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与优化调控

科学解析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不仅有助于深化产业空间演化相应理论,也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论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全国工业企业库数据,采用经校正的产业比重变动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进行了解析,并据此提出优化调控对策。主要结论有：① 产业空间重构是推动城市群发育与成熟的重要动力,其中嵌入全球价值链并持续攀升是推动城市群高级化的基础动力,而内部产业空间重构则是完善产业合作网络、推动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此外,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全球化、郊区化的交互是形成双“C”字形空间格局的基础与支撑;② 在国际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目前天津市为承接核心,北京次之,其余城市发展则相对滞后;③ 在城市群内部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由北京—天津—唐山—沧州围成的内“C”字形范围是产业空间重构的核心区,不同类型产业表现出不同的驱动特征,其中纺织服装业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化学产业表现为环境管制与水资源依赖的双重作用,钢铁产业表现为明显的政府主导,医药制造业则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政府调控;④ 京津冀城市群的内“C”字形地区应侧重产业升级,外“C”字形地区则重点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以内“C”引领外“C”,以外“C”保障内“C”,双“C”联动,以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     

苏锡常地区制造业污染减排综合分析与评价

以太湖流域苏锡常为例,通过构建制造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制造业污染物排放量、制造业集聚度、水环境健康水平4个指数对制造业污染物排放特征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通过前3个指标的叠加,得到污染综合程度指数,反映制造业的污染物排放程度和减排效应,然后与水环境健康指数进行叠加,得到制造业污染程度与水环境健康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显示：① 研究区污染程度“高”“较高”“中等”“较低”“低”区域面积分别为816.12、3 314.56、7 628.25、2 500.67和2 861.75 km ²,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77%,19.36%,44.55%,14.61%和16.71%,并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分异性,太湖上游地区和环太湖地区主要为污染程度“低”和“较低”区域,中游和下游环湖区域主要为污染程度“中等”区域,中下游远离太湖的地区主要污染程度为“高”和“较高”区域;② 制造业的污染程度对水环境的健康存在重要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强烈的空间正相关性,主要表现为较健康-轻污染、中健康-中污染和低健康-重污染等分布面积广泛（约45%）,在空间上呈现太湖上游地区主要为较健康-轻污染和中健康-轻污染区域,中下游地区则主要为较健康-中污染、中健康-重污染和低健康-重污染分布区域。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进展

“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是在识别现状空间结构、格局及问题的基础上,对未来空间进行优化布局,实现空间的均衡、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国土空间分区方式,已成为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论文通过文献调研法、对比法和归纳法,系统梳理了“三生”空间概念内涵、识别与优化研究现状。目前,“三生”空间识别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三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概念探讨不足,“三生”空间的定量识别方法与技术体系研究有待完善,“三生”空间动态演化及驱动机制、空间冲突诊断和问题分析较为薄弱,“三生”空间优化理论和技术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形成“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质”“量”观,借鉴国际空间规划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三生’空间形成机理与概念界定、定量识别、演化机制挖掘、冲突诊断与问题分析、优化调控与模拟”为主线,系统构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同时,重视具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特征的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     

“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的原型分析：概念、方法和展望

“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的关键挑战是知识的积累和转移。一方面,“社会—生态系统”的情景依赖使得很难得出有关有效治理的一般结论;另一方面,通用的制度设计又可能由于过于抽象而无法应用于具体的问题。这看似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是,比较分析现实中成功或失败的治理案例,为寻找“社会—生态系统”治理之道提供了可能。在“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中,原型揭示了人与自然互动中反复出现的规律(pattern),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文厘清了原型的概念与特征,阐述了原型分析的意义,梳理并评述了原型分析在“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领域的进展。研究发现：① 原型分析在一个中间抽象层次上探索解释某个现象的重复模式,可视为案例中的“积木”;② 应将原型分析作为一种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论(methodological holism)来理解,而不是一种特定的方法、框架或理论;③ 原型分析能促进案例研究知识的积累与转移、“兼容”多种研究方法并在“社会—生态系统”治理中实现一定程度的预测性;④ 原型分析基于“类型—子类型”的多层次分析,有助于找到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强”因果关系;⑤ 原型不仅是研究的结果,也是研究的起点,对原型的测试、修正、完善和可信度检验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城市区域”主义下的中国区域治理模式重构——珠三角城际铁路的实证

