,以长沙市6个区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长沙县为主,粮食生产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芦淞区、浏阳市、湘潭县、宁乡县,社会保障功能呈现出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域逐渐减弱的特征,且距离中心城市越远,其功能越弱,生态旅游功能强势区主要分布在茶陵县、芙蓉区、岳麓区、韶山市、炎陵县、宁乡县、浏阳市、雨花区等山区丘陵地带。     

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进展及展望——建所70周年农业与乡村地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本文回顾了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学科的简要历程,分析了相关研究进展、取得的重要成果及其社会影响,展望了适应国家战略需求的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领域创新研究任务及科学命题.未来中国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基地化与乡村发展的城镇化、产业化趋势日益明显,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战略导向下,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转型视阈下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过程及地域模式梳理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系统梳理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程及其主要地域模式,对中国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科学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经了4个阶段。① 1978年以前,传统乡村发展阶段。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出现“弃田筑塘,废稻树桑”,逐渐形成桑基鱼塘的有机循环农业生产模式,呈现出传统农业景观。② 1978—2000年,工业化驱动发展阶段。以乡镇企业嫁接外资形式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乡村空间逐渐形成了“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空间分化与混杂性特征显著。③ 2000—2008年,城市化与都市化双轨并行阶段。政府主导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促使珠三角地区逐渐演变为“大集聚,小分散”的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格局。④ 2008年至今,都市化驱动乡村急剧转型阶段。珠三角都市圈建设进程加快,城乡体系逐步向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向多元分化,乡村破碎化的非正规空间促使形成全球城市区域下马赛克式分布的空间格局。基于不同区位的外部性和内生性因素的差异性,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模式可归纳为城市区域型、近郊型、远郊型等不同地域类型。在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外部性的环境变化、内部要素分化与重构机制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和模式选择。     

新时代城乡关系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议题——“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专辑”序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县域是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县城是实施新型城镇化、引领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而县城以外的广大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地域。由此,县域内的城乡可持续发展密切关系到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个战略大局。本文首先梳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背景和现实需求,阐释开展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专题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后从理论内涵、时空演变、驱动机制、案例解析等方面介绍本专辑论文的主要内容,最后从提炼特色理论、聚焦现实问题、强化情景模拟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的建议。     

南四湖生态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

针对南四湖生态旅游资源的特点,从水域景观、生物景观、人文景观、民俗特色、历史文化遗迹等方面进行评价,提出了南四湖生态旅游主题定位开发思路和核心景区建设,并分析了开展生态旅游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研究——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影响下,广大乡村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面临的“乡村病”问题凸显,影响到乡村可持续发展进程,亟需重视乡村振兴。科学把握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与格局特征,提出乡村振兴的方向与适宜路径,对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从土地利用变化视角探究了深度贫困地区乡村中心集聚性与成长性,揭示了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与格局。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乡村建设用地扩张强度明显高于乡镇政府驻地与县城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强度;② 生产要素在城、镇、村间不均衡集聚的特征明显,导致县城邻近地区、乡镇政府所在地、偏远乡村地区的中心集聚性依次降低;③ 受区位、交通、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县城邻近地区、区位较好的乡镇以及交通干线附近地区更易于集聚生产要素,成为乡村成长性的高值区;④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人减地增”的乡村空心化问题严峻。文章强调应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强化城乡联系,提升县城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并积极推进村镇化发展,开展空心村土地综合整治,培育乡村社会资本,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基于城乡转型功能分区的京津冀乡村振兴模式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现代乡村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核心在于破解乡村地域系统的“五化”问题。乡村振兴的模式及路径探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国乡村地域辽阔、类型差异万千,因此乡村振兴发展策略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到区域的差异化特征,并在乡村分区、分类的基础上开展乡村振兴模式的探索。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范围,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构建城乡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城乡转型的发展轨迹进行功能分区,并基于分区进行乡村振兴典型模式的梳理,以期形成区域发展样板,为京津冀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并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模式的梳理提供研究思路和技术支撑。     

新时代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

城乡融合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主题,也是地理学乡村系统研究的主要前沿课题。面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分隔、人地分离和日趋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加快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本文简要分析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其重要意义,指出深度探究人地系统耦合、城乡发展融合、村镇功能契合重大理论与科学途径,成为现代地理学面向国家战略、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责任。重点介绍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一周年来国内相关研究进展及本专辑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特点。最后,着眼于发挥地理学优势和特色,阐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及科技需求,提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乡村科学与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的初步思考和建议。     

黄山市古村落综合品质城乡分异研究

探讨不同城镇化地区的古村落综合品质分异特征,对于协调城镇化与古村落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以黄山市82个古村落为研究对象,构建黄山市古村落综合品质评价指标体系,划分城市、城郊、乡村3类城镇化地区,探讨沿城乡梯度古村落综合品质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城郊古村落综合品质最高（3.69）,城市古村落综合品质次之（3.66）,乡村古村落综合品质最低（3.19）,黄山市古村落综合品质城乡差距显著,城市、城郊古村落综合品质显著高于乡村。其中,城市古村落经济发展品质明显高于城郊、乡村,城市、城郊古村落居住设施品质明显高于乡村;城郊古村落历史文化品质较明显高于城市、乡村;生态支撑品质城乡差异不显著。针对古村落综合品质城乡分异特征给出不同城镇化地区的古村落综合品质提升措施。     

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基于游客感知视角的要素结构辨识和认知机制解析

在旅游研究领域中,乡村性被普遍认为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然而,现有研究基本没有从游客感知视角对乡村性要素结构进行辨识,未能展现游客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认知逻辑,也无法体现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游客感知视角下,使用VEP和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受访者提供的乡村照片以及相对应的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归纳。研究发现：1）乡村性要素可依据游客视觉、听觉、触觉、味-嗅觉和定位系统构建乡村性结构,并可从中归纳出“本底乡村性”和“植入乡村性”两种类型。2）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游客在个人主观层面存在“核心—边缘”结构的感知特征,其中“核心乡村性”和“边缘乡村性”两者之间界限模糊,且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3）在游客感知视角下,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之间存在“感知系统—乡村性要素—乡村性景观—乡村旅游吸引力”为逻辑主线的认知机制,认为乡村旅游吸引力虽然可以以本底乡村性构成的本底性景观为基础,但同时也是一个复合的结构,由本底乡村性、植入乡村性组合而成的本底性、植入性和融合性景观综合构成,其中尤其不能忽略融合性景观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营造作用。     

数字地理视角的乡村研究及展望

在数字技术日渐渗透进日常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数字技术成为地理学研究关注的对象,地理学研究出现“数字转向”。在以城市为主体的数字地理研究不断涌现之时,乡村也日益融入全球信息与技术网络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向乡村渗透,乡村的“数字化”研究理应受到重视。数字技术在多个层面影响乡村的发展,从城乡数字鸿沟、乡村重构和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身体三个角度梳理数字地理研究背景下数字技术对乡村的影响。城乡数字鸿沟是乡村数字技术研究关注的重点。信息通信技术、数字基础设施等的城乡差异使得城乡数字鸿沟扩大,而乡村的数字化发展有利于推动城乡互联互通,缩减城乡鸿沟。乡村在与数字技术邂逅过程中,日益转变为混杂空间,数字技术重构了乡村性和乡村关系网络。在后人类主义的视域下,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身体的意义。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的身体实践能够反映乡村社会中人地关系互动的变化,也深化了对人类主体能动性的认识。呼应地理学的“数字转向”,研究从城乡、乡村和身体尺度思考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关系,有益于从其相互联系中探索乡村振兴的多元化路径,为乡村研究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