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熵权层次分析评价模型与应用

建立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熵权层次分析评价模型,以周庄、同里、西递、宏村为研究对象,对我国传统村镇旅游地社区参与度进行定量评价。研究表明:(1)旅游规划与决策参与度是影响传统村镇旅游地社区总体参与度的关键性因素;(2)西递处于社区高度参与状态,周庄、同里、宏村处于社区中度参与状态,四个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为:西递＞周庄＞同里＞宏村;(3)我国传统村镇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的程度偏低,成为影响社区参与度总体得分和社区参与层次的主要原因;(4)导致社区参与度差异的主要因素为传统村镇旅游地在景区经营管理模式、旅游地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区旅游制度和政策、社区形态与旅游资源属性上存在差异。     

社会交换视角中的权力、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

从社会交换视角探讨社区权力、社区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通过建立数据模型,检验了社区中的权力、社区居民信任对旅游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社会交换过程中的社区权力和社区信任是影响旅游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社区权力对社区信任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社会交换中的旅游收益感知与旅游成本感知通过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产生间接的影响效应。而社区信任与旅游收益感知之间存在双向影响效应,将直接与间接地影响居民参与旅游程度。     

社会资本、旅游参与意识对居民参与旅游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北京什刹海社区为例

对国内外旅游社区参与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比较全面与系统,但对于社会资本影响因素以及社会资本和社区旅游参与意识共同影响社区旅游参与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见。以北京什刹海社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旅游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居民旅游参与意识对旅游社区居民参与具有正向影响,旅游参与意识是社会资本对社区居民参与影响的重要中介变量,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提出了加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建议。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及应用——以黄山风景区门户社区为例

门户社区毗邻风景区且处于其出入口位置,在旅游发展中面临特殊的机遇和难题.依据社会交换理论,选择“社区参与度”、“居住区条件”、“对旅游机构信任度”、“旅游利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社区满意度”和“旅游支持度”7 个结构变量构建社区旅游支持度测度模型,以黄山风景区的4 个门户社区为研究案例,对该模型进行检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探讨模型内各变量对社区旅游支持度发挥作用的路径及造成同一风景区不同门户社区支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而言,旅游利益感知和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支持度有正向影响;居住区条件、对旅游机构信任度和社区满意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有正向影响;社区参与度、居住区条件和对旅游机构信任度对社区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社区参与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正向影响不显著,旅游成本感知这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不大.②各地居民感知和旅游支持度存在差异,南门汤口各维度总体得分最高,北门甘棠-耿城次之,东门谭家桥第三,西门焦村得分最低.③ 门户社区与黄山风景区的空间关系、区位条件与交通格局、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造成了各门户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差异.     

旅游活动对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植被的影响

以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为例,采用敏感水平、群落景观重要值、物种多样性信息指数、阴生种比例、伴人植物比例和旅游影响系数等指标,对旅游活动与植被环境的关系和景区管理水平进行了分析评价。研究表明:(1)旅游影响系数与植被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之间、植被环境质量各项评价指标之间、旅游影响系数内部各因子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敏感水平值越大,群落景观重要值、阴生种比例值越小,物种多样性信息指数、伴人植物比例、旅游影响系数值越大;旅游影响系数越大,敏感水平、物种多样性信息指数、伴人植物比例越大,群落景观重要值、阴生种比例越小;旅游影响系数与其各影响因子均呈正相关,即旅游影响系数越大,枯枝落叶层越薄、草本层盖度越小、幼苗量越小、折枝数量越多、垃圾量越大。研究结果与鼎湖山旅游发展的实践基本相符,客观上揭示了旅游活动对植被影响的规律和特点;(2)根据旅游影响系数分级标准,鼎湖山景区质量管理水平总体可定为中上水平,但个别地段存在环境隐患,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     

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深入地理解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文献梳理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九寨沟和都江堰旅游社区为例,探讨了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照影响程度,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中效果,社区参与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强效果。② 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和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作用关系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不仅拓展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视角,而且为增强旅游目的地适应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外围赌注和社区居民旅游承诺行为影响机制——以京郊市级民俗户为例

