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分析——以商洛市为例

中国扶贫瞄准单位已下沉到农户单元,发展和完善农户尺度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是精准配置扶贫资源、提高扶贫效率的关键。通过借鉴“人”“地”和“业”关系理论构建了“能力—资本—环境”多维贫困综合评估框架,以秦巴山特困区商洛为例,通过多维贫困测度体系对农户进行综合测度,识别样本区多维贫困户,进而与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对比分析,并探讨了多维贫困发生的主要影响机理,最后依据多维贫困户剥夺维度的组合划分不同类型。研究结果表明:① 有245户被识别为多维贫困户,239户被识别为非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户与非多维贫困户在能力维度、资本维度和环境维度均存在较大差异;② 有84.08%的多维贫困户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相重叠,多维贫困户在综合维度和单维度的贫困程度均较深;③ 多维贫困发生主要受“人”的发展能力和生产能力、“业”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以及“地”的地理条件和区位的弱势或剥夺的影响;④ 多维贫困户划分为发展缺失型、复合贫困型、生存环境恶劣型和综合贫困型4类。     

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及空间格局机理

通过构建我国农村水贫困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水贫困指数模型(WPI)及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对我国2004～2009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农村地区水贫困状况进行测算,结果基本显示了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水贫困程度的分布格局。其中高水贫困地区为宁夏、海南、天津、甘肃、山西、吉林、重庆、新疆、贵州、内蒙古;中水贫困地区为陕西、青海、上海、辽宁、福建、黑龙江、安徽、北京、江西、湖北、河北;低水贫困地区为广西、云南、河南、浙江、湖南、山东、江苏、广东、四川、西藏。同时对我国农村水贫困空间格局机理进行研究,并就此提出治理农村水贫困问题的相关对策建议,力图为我国最终实现"三农"问题的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及政策性启示。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地理的实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研究辨析了综合贫困(Multiple Deprivation)与贫困概念、总结综合贫困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评述国外地理学对综合贫困空间的研究内容.再利用广州市最低保障数据和五普数据构建综合贫困的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总结贫困主因子,并求得各街道综合贫困得分.发现广州市内城区和外围局部地区存在综合贫困累积型分布的状况,呈现"圈层 局部放射"的综合贫困空间总体形态,内外城贫困特征有一定差异,是历史、政策和市场等多种力量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对拓展中国转型期贫困地理研究视角和指标体系有一定的裨益.     

欠发达农区家庭贫困的动态转变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以收入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贫困具有多维性、动态性的特点,开展农户贫困动态变化研究对新时期农村贫困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论文基于2010—2018年河南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从收入、生活条件、教育3个维度构建农户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和面板Logit模型对贫困状态类型转移及家庭陷入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多维贫困比单维贫困(尤其是收入贫困)更能准确反映农区贫困状况;② 2010—2018年间,单维贫困发生率与多维贫困发生率之间差距不断扩大,这很大程度与教育贫困发生率大幅上升,而生活条件贫困、收入教育贫困和三维贫困明显下降有关;③ 单维贫困家庭更易转入教育贫困,多维贫困家庭更容易转入教育生活条件贫困;④ 农户贫困的发生是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同类型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与单维贫困发生相比,多维贫困发生受到更少因素的显著影响,并且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更大。上述结论意味着新时期扶贫工作重点转向多维贫困的同时,应依据贫困类型制定具体扶贫措施,尤其重视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     

秦巴山区村域稳定脱贫测度及返贫防控风险识别——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

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实现稳定脱贫、建立返贫防控机制是后2020时代的现实要求,更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承上启下的紧密衔接。以强度生态脆弱与集中连片特困复合地区重庆市城口县为研究区域,基于脱贫稳定性测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和最小方差模型等方法对城口县60个行政村、1950个农户进行多维脱贫稳定性空间分异特征和返贫风险模式探究。研究发现：① 样本村脱贫稳定性等级分布总体呈现前端窄小、中部突出的“葫芦状”结构,各地区多维脱贫稳定性总体不高且存在空间异质性;② 城口县返贫风险可识别为双风险模式、三风险模式、四风险模式和五风险模式4种模式及各阻力因素多元整合主导的11种返贫风险类型,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等涉及农户可持续增收、动态抗风险能力及内生动力的要素逐渐成为现阶段返贫防控及减贫路径依赖的重点;③ 立足区域特征,把继续攻坚和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摆在同等重要位置上,因村施策提高群众抗风险能力,精准织密防止脱贫群体的返贫网。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亟需科学评价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成效,通过补齐减贫短板,优化扶贫资源配置,实现区域精准化扶持。本研究在测度彭阳县多维贫困程度的基础上,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的多维减贫效应,并分析了扶贫的困境。主要结论：① 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成效显著,农户多维贫困指标数量k减少了51.66%;② 各维度贫困指标剥夺程度均有降低,降低最明显的维度是生活、资产、住房和收入维度,教育和健康维度次之;③ 根据各维度减贫效应的差异找出减贫短板,分析了彭阳扶贫的困境。最后对如何摆脱减贫困境、推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合的意愿及其驱动机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白林村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合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时间上,既要与农村居民点建设相联系,又要真实反映未农户的居住意愿、需求与偏好;在空间上,既要满足不同农户的生产、生活需求,还要考虑农户所在村落的空间层次;尊重农户的整合意愿与发挥农村居民点整合效应间的耦合,已成为农村居民点整合和解决民生的重心。研究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白林村为样点,采取“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3S(GIS+RS+GPS)”的方法建立“农户—土地”空间特征与属性特征一体化数据库,按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和未来生计发展趋势,剖析不同类型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合的意愿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农村居民点整合意愿各异,非农专业化发展型(72.82%)>非农多样化发展型(49.66%)>兼业发展型(44.44%)>农业专业化发展型(36.84%)>农业多样化发展型(37.33%)。农户农村居民点整合意愿受家庭经济、居住环境、社会交往及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农户后顾生计来源及其收入变化、居住条件、邻里关系、社会地位感知是农户农村居民点整合意愿形成的重要驱动机制。     

