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缘由、内涵及意义

近年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中国地理学界受到“热捧”,但也有学者对此存有分歧、质疑、困惑和焦虑,认为新范式“缺少地理味”“跑偏了”。在梳理西方人文地理学派思想及其范式演变的基础上,对新范式的出场背景、基本议题和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①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倡导的“人之主观意念”“理论转向”“空间间性关联”“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既是对以计量革命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和空间科学,以及伯克利学派“文化超有机体”的反思,也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凸显的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引致的复杂社会空间和文化认知的新阐释。② 在研究视角和对象上,新范式倡导“人之主观意念”,并确立“人”在地理学中的位置和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通过社会文化等“理论转向”滤镜,预见社会空间的可能性,以及社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空间间性关联”滤镜,引导人们对多种空间,尤其是空间关系的关注;通过“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滤镜,强化社会文化地理的道德实践和人性提升,重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③ 新范式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阐释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空间进程和交织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生动因,是人类对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实践认知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代表一种新的地理学哲学观和思维观。④ 中国学术界对新范式之所以存在不同声音,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对新旧人文地理学范式的哲学认知缺乏深度对话,另一原因是学术界针对新范式的理论阐释不足。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中国学派,需要主动拥抱并吸收西方前沿理论的合理内容,在此基础上参与建构新的学科范式,积极回应反映时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     

基于游客的乡愁文化元素认知影响因素研究——以徽州地区为例

地方失忆危机背景下,“留住乡愁”理念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探讨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地理学领域,旅游发展被认为是“留住乡愁”的有效途径。然而,目前相关研究多是定性描述及逻辑推演,相关的案例分析、定量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以徽州地区为例,立足“留住乡愁”旅游发展的基础-乡愁文化资源的挖掘,通过构建游客视角下的乡愁文化元素体系,借助认知测度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等,对游客视角下的乡愁文化元素认知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游客对旅游地乡愁文化元素的总体认知程度较高,但个体间存在较大差别;具体维度上,游客对旅游地建筑风貌格局的认知程度较高,其次是自然景观映像以及乡土故事人物,认知程度最低的是地方节庆展演;影响游客乡愁文化元素认知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到访次数、休闲体验动机、购物动机,这四个因素对游客乡愁文化元素认知水平的影响为休闲体验动机>到访次数>年龄>购物动机。其中,休闲体验动机、到访次数、年龄对乡愁文化元素的认知程度起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购物动机对乡愁文化元素的认知程度起显著负向影响作用。本研究对于回应学界关于旅游发展作为“留住乡愁”理念下新型城镇化模式的论断、拓宽文化旅游资源内涵、指导地方细分客源市场进行乡愁文化元素挖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权力博弈:广东惠州上良村案例

援引“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上良村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研究发现:① 上良乡村民宿“家”的生产是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村委及村民多方利益主体协商的结果。政府、企业与村民对“家”的不同理解使之产生不同的生产逻辑,成为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中权力博弈的直接原因。② 在“商业性家”的营造过程中,村民“临时的家”中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不仅推进了“商业性家”的营建,也突显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冲突。③ 在“家”的重构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与村民在“家”的物质景观、情感意义、边界意义及社会关系4个维度中展演了多元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进展

“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是在识别现状空间结构、格局及问题的基础上,对未来空间进行优化布局,实现空间的均衡、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国土空间分区方式,已成为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论文通过文献调研法、对比法和归纳法,系统梳理了“三生”空间概念内涵、识别与优化研究现状。目前,“三生”空间识别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三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概念探讨不足,“三生”空间的定量识别方法与技术体系研究有待完善,“三生”空间动态演化及驱动机制、空间冲突诊断和问题分析较为薄弱,“三生”空间优化理论和技术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形成“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质”“量”观,借鉴国际空间规划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三生’空间形成机理与概念界定、定量识别、演化机制挖掘、冲突诊断与问题分析、优化调控与模拟”为主线,系统构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同时,重视具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特征的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与优化调控