中国的区域治理模式长期以来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征。特别是近些年,传统省-市分层设权的权力组织关系被动态的、反复连续性的博弈所取代。本研究借助政治经济学与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空间再中心化”及组织社会学者的“行政发包制”理论,立足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即“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展开实证,系统分析其规划、建设及运营过程。并聚焦其中的事权与财权动态演变过程,解析省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省市关系的演变等两大关键问题,揭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省政府的角色定位由“分包商”和“协调者”逐渐转变为协调与发展并重的新角色定位;同时,省市关系由结构化的“行政发包”转化为多轮协商的动态博弈连续体。     

中国高校地理研究发展与态势

中国高校地理研究发展的本质是,解读地理知识产出空间结构,更深层次是地理科研活动空间不均衡的阐释。基于论文统计与数据挖掘方法,以1986—2018年《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和《地理科学进展》（简称“4地”）发表论文为基础数据,选取39所中国地理高校作为研究对象,构建高校发文指数,界定高校发展形态,分析不同区域、不同类别高校地理发展态势。结果表明：① 从发展历程分析,“985”高校是中国高校地理研究的核心,而“211”高校在2005年后普遍发展,形成以中、高发文量为主的集聚区,其他类高校形成高、中、低发文量均衡分布的态势;② 从空间集聚分析,东部高校逐渐形成“北上广南”的地理研究集聚区;中部高校于2004年后呈现快速发展,其中东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发展最为突出;西部高校总体呈现“西北强—西南弱”空间格局;③ 综合分析表明：中国高校地理学发展势头强劲,但“985”高校、东部高校地理发展内部差异较大,且短期内西部与中东部高校、其他类高校与“985”“211”高校地理发展不均衡依然维持。在未来发展中,除引进优秀科研团队、政策扶持外,中国高校地理发展还应抓住区域特色,培育自身地理团队,以实现区域研究协调发展。     

面向转型升级发展的开发区主导产业分布及其空间集聚研究

国际与国内发展环境双重变革下,开发区“二次创业”乃至“三次创业”的呼声不断高涨。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开发区的主导产业分布、集聚及其影响因素,以促进其转型升级发展。以国家级经济产业开发区为例,在系统梳理中国219家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基础上,采用核密度分析法与Ripley's K函数可视化其空间分布格局与空间集聚状态;并面向转型发展与产业升级,采用GWR方法探讨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布与集聚的主要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国家级经开区主导产业以制造业为主,产业空间集聚存在尺度分异与空间衰减特征。② 从产业组织来看,以单一/双要素密集的主导产业组织模式为主。③ 开发区自身条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的促进效果相对有限;城市对开发区产业集聚的支撑作用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存在一定的反向联系;开发区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尤其是利用国际资本的能力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具有较强关联性。面向转型升级发展,开发区自身应持续改革,主动探索;同时要处理好两个“资本关系”,即开发区与所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与国际资本的关系。     

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质量水平格局与相关因素分析

城市作为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集中地。本文在城市“三生”空间优化理论框架指导下,构建了城市“三生”空间优化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生”空间质量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指数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上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递减;东北地区的生产空间质量塌陷尤为明显,西部地区生活空间质量堪忧,生态空间质量则与地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污染治理相关;生产和生活空间优化之间相辅相成,但不乏城市生产和生态空间质量反差较大;“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之间呈倒U型相关,即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更利于实现“三生”空间优化,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均GDP正向相关,职能综合城市和城市群地区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更高。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权力博弈:广东惠州上良村案例