基于生计资产量化的农户分化研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471户农户为例

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决定着农户生计发展的资源优势和空间可能性,依据农户生计资产结构可以准确地识别其分化情景。研究采用"PRA+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与地块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对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农户类型划分、农户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差异明显,113户农户自然资产产值高于平均值,趋于发展农业生产;108户农户各项资产处于平均水平,主要向兼业发展;250户农户自然资产小于0.1,趋于发展非农生产;(2)依据农户生计发展趋势将其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     

乡镇尺度贫困地图绘制及空间贫困陷阱检验——以皖西地区为例

基于个体福利和区域综合发展指标,采用Arc GIS、Geo Da等分析工具,以乡镇为研究尺度绘制皖西地区贫困地图,分析贫困的空间演化并检验空间贫困陷阱的存在。结果显示:皖西地区存在贫困的空间集聚现象和一定的空间贫困陷阱。基于个体福利水平的空间贫困区相对分散,空间集聚程度有增强的趋势,但局部空间依赖性呈减弱趋势;基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的空间贫困区相对集中,整体空间集聚程度较低且逐渐减弱,局部空间依赖性呈增强趋势。这表明空间贫困和贫困陷阱的发生与发展不单受自然因素的制约,社会经济因素也可能造成空间贫困,整体发展较好地区的区域贫困问题值得关注。     

基于乡村人口转移和农村道路建设的空间贫困破解机理及其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交互耦合形成了空间贫困陷阱,本文在对贵州50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人口转移减贫效应和松桃、威宁、望谟3个典型县域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道路可达性指数空间耦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础上,阐释了破解空间贫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相应政策体系。结果表明：① 贵州国家级贫困县乡村户籍人口向县内城镇转移和县外转移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县内城镇转移比县外转移减贫效应的作用力更大。② 松桃县、望谟县极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和深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贫困村所占比例在15%左右,威宁为10%左右,对该类型贫困村实施整村易地搬迁和村庄撤并;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深度贫困、可达性中等型和一般贫困、可达性中等型贫困村应进一步扩展道路宽度,打通断头路,形成网络,增强通行能力。③ 应坚持以县城为中心的就地城镇化和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等异地城镇化并重,加强对转移劳动人口的技能培训,提升其城镇生存能力。继续加大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保护类村庄的“通村、通组、通户”道路拓宽、硬化等措施,逐步完善自来水、宽带等较为薄弱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展山区“绿水青山”内生性和外生性产业,引导贫困人口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以重庆市12个典型村为例

耕地利用集约度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和耕地保护有深刻影响。利用重庆市酉阳县、武隆县、巫山县3个县12个典型村972份有效农户调查样本,基于货币额衡量生产成本,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同时综合价值形态指标与实物形态指标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比较,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内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山区农业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基本呈现自然资产型人力资产型基本型缺失型的关系;2研究区正经历着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农户生计多样化显著,但生计多样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耕地集约度的降低;3农业生产补贴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对自然资产型农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农业发展政策应集中在提高农业生产补贴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方面,前提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立农业发展的平台。     

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稳定性测度及影响机理研究

农户脱贫稳定性研究可为深度贫困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论文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进一步厘定了“农户脱贫稳定性”概念,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5个维度构建了农户脱贫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地处深度贫困地区的贵州省天柱县为研究区,测算1295户样本农户脱贫稳定性指数,基于不同方法共同识别影响因素并探究影响机理,提出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脱贫稳定性指数整体水平偏高,脱贫稳定性较强,但农户个体差异性显著,其中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维度的脱贫稳定性较高,金融资本其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维度的脱贫稳定性较低,返贫风险较大;(2)农户脱贫稳定性类型主要以一般型或稳定型为主,脱贫稳定性综合指数中各类型占比分布从高到低大致呈“水滴”特征,有12.44%的样本农户处于临界型,返贫风险较大;(3)技能培训、外出务工人口占比、土地流转、转移性收入占比、到乡镇政府距离和到主干道距离是影响研究区农户脱贫稳定性的主要影响因素;(4)构建了能力提升、产业培育、激发动力、完善基础设施和拓展就业“五位一体”的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脱贫稳定性长效机制...     

