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赌注和社区居民旅游承诺行为影响机制——以京郊市级民俗户为例

以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主要从类型学或系统论视角进行剖析,较少从过程视角对社区居民的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展开研究。本文将旅游承诺行为作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概念表征,以揭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与机理。本研究以北京市级民俗户为研究对象,借鉴外围赌注理论的思想内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关系,以阐释社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动力机制与过程。研究结论表明：① 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社会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而经济和政治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负相关;② 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在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发挥调节作用,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于起步、增长或转型阶段时,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强;③ 基于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的差异,旅游增权各维度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显著性关系也有所差异。本文结论对研究社区居民可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和维系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深入地理解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文献梳理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九寨沟和都江堰旅游社区为例,探讨了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照影响程度,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中效果,社区参与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强效果。② 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和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作用关系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不仅拓展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视角,而且为增强旅游目的地适应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千岛湖旅游地聚居空间特征及其社会效应

作为新兴的重要发展力量,旅游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聚居空间演变进程。旅游地聚居空间特征及其社会效应是透视旅游地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旅游地聚居现象已构成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以千岛湖为案例,立足社区尺度,应用实地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方法、GIS空间技术、统计分析法,探究千岛湖旅游地聚居空间发展过程;识别和划分居住社区类型,测算居住社区空间分异度,揭示旅游影响下典型聚居区分布格局;从居住满意度、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三个方面,构建聚居空间社会效应指标体系。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旅游产业发展与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千岛湖镇聚居空间发展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② 识别了76个基本空间单元,将76个居住小区划分为乡村社区、商住混合社区、老旧住房社区、一般商品房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高档别墅区、旅游度假社区7种类型。③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存在于旅游地聚居空间。社会阶层越低的社区居住分异度越大,社会阶层较高的社区居住分异度越小。千岛湖镇聚居空间呈现圈层结构分布模式,从湖岸到中心城区,居住等级逐渐降低,乡村社区呈扇型镶嵌于主城区居住空间结构上,老旧住房社区和旅游度假社区分布于千岛湖镇外围。④ 旅游发展导致了聚居空间社会分异,引致旅游地传统社会关系的裂变分化,进一步影响聚居满意度、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千岛湖镇旅游地社区居住总体处于较满意状态,且千岛湖镇社区居住满意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不同社区个体交友意愿存在差异,大部分居民能较好地适应本地生活。     

旅游开发影响下乡村社区制度增权的法律思维——地役权视角下的雨崩社区个案研究

制度增权从乡村社区旅游增权理想变为现实或许并不遥远.运用典型个案、实地调研以及地役权制度嵌入性分析等方法,全面揭示了雨崩社区旅游增权现状及其制度增权的法律逻辑.研究结果表明:(1)雨崩社区旅游吸引资源及其住宿分配的"代税制"与马队经营的"轮换制",均已纳入集体增权之制度性增权轨道,但都不具备物权意义上的制度增权效力;(...     

基于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的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研究——以安徽省三河镇为例

旅游影响近年来成为旅游研究热点,但鲜有研究涉及旅游影响的区域空间不均衡问题。以安徽省三河镇为例,探讨古镇型旅游地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问题。将全镇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旅游影响区域,即核心区、过渡区和外围区,分别发放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调查问卷,以此进行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分析。结果表明,古镇型旅游地旅游影响的空间分异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不论是旅游收益的分配,还是成本的承担,都呈现区域不均衡性。     

社区增权视角下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优化

以湖南省龙山县惹巴拉村寨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基于社区增权视角,优化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结果发现：1）文化遗产地社区失权体现在经济失权、心理失权、社会失权及政治失权4个方面。2）文化遗产地通过权力合作、权力共有及权力激励等社区赋权方式再分配资源、权益及资本。3）权力共有路径下,强化政策透明度和社区话语权,有助于社区主体参与治理;权力合作路径下,扩充资源分配渠道、强化主体合作关系,有助于社区治理渠道扩展;权力激励路径下,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监管方式,有助于社区治理政策细化。文章借助“社区增权”理论,将旅游引发的“社区失权”改进为“社区增权”,补充完善文化遗产地治理研究,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的治理提供参考。     