援引“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上良村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研究发现:① 上良乡村民宿“家”的生产是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村委及村民多方利益主体协商的结果。政府、企业与村民对“家”的不同理解使之产生不同的生产逻辑,成为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中权力博弈的直接原因。② 在“商业性家”的营造过程中,村民“临时的家”中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不仅推进了“商业性家”的营建,也突显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冲突。③ 在“家”的重构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与村民在“家”的物质景观、情感意义、边界意义及社会关系4个维度中展演了多元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全球产业转移与GVC区域竞争——基于中国与中南半岛四国的分析

以中国和中南半岛四国为对象,以定量评价全球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区域全球价值链(GVC)竞争态势为目标,采用多因子综合评价、IRIO投入-产出分析和RCA、GVC指数分析等方法,刻画了21世纪以来全球43个主要经济体、八大类型产业的全球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特征,同时测算了中国和中南半岛四国的全球产业转移吸引力以及制造业全球竞争力...     

全球价值生产的空间组织：以苹果手机供应链为例

采用2012年与2019年苹果手机全球供应商数据,基于GPN 2.0的相关理论建立分析框架,探索苹果手机全球生产网络中主要行动者类型、行动者策略、进入与退出动态、地理分异性、网络动力机制和战略耦合机制。该网络主要行动者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布局全球生产网络的热点地区在亚洲;网络中有六类行动者,行动者策略是企业间控制与企业间合作,网络产生和演化的动力机制为成本-能力比率、市场需要、金融约束和风险环境,主要行动者通过本土创新、国际合作关系和生产平台战略耦合机制嵌入苹果手机的全球生产网络。最后,从转型创新模式、孵化自主供应链角度对中国行动者产业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云南省出口东盟的特征及其经济和就业贡献率分析

利用海关信息数据、统计年鉴数据、相关贸易指标以及投入产出方法分析云南省与东盟之间的出口贸易特征,出口带来的经济和就业贡献。结果表明：云南省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依赖关系显著增强,但是与东盟联系强度的空间分布不均匀,同时云南对东盟的出口产品出现升级特征,由矿产品、化工产品为主的出口转向了以农产品、电子制造产品为主的出口。云南省出口东盟农林牧渔产品对本省经济和就业贡献率最大,对农林牧渔产品深加工,有助于云南省的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产业发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on prospects for a multi-integrated economic zo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instigated by China is cat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a new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To cope with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landscape,China needs to view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SCSR)as a strategic focus and study careful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for construc-tion of a strategic multi-integrated economic zone which includes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Based on key indicators,this paper outlin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SR and analyzes the regiona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and global trade based on the index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imilarity and trade commodity structure coincidence;the paper also depicts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ine core growth areas(CGAs)in the region and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prospects for a multi-integrated economic zone in the SCSR.The results show that,first,from 2000 to 2017,the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SCSR grew quite well,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was much better than the global average for the same period.Second,driven by the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 stages and spatial paths,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the SCSR has evolved into four categories.Third,the index values for industrial structure similarity and trade commodity structure coincidence for the 11 countries in the SCSR have remained at a high level,and reveal an integration trend not only from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perspective,but also from an upgrading and downgrading standpoint.Fourth,nine CGA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SCSR and the advantaged industries and the export commodity type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exhibi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rgence and complementarity due to the polarization and diffusion effects of the CGAs.Finally,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the SCSR has already acquire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such as the 5th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 initiative,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regional production-consumption networks and spa-tial entities for building a multi-integrated economic zone in the SCSR.     

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集聚格局与效应分析

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产业集聚测度指标、改进引力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对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空间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并与全国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辽宁省制造业以资源及资本密集型行业专业化优势最明显,但1995—2016年间在全国内的比较优势整体上有所减弱;制造业的关联行业个数小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平均值,辽宁省制造业关联行业拓展空间较大;沈阳、大连与鞍山是全省制造业空间分布以及制造业产业链空间联系的中心城市,但多数制造业行业与其关联行业的共同集聚特征并不明显;经济效应方面,2002—2012年间辽宁省的制造业对全国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有所减弱,制造业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地区制造业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基础及模型构建