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的耦合协同规律及类型甄别——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

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不可避免地挤压生态系统空间,打破系统内部原有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在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好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在厘清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耦合协调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2008—2018年重庆市荣昌区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划分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研究发现：(1)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以人类活动为纽带而构成交互耦合体,解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为理解村镇建设中“发展”与“保护”这对矛盾体提供了通道。(2) 2008、2013、2018年荣昌区村镇建设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效应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南北高、中间低的分异格局。(3)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并结合同步发展模型将荣昌区村镇划分为保护与发展同步型、生态环境支持型、生态环境损耗型3种耦合协调类型。(4)针对各耦合协调类型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保护与发展同步型村镇应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支持型村镇可以适量开发未利用地;生态环境损耗型村镇应改变生态环境效应滞后的现状。     

山地区域土地生态红线划定方法与实证研究——以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为例

无序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引发生态问题的重要因素。合理划定土地生态红线,可协调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山地区域地势起伏较大,水系密布,土地利用破碎化,作为重要的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区域,是进行生态恢复和重建的关键地区。本文以山地区域村镇为例,运用GIS平台,基于生态敏感性和生态服务价值,对土地生态进行综合评价,据此划定刚性和弹性的土地生态红线。生态敏感性评价的指标包括坡度、植被覆盖度、水体、土壤类型和降水侵蚀力等5个指标;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的指标包括食物生产、原料生产、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文调节、土壤保持、维持养分循环、生物多样性和美学景观9个指标。义和镇的刚性生态红线内所包含的刚性生态保护区面积为43.90 km²,占义和镇总面积的44.34%。弹性生态红线包含的弹性生态保护区面积为29.18 km²,占义和镇总面积的29.47%。义和镇的生态红线范围主要包含东北部山地区域和南部水系丰富地区,该区域的生态敏感性较高,同时也有较高的生态服务价值,因此生态红线的划定对于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具有指引作用,为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并可为构建生态文明安全格局提供科学支持。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作用关系视域下的产业振兴路径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实施乡村产业振兴的空间集合体,系统各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与强度直接关乎系统运行,稳定有序的系统是实现产业振兴的基础保障。论文在充分解析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各要素作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文献梳理寻求共性指标、政策文本分析寻求个性指标,共性和个性2个维度相结合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系统各要素的空间表征,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系统要素间的作用关系和强度,同时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予以检验并因地施策提出其产业振兴路径。结果表明：从共性和个性2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践性;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与强度各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的空间表征呈“圈层”分异;从夯实产业基础设施、构建产业振兴人才培育体系、产业升级增效3个层面提出了推动重庆市产业振兴的路径。     

基于熵权-TOPSIS的山区乡镇通达性研究——以重庆市石柱县为例

交通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一,通达性则是反映交通设施水平的有效评价指标。本文以重庆市石柱县为例,选取空间数据和调研数据,引入熵权-TOPSIS模型构建集内外通达性和摩擦阻抗于一体的指标体系,客观分析山区乡镇的通达性,以期为交通合理规划提供参考。结果表明：①通达性指标对区域综合通达性影响程度为：交通设施技术(C₄)>摩擦阻抗(C₅)>等效道路密度(C₂)>乡镇内部连通度(C₁)>与省干道衔接度(C₃)。②贴近度变异系数达0.5410,说明样区交通通达性水平空间差异大。③通达性空间格局表现出以南宾、西沱、悦崃为极核点向外围扩散递减趋势;通达性空间分布表现为西高东低,高通达区主要分布在平缓区,低通达区主要分布在陡峭山区。④通达性良好区域呈“一环一轴”模式分布,呈显著主干道指向性。⑤样区乡镇通达性空间分布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流转面积有较高趋同性。研究结果能为区域协调发展、交通合理规划提供良好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帮扶措施对山区脱贫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陇南山区为例

帮扶措施不仅是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论文构建了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辨明帮扶措施及生计策略选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陇南山区有59.84%的脱贫户享受了多元帮扶措施,其中,享受最多的多元帮扶措施为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享受最多的单一帮扶措施为生态补偿扶贫;(2)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为主,呈农业特色化、非农化和多样化的特点;(3)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中等水平,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老年农户和低生计资本禀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帮扶措施对其有调节作用;(4)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区位条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对农户的特色务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生态补偿扶贫和就业扶贫对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     

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以大理州巍山县为例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旅游扶贫对于改善民生,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是云南省贫困人口的主要集聚区,地理环境复杂,贫困问题严重,脆弱性突出,贫困具有长期性特征。本研究以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的典型代表巍山县为例,结合当地贫困农户和县、乡、村各级扶贫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对巍山县扶贫及旅游扶贫工作实践及成效进行研究,总结评价“巍山经验”,在综合分析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贫困问题特殊性的基础上,从“多元主体参与”和“产业融合”两方面来探讨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问题,总结出了“乡村生态农业模式”、“旅游+特色小镇模式”、“O-RHB模式”以及“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模式”四种旅游扶贫模式,通过本研究以探索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开发实践的有效路径,推动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