快速城镇化下中国大城市房权分异研究——对广州的实证

利用广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通过房权指数T、房权分异指数ID和房权集中指数II三指标对广州市城市社区的房权分异进行测算,并使用"六普"数据从人口、制度、市场、住房四项维度对影响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平均水平为0.71,属较高水平;各区房权指数存在明显差异,其分布由城市核心到边缘可分为"中—低—高"三类,中心区较为混合,而郊区则呈现较为极化的格局;广州中心区城市房权分布以越秀、荔湾、海珠三区交接处为中心,房权指数最高,老城区外围房权指数最低,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第二,就空间分异而言,广州不同房权住房的空间分异度为0.45,集中指数为0.68,属中等水平,说明广州的房权分异并不明显,不同房权类型的住房呈现相对混合的空间分布;但各区则呈现差异化格局:近郊区的房权分异强(空间极化)、远郊区房权分异弱(空间混合),近郊区房权分异最为突出。在机制上,婚姻状况、年龄构成、学历状况、户籍制度、社区居住条件等5个要素对社区房权有显著影响;总体模型表明,婚姻和户籍是影响社区房权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说明当前中国城市的住房房权的分布格局主要由家庭和制度因素驱动,而非由市场因素驱动,以此展现和强调了中国城市社会地理与西方的差别。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空间分异研究进展

对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空间分异研究,国内研究相对较少,而国外已有相关的研究。由于研究的尺度、资源类型以及研究方法和目的不同,旅游影响区域会有不同的划分类型。归纳了4类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空间分异的相关理论：旅游罩和飞地旅游、RBD理论和旅游绅士化、旅行和旅游流模式、利益相关者理论。旅游罩、RBD理论、旅行模式比较适合解释小尺度的空间分异,而飞地旅游、旅游绅士化和旅游流模式比较适合解释大尺度的空间分异。最后,提出在旅游的规划和管理中,必须要考虑不同区域居民的不同观点和看法,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嵌入性——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比较研究

基于制度嵌入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采取主位的研究立场,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约束与影响。研究发现：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个制度约束下的理性行动过程,同时嵌入在多层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不同农村社区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嵌入的差异,导致相异的行动决策和发展结果,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嵌入的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当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脱嵌时,外部正式制度的有效嵌入是协调遗产地与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认为,制度嵌入性范式可以深入地解释不同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差异性,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增权行动、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提供有益参考。     

国外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及聚类研究述评

国内已有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进展多着眼于旅游影响感知的内容,而对影响因素和基于居民旅游感知的社区分类着墨较少,尤其对有关研究方法更是鲜有综述。本文对国外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基于旅游感知的居民群体聚类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发现:(1)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因素大致分为人口统计、社会经济与地理空间因素;(2)居民群体聚类大致按照感知具体内容、感知的态度细微变化、感知的旅游强度进行划分;(3)研究方法存在样本规模、收集问卷的方法、量表比较等亟待改进的问题。最后本文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分析提出了进一步的改进建议,在居民群体聚类的解释应考虑针对聚类典型个案的结构性访谈与社区背景信息进行辅助性的解释。     

城市旅游“三生”竞争力空间分异——以西北五省为例

基于“三生”理念的指导,以西北五省的29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一套城市生产—生活—生态旅游竞争力模型,利用ESDA方法测算旅游“三生”竞争力的空间集聚程度、自然间断点分级聚类展示旅游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格局,同时结合相关性分析与AHP赋权解剖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样本城市旅游“三生”竞争力整体趋弱,空间分布离散,局部地区聚集效应低,其中国内旅游消费、公厕个数和降水量是城市旅游“三生”竞争力的主导因素。最终,29个城市依据实证结果可划分为生产型、生活型和生态型旅游城市,在西北五省共同组建4个“三生”旅游圈,为区域旅游发展提供新型合作机制。     