根据竞争力协同发展理论,在把握地区制造业竞争力的内涵与特征,分析影响地区制造业竞争力主要因素的基础上,遵从科学性、系统性、动态性、可操作性原则,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和制造业特点,运用综合评价法,构建一个符合我国实际的地区制造业竞争力基本理论框架。认为中国地区制造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由3个层次8个模块构成,并从规模、市场、效率、成长、结构和创新6个方面选取11个指标,试图构建我国地区制造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制造业GVC地位时空格局演化——基于TiVA数据库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生产中所处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不同。一国能否从参与全球化中获益,日益取决于能否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在某一特定环节占据竞争优势。明确全球制造业大国的GVC地位,认识其国际分工及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利用TiVA数据库,测算世界59个国家及地区1995—2014年制造业GVC地位指数并分析其演变特征。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地位较高的国家及地区主要分布在美洲、欧洲及东亚,位于中亚、西亚、非洲和大洋洲的国家参与极少,近年来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呈现不断向少数国家及地区集中的趋势。大部分国家及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地位较高,技术密集型地位指数较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附加值主要被少数掌握核心技术和价值链两端的国家及地区获得。从细分行业上看,核心国家及地区均呈现了分阶段演化的特征。在空间相关关系上,制造业整体和劳动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均呈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且集聚程度先降低后升高,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空间集聚分布最为显著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从空间集聚形式来看,大部分国家及地区GVC地位指数较低,贸易附加值被少数GVC地位较高的国家及地区获得。此外,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投入会抑制一国GVC地位的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对于一国GVC地位的提升起促进作用,出口规模与一国GVC地位呈明显的正向关系,行政效能对于一国GVC地位无明显影响,但是行政效能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于GVC地位的抑制作用。     

中国地区制造业竞争力类型划分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遵从科学性、系统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原则,针对我国区域经济特点,从规模、市场、效率、成长、结构和创新6方面选取11个指标构建我国地区制造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以省区为单位,从宏观层面划分我国地区制造业竞争力类型,旨在对不同类型区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表明:根据竞争力综合指数,1985年和2003年我国各省区制造业竞争力均可划分为最强、较强、一般、较弱和最弱五类;结合近20年来各省(市、区)制造业综合竞争力在全国的位次变化,可将其划分为高水平稳定型、较高水平波动型、低水平波动型和较低水平振动型四类;根据竞争力内部结构,可将其划分为绝对市场主导型、强创新弱市场型、规模-成长主导型、结构基本均衡型和结构特殊不均衡型五类。     

2007年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和碳排放效应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的国家影响有所差异,对此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基于此,以产业分工存在显著差异的中日两国为研究对象,在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引入TiVA及TiCE指标,对比分析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与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① 日本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要明显强于中国,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中日两国经济增长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劳动者报酬及固定资产折旧对中国增加值贡献率较低;垂直分工水平越高的行业,中日两国的增加值系数越低且两者差距越大。② 中国多数行业的CO₂直接排放系数均高于日本,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③ 在产业分工中,日本主要负责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而中国承担了大量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及一些资源密集型活动,因此总体上双方贸易对日本的经济效应更高,但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更大;且对于分工越精细、产业链越长、资本与技术越密集的行业,如装备制造业等,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优势就越不明显。基于上述研究,对国际碳排放责任的界定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工作重点提出了建议。     

全球原油贸易网络视角下的亚洲溢价与中日印韩原油潜在竞争关系

随着全球原油贸易关系的复杂化和亚洲原油需求的上升,全球能源市场的“亚洲溢价”现象成为需要关注的议题。本文基于全球石油贸易网络复杂性视角,选取1993—2018年国际原油贸易数据进行样本数据考察,通过构建复杂网络模型和潜在竞争指数,对全球原油贸易网络中的亚洲溢价现象和中日印韩四国潜在竞争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球原油贸易集团分化交融,中日印韩呈现出贸易集团化的趋势。从全球原油贸易网络指标来看,中日印韩四国在全球原油贸易网络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有力推动了全球原油消费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潜在竞争指数表明,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的潜在原油竞争关系呈现出不同特征,中日表现出“先强后弱”的特点,而中印、中韩表现为整体持续增强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