以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主要从类型学或系统论视角进行剖析,较少从过程视角对社区居民的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展开研究。本文将旅游承诺行为作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概念表征,以揭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与机理。本研究以北京市级民俗户为研究对象,借鉴外围赌注理论的思想内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关系,以阐释社区居民持续旅游参与行为的动力机制与过程。研究结论表明：① 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社会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而经济和政治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之间显著负相关;② 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在旅游增权与旅游承诺行为间发挥调节作用,当居民感知社区旅游处于起步、增长或转型阶段时,旅游增权对旅游承诺行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强;③ 基于居民感知旅游发展阶段的差异,旅游增权各维度与旅游承诺行为间的显著性关系也有所差异。本文结论对研究社区居民可持续旅游参与行为和维系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研究

为了了解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促进泰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选取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的金湖、寨下大峡谷、上清溪3个主要景区作为案例区,深入调查这3个景区周边社区居民(家庭参与旅游占81.75%)对旅游开发的影响感知情况.结果表明,泰宁县旅游开发处于初期阶段,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居民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且旅游参与的积极性高,但旅游开发对于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旅游环境的影响感知程度表现不同,且随着不同的个体属性特征,其影响感知也出现明显的差异.建议通过建立泰宁县健全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来调控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古村落旅游地写生游客满意度评价——以黟县宏村为例

写生旅游是古村落旅游开发中极富特色的一种旅游产品形式,构成了研学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黟县古村落宏村为例,开展古村落旅游地写生游客满意度评价研究。研究发现:(1)黟县古村落写生客源地来源广泛,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写生消费总量可观、经济贡献比普通游客大。(2)识别了古村落写生游客满意度评价6个维度,按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写生核心吸引物、专门管理与服务、写生氛围、公共服务设施、写生环保设施、食宿设施。(3)总体上写生游客对黟县古村落写生旅游产品有着较高的满意度水平,写生游客满意度6个因子均对总体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其中写生核心吸引物影响最大,公共服务设施次之。(4)开展了游客满意度—重要性矩阵分析,对优势因素、重点改进因素、后续改进因素和维持因素进行了识别。研究成果有助于提升写生旅游者游客体验和促进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     

社区参与对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以浙江安吉为例

通过文献分析,引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两个变量,构建旅游地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结构模型,探讨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中介效应与传导机制。以浙江安吉为例,运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研究发现:①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是社区参与影响社区归属感的两个中介变量,都显著引起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部分中介效应。②旅游感知和旅游获益单独作为中介变量介入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时,旅游获益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感知;二者同时介入时,旅游感知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大于旅游获益,共同引致的部分中介作用达到最大。③社区参与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机制存在两条途径,一条是直接影响路径,另一条是以旅游感知、旅游获益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影响路径,间接路径稍低于直接路径。④提高旅游感知不仅要重视提高旅游地居民文化程度,还要考虑旅游地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改善旅游获益应尽可能满足旅游地社区居民的经济发展需要。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

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虽然原住民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但也确有一些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较多展现了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及影响,但这是否就更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呢？本文主要借鉴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结合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的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特点及可能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参与模式之所以较多体现村民的主导作用,往往是因为外部资本和地方政府的介入较少,这虽然有助于保障参与旅游开发的部分村民的利益,但也容易陷入投资不足、低水平开发的困境,而且受限于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利益短视倾向,传统村落旅游会遭遇更明显的经济利益与文化保护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复杂矛盾,不利于旅游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这就是说,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未必能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乡村振兴,地方政府的科学指导和外部人才、资本、技术等的引入,可能有助于克服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倾向。     