“轮毂”模型：城市自驾旅游者的出游空间结构——以北京、西安、武汉为例

自驾游市场是国内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自驾旅游者的出游空间大小和结构对于目的地开发和优化自驾游线路产品、有针对性地开展市场营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西安和武汉为案例地,基于4000多份调查问卷,应用数理统计法、地图法和空间分析法,对自驾旅游者的出游空间结构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发现：① 自驾到访率随出游距离的增加呈指数衰减,在交通距离400 km范围内衰减最快。② 自驾游空间可划分为轴心区、辐射区和边缘区三种不同类型区。其中,轴心区和辐射区是有旅游市场价值的空间。③ 不同城市自驾游空间大小不同。以交通距离衡量,北京自驾游空间半径为1665 km,西安为1196 km,武汉为1176 km,轴心区半径均在交通距离400 km左右。④ 自驾游空间可划分为舒适空间（4 h以内）和疲惫空间（超过4 h）,其中疲惫空间可进一步划分为轻度疲惫空间（4~6 h）和重度疲惫空间（超过6 h）。舒适空间对应轴心区,疲惫空间对应辐射区,轻度疲惫空间对应轴心区与辐射区之间的过渡带。本研究提出的城市自驾旅游者出游空间结构“轮毂”模型为研究自驾游空间结构提供了认知框架。     

基于空间集聚的中国入境旅游区域经济效应分析

运用残差空间自回归模型、地理权重回归模型及基尼系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2001-2010年中国地市入境旅游的区域经济效应及其空间差异变化。在提升区域经济水平上,中国地市入境旅游对区域经济总体上具不断增强的促进效应,且存在持续而显著的空间集聚作用;局部上具显著促进效应的地市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及其邻近地区,且表现为促进效应不断增强、集聚范围不断扩大的态势。在调整区域经济差异上,入境旅游具扩大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效应,但局部上集聚范围的扩大表明其总体上的扩大效应在逐渐减弱;基于空间集中性的分析也表明,不仅在总体上也在各地带的内部区域上,这种扩大效应存在且具不断减弱的趋势。研究表明,地市入境旅游区域经济效应的发挥主要体现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作用,而其变化趋势也反映了政府宏观调整与区域旅游发展政策及规划的战略取向。     

基于空间集聚的中国入境旅游区域经济效应分析简

运用残差空间自回归模型、地理权重回归模型及基尼系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2001-2010年中国地市入境旅游的区域经济效应及其空间差异变化。在提升区域经济水平上,中国地市入境旅游对区域经济总体上具不断增强的促进效应,且存在持续而显著的空间集聚作用;局部上具显著促进效应的地市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及其邻近地区,且表现为促进效应不断增强、集聚范围不断扩大的态势。在调整区域经济差异上,入境旅游具扩大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效应,但局部上集聚范围的扩大表明其总体上的扩大效应在逐渐减弱;基于空间集中性的分析也表明,不仅在总体上也在各地带的内部区域上,这种扩大效应存在且具不断减弱的趋势。研究表明,地市入境旅游区域经济效应的发挥主要体现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作用,而其变化趋势也反映了政府宏观调整与区域旅游发展政策及规划的战略取向。     

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性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以吉林省9个地级市(州)为例,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对2002—2014年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性以及空间格局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地带内、地带间以及总体地带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且地带间差异程度呈现出由东部地带西部地带中部地带,逐渐演化为中部地带东部地带西部地带。2西部地带对地带内旅游经济差异贡献最大,但贡献程度不断变小;中部次之,但贡献程度不断变大;东部最小且贡献程度也逐渐缩小。地带内旅游经济差异对全省旅游经济差异平均贡献程度最大,但贡献率不断缩小,而地带间贡献率不断增大。3 2002—2004年以及2006—2007年吉林省东中西三大地带国内旅游经济收敛性逐渐趋同,2004—2006年中部地带与东部地带、西部地带之间的空间差异不断扩大,而2007—2014年地带之间旅游经济差异程度逐渐缩小。4吉林省旅游呈现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由于地理临近效应发挥,形成了四平—辽源旅游经济组团、白城—松原旅游经济组团以及通化—白山旅游经济组团。并且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但并不等同于路径锁定效应,区域旅游的异军突起可以形成路径创造效应。     

