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识别——以辽宁省78个区县为例

以具有国家粮食基地和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功能与特征的辽宁省为例,通过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居住生活和生态保障四类功能的空间格局特征,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定量分析功能间交互作用,识别各区县优势功能类型,并提出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从省域层面看,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集聚特征显著;② 根据乡村地域功能间的相关关系和功能间的互动实际,得出各功能间的交互作用类型,从而为功能调控提供指导;③ 基于功能状态和功能间的交互作用,将辽宁省78个区县划分为8种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并根据类型提出科学谋划辽宁乡村未来发展的初步建议,为促进乡村转型与城乡统筹提供参考。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乡村地域功能和发展定位的多元化和空间差异特征日益明显。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化价值评价方法,研究县域尺度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市区主导功能类型,揭示不同类型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地域多功能特征明显,工业发展功能占据主导;4 类乡村地域功能空间集聚程度均较低,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集中于沿湖、沿海或苏南山丘地区,农业生产功能集中于苏北和苏中,工业发展功能以苏南最强,社会保障功能则集中于市辖区及其临近市县;乡村地域功能组合类型多样,共可分为9 种;4 类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自然地理、空间区位、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强度和影响方向上明显不同。研究可为针对性地定位乡村功能和发展导向、增强县域乡村功能特色和竞争力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格局及影响因素识别

论文以中国大陆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半变异函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2000—2015年中国乡村多功能指数进行综合测评,揭示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定量识别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地域多功能在空间上呈现出平原、东部沿海等地区高值集聚,高原、山地等地区低值集聚,各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呈现出逐渐提升态势;② 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增大,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减小;③ 2000—2015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自相关范围和强度总体呈现减小的趋势,随机性因子成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④ 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两两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社会环境因素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     

中原城市群乡村“三生”功能分区识别及调控路径

本文基于“生产–生活–生态”3个维度，优化了乡村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SOFM网络、地理探测器模型和M-K检验方法，实现了中原城市群187个县（区）的最优功能聚类。结果表明：(1)研究区“三生”功能发展水平的数量结构分别呈“橄榄形”“宝塔形”和“金字塔形”特征，冷热点与数量结构特征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一致性。(2)基于乡村功能分区模型实现了乡村分区数目的客观判定，并将研究区划分为主导功能区、滞后发展功能区、复合协调功能区3大类和粮食生产主导功能区等7小类。(3)乡村地域功能分区表现为差异化的结构和空间分异特征，该特征是传统农区本底特色和乡村转型多元要素碰撞的直观表现，符合区域发展趋势。(4)结合各类分区的发展现状，提出了针对性的调控路径。以期丰富乡村地域功能理论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传统农区的乡村发展格局，促进乡村地域系统各功能协调发展。     

乡村聚落分布与功能研究进展及展望——从城镇化到城乡融合

城镇化改变了城乡要素流动格局,重塑了乡村人地关系和乡村发展要素格局,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活动载体——聚落的时空演进。基于此逻辑主线,本文梳理乡村聚落分布与功能研究的相关文献,归纳城镇化与城乡融合过程中中国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分布及功能的时空变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展望未来乡村聚落演进研究的重点。结果表明：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进步与非农经济发展,推动乡村聚落空间扩张和功能多元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外流,导致乡村聚落外扩内空;农村土地整治和村镇规划引导,促进乡村聚落空间收缩和内部重组;但是后疫情时代和城镇化后期乡村聚落空间转型面临宏观经济波动、外生动力不可持续、内生能力不足等挑战。新阶段乡村聚落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乡村聚落演进动力体系的复杂嬗变、乡村聚落演进时空轨迹变异和空间分化、乡村聚落活力的评估与跟踪监测研究。     