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西递、宏村为例

开展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乡村研学旅行产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皖南地区典型的古村落西递、宏村为例,从游客体验视角,构建了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了模型的因素恒等性检验。结果表明：影响西递、宏村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的旅游体验因素有文化认知、情感体验、审美体验和学习认知4种类型;从路径系数来看,案例地研学旅行者的文化认知(0.510)对游客满意度影响程度最大,情感体验(0.340)和审美体验(0.224)次之,学习认知(0.212)位居最后;论文构建的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跨样本稳定性特征。研究结果可为西递、宏村研学旅行课程开发和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基于危机响应的旅游地社区参与研究——以汶川地震后大九寨环线区域为例

旅游业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易遭受突发危机事件的影响,突发危机事件成为制约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如何防范和应对旅游地突发危机事件,保障旅游业健康发展和旅游地社区生计的可持续性显得尤为重要,其中旅游地社区参与是响应和处置突发危机事件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之一。基于此,论文以汶川地震后大九寨环线区域的九寨沟、青城山和北川县为案例地,采集556份有效样本,运用社区参与理论和社区恢复理论,以结构方程模型为技术方法,构建了基于危机响应视角的以社区参与获益、社区恢复力和社区依恋为维度的社区参与概念模型。得出如下结论：① 震后旅游地社区参与获益和社区恢复力对社区危机响应与支持旅游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社区恢复力(0.59,P≤0.001)的作用强于社区获益感知(0.30,P≤0.001);② 社区依恋对社区参与起显著正向作用(0.19,P≤0.001),对社区恢复力和社区参与意向起部分中介效应,而对社区参与获益和社区参与意向不起中介效应;③ 论文提出了基于危机响应的社区参与由参与度、支持度和响应度构成,构建了由地方依恋(Attachment)、社区获益(Benefit)和社区恢复力(Resilience)维度组成的社区参与“ABR”框架模型。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地社区参与研究的边界,对旅游地社区参与和危机管理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农户参与湿地旅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依据黑龙江省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11个村屯310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湿地旅游意愿的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湿地旅游的意愿受内、外部综合因素影响,户主年龄、对旅游的认知程度、拥有投资资金的量、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当地收入、农户参与的可行性、旅游资源情况和当地政府态度是主要的影响因素。针对农户最关心的问题和主要影响因子,提出了考虑农户的经济利益、建立完善的社区参与管理模式、科学规划等促进农户参与湿地旅游措施。     

旅游扶贫与社区协同发展模式研究——以云南罗平多依河景区为例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在肯定旅游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带来正面经济效益,实现旅游扶贫的经济功能的基础上,对旅游扶贫中出现的低层次、单一的社区参与模式给社区居民所带来的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定感以及使社区发展受到较大局限的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针对旅游扶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在旅游开发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的构想,在充分发挥旅游扶贫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社区人的发展和社区文化的繁荣。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

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探究中国和西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基本结论为中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参与的社会意义不同,旅游是西方社会当地社区发展的力量之一,但却是中国当地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所追求的利益点不同,西方在追求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看到了旅游所带来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社区参与注重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参与各方的主动性不同,西方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与到旅游发展过程中,而中国社区几乎都是被动参与旅游;参与方力量对比不同,西方社区、企业、政府等各参与方之间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而中国各社区参与方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参与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走得比中国更远。中西社区参与旅游差异出现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为民主化进程不同、NGO和NPO等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不同。     

古村落旅游地游线固化的路径依赖——世界遗产地西递、宏村实证分析

以西递、宏村为例,分析了古村落旅游地高度集中的旅游线路的形成和固化过程。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游线固化实质是一个路径依赖的结果,其中大众游客的市场结构、消费文化因素、权力因素、古建保护因素、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形成的正反馈机制是不断加强游线固化效果、形成路径依赖的主要力量。在这些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目前的线路已经陷入锁定状态(Locked-in),短时间内改变则会由于巨大的机会成本而变得困难重重。黟县及西递、宏村村镇政府必须坚持加大对东部民居保护及旅游设施发展投资,设计多样化的专题旅游线路,多样化发展游客市场,并通过市场的力量促进遗产保护、旅游建设以及社区居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