巴丹吉林沙漠景区旅游环境容量

沙漠旅游环境容量有特殊性,对巴丹吉林沙漠旅游环境容量的4类结构体系测算表明：旅游空间容量和旅游生态环境容量是沙漠旅游开发的瓶颈,生态环境容量是沙漠旅游最敏感的因素,社会经济因子不是该沙漠景区旅游环境容量的限制因子,旅游心理容量的影响不大。结合旅游环境容量评估结果及限制因子分析,设置不同的生态容量方案。对游客人数的的动态变化研究表明景区还处于旅游发展阶段,但旅游旺季的旅游环境容量几乎接近饱和。最后提出对景区开发保护的策略。     

福建沿海“海丝”文化旅游资源空间结构与开发潜力分析

应用定量统计和GIS分析方法研究福建沿海“海丝”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空间结构特征及资源群开发潜力,为“海丝”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和旅游目的地开发提供决策依据。结果表明：（1）福建沿海“海丝”文化旅游资源分为海上交通、商业贸易、文化融合和宗教文化4大类及12个亚类;（2）从整体空间结构看,资源呈集聚型分布,形成“一带四区”格局,即宁德-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的沿海带状区域和以泉州为中心的极核区、以漳州和福州为中心的两个高密度区、以莆田为中心的次级密度区;（3）从各类型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看,海上交通类资源在沿海港口处高度聚集,商业贸易类资源在福州和泉州的城区及内陆山区河流两岸聚集,文化融合类资源高度聚集在泉州、漳州和福州,宗教文化类资源以泉州为中心在沿海广泛分布;（4）从资源群开发潜力看,泉州为开发潜力最大城市;宗教文化类资源群为最具开发潜力的资源类型。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构建以“点-轴-网”为格局的福建“海丝”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开发格局设想。     

基于网络关注度的安徽省居民省内旅游需求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百度指数平台,收集2019年安徽省居民对省内64家典型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数据,利用季节性强度指数、旅游需求偏好指数和基尼系数分析安徽省居民的旅游需求特征,并对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全省居民省内旅游需求呈多岭型,形成4月、7―8月和10月3个需求高峰;单岭型景区各月的旅游需求有较明显差别,双岭型和多岭型的景区无明显旅游需求季节性差别;全省居民旅游需求时间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的季节性和独特性、景区开发程度、气候舒适度、节假日的影响;安徽省居民形成3个旅游需求偏好区,分别是皖中皖东南休闲娱乐偏好区、皖南自然观光偏好区和皖西南山岳景观偏好区;全省居民旅游需求空间分布主要受景区密集程度、级别、资源开发程度和空间距离的影响。     

哈大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供需市场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景点可达性的分析

本文基于GIS技术,以景点可达性为切入点,从市场供需的视角,依据市场供需的影响因素将潜力模型进行分解,得到旅游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潜力模型。研究发现：①哈大高铁使东北各地到区域内各旅游景点平均时间压缩2.5 h左右,填补了东北一日游市场区的空白,拓展了两日游市场区的范围,形成以高铁为轴,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一日游、两日游及七日游为主要形式,向高铁两侧和中心城市周边依次扩散的圈层+轴带状区域旅游空间形态。②东北城市旅游供需潜力变化均呈现随到高铁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现象,促使供需市场向高铁沿线集聚,带动了高铁旅游经济带的形成,并导致东北旅游空间集散特征更加明显。③高铁对短期游(一日游、两日游)供需市场的带动明显好于七日游市场。④基于旅游可达性,以城市为基本单元,根据核心—边缘理论,结合旅游供需潜力发展状况,将东北城市旅游市场区划分为核心区、外围区、过渡区、边缘区4类。本文认为,应以高铁等快速交通方式和旅游枢纽城市为依托,进一步完善旅游景点的交通网络,促进区域旅游供需空间网络的优化与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