乡村空间辨析

伴随着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多种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国的乡村正经历着社会经济形态重组、地域功能提升等一系列转型与重构的过程,乡村地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也给乡村发展及乡村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全面系统地认识乡村空间系统,准确把握乡村空间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前提。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对乡村空间的认知与发展基础上,指出国内乡村地理学在乡村社会—文化空间研究上的不足。本文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理论基础,尝试建构了由“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组成的乡村空间系统,以期为全面认识日益复杂的乡村地域提供理论指导。     

黄淮海地区乡村功能类型及其地域模式*

黄准海地区农业发展历史悠久,由于地方性自然和经济条件的差别,乡村经济在产业功能上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本文以该区辖属的364个县(市)为地域单元,研究其乡村功能类型,并对不同功能类型的空间分布、功能特征及其经济发展的地域模式作了探讨。     

江苏省乡村地域功能与振兴路径选择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索乡村振兴的差异化路径成为研究热点。乡村地域功能具有空间的差异性,明晰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对于准确定位乡村发展模式、实施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评价方法,构建了包含生产发展、生活保障和生态保育为核心的乡村地域多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以县级尺度识别了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和地域类型,在此基础上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江苏省乡村生产发展功能尚需完善、空间集聚程度低;生活保障功能空间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带性规律基本一致,呈现由苏南向苏北渐进衰退的趋势;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的区县数量较少,大部分区县的生态保育功能还有待加强;乡村地域总体功能由苏南向苏北呈现先行发展区、优化升级区、转型提升区和滞后欠发达区四种地域类型。此外,根据乡村地域总体功能呈现的差异化地域类型分别提出了相应的乡村振兴路径。     

甘肃省县域乡村功能地域分异特征

明确乡村功能与定位,可以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决策参考。通过构建乡村多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法、纵向比较系数等方法,对全省乡村功能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2000—2019年乡村综合功能指数平均值不断上升,乡村综合功能增强,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农业生产功能逐步增强,粮食作物主产区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向陇中、陇南地区方向移动;经济发展功能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外围区县发展受到中心城区辐射带动作用;居住生活功能异质性明显,大部分区县乡村居住生活水平较低;生态保育功能受政策影响,逐步改善且高值区不断扩大。（2）乡村综合功能2010年后差距扩大,但各功能变异系数整体趋于稳定,变化幅度较小。（3）乡村多功能纵向比较系数空间分布特征显著,部分地区之间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表现为增强趋势。根据甘肃省乡村功能类型区呈现的地域差异化提出了相应的调整策略。     

苏南小城镇发展与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研究

乡村社区是指一定乡村地域上具有相对稳定和完整的结构、功能、动态演化特征以及一定认同感的社会空间,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空间缩影。通过乡村社区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洞察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空间特征与过程及其变迁的动力机制。苏南是中国乡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现代乡村社区的变迁。本文回顾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发展历程与特点, 从乡村社区观念、经济、文化、聚落和保障5 个方面剖析了小城镇发展对苏南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的作用, 并系统分析了苏南现代小城镇建设与乡村社区的发展趋势。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村庄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落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解析村庄系统演进生命周期规律的基础上,系统集成村庄点位、地理环境、地理区位、交通条件、社会经济等多源数据,综合运用缓冲区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Ripley's K函数等方法,刻画了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识别了村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揭示了中国村庄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村庄的演进遵循形成、发展、稳定、衰退与振兴的“生命周期”规律,其演进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经济要素共同影响,不同地区村庄演进的速度、强度、方向和结果各异。② 中国村庄分布密度为0.35个/km ²,整体上呈现“南多北少、南聚北散”、“东多西少、东聚西散”的特征,以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等地区村庄分布最为密集。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半壁村庄密度显著高于西北半壁。③ 全国省、县、乡级尺度上村庄核密度值的莫兰指数分别为0.58、0.86、0.91,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各省内村庄空间分布呈倒“U”型分布模式,不同省份村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明显。④ 中国村庄分布格局是地理环境、区位条件、社会经济要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在坡度6°~8°、海拔0~200 m、降雨量1100~1200 mm、年均温15~19 ℃、人为土和栽培植被等条件下村庄分布较为集聚,且村庄沿道路与河流聚集分布特征明显,在沿道路和河流100~300 m缓冲区内村庄密度最大,随缓冲距离增加村庄密度逐渐降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亟待系统开展乡村衰退成因与动力机制解析、衰退乡村地理空间识别与地域类型划分、乡村振兴可行途径与地域模式研究。     

中国重点农区乡村地域功能演变及其影响机理——以江汉平原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亟需提炼不同乡村地域类型的发展路径。论文构建了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测度指标体系,刻画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化特征;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探析了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发现：① 江汉平原各县域乡村地域功能指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指数分别增长78.26%、34.25%、9.68%;生产功能增长主导和生活功能增长主导是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提升的主要类型。② 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分布格局,生态功能主导型县域主要分布于北部边缘地区,生活功能主导型县域集中分布于中部和南部地区,生产功能主导型县域分布相对零散;生态功能和生活功能主导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变化。③ 外源驱动对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变化主要表现为负向作用,内生响应主要表现为正向作用;乡村生产功能受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的影响程度最高,乡村地域综合功能被影响程度次于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和生产、生活功能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探寻农产品主产区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有助于识别差异化的乡村发展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

伴随快速城镇化,乡村地域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为主导的人文过程,前瞻性地研究乡村转型发展过程格局、演进机理及空间优化重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转型内涵、过程格局、驱动机制、类型模式、乡村空间重构、农村发展理论及农村空心化等系列成果研究进展,并进行简要研究评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的研究核心内容和逻辑主线加以凝练总结。未来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研究应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区的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及演进机制为核心,以建构乡村空间优化重组理论和探究模式途径为目标,综合集成遥感与GIS、抽样调查和模型方法,重点研究不同典型地域的乡村转型发展的多尺度过程规律、地域类型、动力机制,深化乡村空间体系演化规律和优化重组的内外机制,及乡村社会文化网络、技术制度转型重组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乡村多维空间重组的情景模拟。结合典型案例实证研究,解构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理论与模式的成长机制与区域主导地理要素;比较分析典型模式的演化过程和要素互馈作用机制;探寻推进乡村良性转型发展及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和科学途径。     

论乡村重构

快速城镇化进程驱动中国乡村地域发生巨大变化。乡村重构,即为适应乡村内部要素和外部调控的变化,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优化地域空间格局,以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以及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结构协调、功能互补的过程。本文在界定乡村重构的概念内涵,构建基于“要素—结构—功能”演变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从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视角探讨了乡村重构的实现路径,并着眼于服务当前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解决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未来中国乡村重构研究需重点关注的内容。最后,就现有旨在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引导性战略和政府干预性政策及其在实践操作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批判性分析和讨论。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构成及运行机制研究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典型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特征。论文以系统论为指导,遵循系统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从学理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内涵及要素构成进行辨析,并围绕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划分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在此基础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机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主要由基础要素(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核心要素(多元经营主体和乡村文化)、驱动要素(资本、技术、信息和市场)和管理要素(制度和政策)4种要素构成;依据乡村生产关系变革、经济体制变迁、城乡关系转变等规律,将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土地改革运动时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4个时期,不同时期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要素构成、要素间的联系方式不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特征表现各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通过支撑与约束机制、竞争与合作机制以及调控与反馈机制推动自身运行发展。从要素功能、结构关系、协同等视角去审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状态、诊断系统运行的动力机制或障碍因素等,将成为未来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研究的重点。     

县域协同发展能力的理论内涵及定量测度

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的基本单元,如何优化县域发展模式并提升其发展能力,是促进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本文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协同论出发,构建了基于外源驱动、城镇发展、乡村发展、城乡交互4个子系统的县域协同发展能力分析框架,并以河南省为例,通过对子系统发展能力的识别与测度,探讨县域协同发展水平及其特征。研究发现：河南省县域子系统发展能力呈“核心-外围”空间分异格局,县域子系统协同度与发展能力不匹配。河南省县域协同发展能力整体水平不高且县域差异显著,子系统贡献度变化具有阶段性特征,子系统发展能力结构不合理,县域协同发展效应尚不明显。河南省县域协同发展能力空间分异是政府主导、市场驱动、创新引领和城镇促进四个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发挥县域外源驱动、城乡交互子系统作用,促进外源要素落地乡村地域及由城到乡要素流动,可以激发县域子系统的自组织功能,推动县域协同发展及城乡融合。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 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探究其重构乡村空间的内在机制有利于完善乡村振兴的科学体系。本文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从“物质-关系-文化”三维视角剖析了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并结合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互动作用逻辑分析其重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后圩村物质空间重构以土地利用集中化和空间功能复合化为主要特征;关系空间重构呈现出空间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复杂化,组织形式集中化,权属关系明晰化等特征;文化空间重构表现出空间内涵多样化和乡风文明规范化等特征。(2)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相互作用构成了驱动后圩村空间重构的核心动力,促进乡村“物质-关系-文化”空间的协同演进,共同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多元力量作用程度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旅游起步发展阶段社会力量主导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力量合作博弈推动空间价值提升,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阶段多元力量协同共治落实空间有序重构。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内在机制可为优化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参考。     

乡村景观多功能权衡–协同关系时空格局研究——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英文）

景观多功能定量化及其权衡–协同关系研究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热点。研究针对景观功能相互表征的科学性和景观多功能间关系定量化问题,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采用"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框架构建6种乡村景观功能,利用1980–2018年的基础数据,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分析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相结合的方法,对该区域184个行政村的乡村景观多功能间权衡–协同关系变化特征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果:(1)都市郊区的农业生产功能不能取代经济发展功能,青浦区经济发展功能已成为主导的功能形态。(2)青浦区乡村景观多功能间权衡–协同关系时空差异显著,表现为:农业生产功能与经济发展功能、经济发展功能与生态调节功能、经济发展功能与环境维衡功能始终呈现为权衡关系,为该区不可回避的矛盾,该结果表明该区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实现的;经济发展功能与景观美学功能间权衡关系显著,且二者关系格局呈东部权衡、西部协同,权衡区的数量递增;经济发展功能与空间承载功能间关系格局呈现东部权衡和西部协同格局,且协同关系区呈增长趋势;景观美学功能与生态调节功能/环境维衡功能间权衡区集中在青东区域,协同区分布于青西区域,且权衡区数量先增后减,协同区先减后增。(3)时空结合的分析方法能准确全面地反映乡村景观多功能间权衡–协同关系演变特征。     

乡村景观多功能权衡–协同关系时空格局研究——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景观多功能定量化及其权衡–协同关系研究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热点。研究针对景观功能相互表征的科学性和景观多功能间关系定量化问题,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采用"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框架构建6种乡村景观功能,利用1980–2018年的基础数据,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分析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相结合的方法,对该区域184个行政村的乡村景观多功能间权衡–协同关系变化特征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果:(1)都市郊区的农业生产功能不能取代经济发展功能,青浦区经济发展功能已成为主导的功能形态。(2)青浦区乡村景观多功能间权衡–协同关系时空差异显著,表现为:农业生产功能与经济发展功能、经济发展功能与生态调节功能、经济发展功能与环境维衡功能始终呈现为权衡关系,为该区不可回避的矛盾,该结果表明该区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实现的;经济发展功能与景观美学功能间权衡关系显著,且二者关系格局呈东部权衡、西部协同,权衡区的数量递增;经济发展功能与空间承载功能间关系格局呈现东部权衡和西部协同格局,且协同关系区呈增长趋势;景观美学功能与生态调节功能/环境维衡功能间权衡区集中在青东区域,协同区分布于青西区域,且权衡区数量先增后减,协同区先减后增。(3)时空结合的分析方法能准确全面地反映乡村景观多功能间权衡–协同关系演变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