科学解析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不仅有助于深化产业空间演化相应理论,也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论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全国工业企业库数据,采用经校正的产业比重变动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进行了解析,并据此提出优化调控对策。主要结论有：① 产业空间重构是推动城市群发育与成熟的重要动力,其中嵌入全球价值链并持续攀升是推动城市群高级化的基础动力,而内部产业空间重构则是完善产业合作网络、推动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此外,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全球化、郊区化的交互是形成双“C”字形空间格局的基础与支撑;② 在国际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目前天津市为承接核心,北京次之,其余城市发展则相对滞后;③ 在城市群内部产业空间重构方面,由北京—天津—唐山—沧州围成的内“C”字形范围是产业空间重构的核心区,不同类型产业表现出不同的驱动特征,其中纺织服装业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化学产业表现为环境管制与水资源依赖的双重作用,钢铁产业表现为明显的政府主导,医药制造业则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主导下的政府调控;④ 京津冀城市群的内“C”字形地区应侧重产业升级,外“C”字形地区则重点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以内“C”引领外“C”,以外“C”保障内“C”,双“C”联动,以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     

城市失地农民"家"的重构与协商——以鄂尔多斯为例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离乡进城的失地农民期盼在城市中营建“新家”并渴望扎根于城市。援引批判“家”的地理学理论,以典型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市的移民社区为例,分析失地农民重构后“新家”的状态与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在民间借贷危机与被动城市化压力下,失地农民的“新家”处于一种复杂的“不确定性”之中。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束缚下失地农民通过日常生活积极主动地争取物质的富足与生活的意义。“家”的营建给了失地农民积极面对全新城市生活的理由与动力,但营建“家”的努力仍然无法让他们逃脱在城市中最真实的社会体验,并面临着在城市“新家”中多重且边缘的身份境遇。     

国家级新区的治理尺度建构及其经济效应评价

国家级新区作为中国战略空间的核心内容,其设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尺度建构至关重要。论文从尺度重构视角建立了分析框架,以此来考察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的实践,并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治理类型的经济效应。研究认为,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是各级行政主体通过刚性或柔性的手段在新区的定位、区划和权力配置等方面进行变革的作用过程。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国家级新区所建构的治理尺度在地域空间组织、行政主体构成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类型。其中,“市辖区+合署办公”和“市辖区+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具有较高的经济效应,有助于解决权力边界模糊和治理主体多元等问题,而“市辖县+管委会”和“跨地市+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则表现出较低的经济效应。对于跨地级市或包含市辖县的国家级新区,需要适时推进“撤县设区”来简化治理主体或通过上级政府的“强势权力介入”来统一地域发展逻辑。     

“人口回流”视角下的中部地区乡村振兴——对湖北“毛嘴模式”的实证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部地区湖北的“毛嘴模式”为例,围绕武汉汉正街与仙桃毛嘴镇的城乡联系问题,研究人口回流及返乡创业所带动的地方发展,解析其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①劳动力回流受家庭需求、家乡发展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资本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雇佣“本地化”劳动力,也涉及城市更新及其“外部性”效应的间接影响;②技能型劳动力回流以及企业家在城-乡间的高频流动,有利于发挥流动人口的“桥梁”作用;③回流人口主要从事与之前就业相关的行业,倾向于在镇区或市区购买商品房,促进了乡村经济转型,同时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重塑了乡村社会空间。     

“城市区域”主义下的中国区域治理模式重构——珠三角城际铁路的实证

中国的区域治理模式长期以来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征。特别是近些年,传统省-市分层设权的权力组织关系被动态的、反复连续性的博弈所取代。本研究借助政治经济学与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空间再中心化”及组织社会学者的“行政发包制”理论,立足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即“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展开实证,系统分析其规划、建设及运营过程。并聚焦其中的事权与财权动态演变过程,解析省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省市关系的演变等两大关键问题,揭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省政府的角色定位由“分包商”和“协调者”逐渐转变为协调与发展并重的新角色定位;同时,省市关系由结构化的“行政发包”转化为多轮协商的动态博弈连续体。     

“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的原型分析：概念、方法和展望

“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的关键挑战是知识的积累和转移。一方面,“社会—生态系统”的情景依赖使得很难得出有关有效治理的一般结论;另一方面,通用的制度设计又可能由于过于抽象而无法应用于具体的问题。这看似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是,比较分析现实中成功或失败的治理案例,为寻找“社会—生态系统”治理之道提供了可能。在“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中,原型揭示了人与自然互动中反复出现的规律(pattern),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文厘清了原型的概念与特征,阐述了原型分析的意义,梳理并评述了原型分析在“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领域的进展。研究发现：① 原型分析在一个中间抽象层次上探索解释某个现象的重复模式,可视为案例中的“积木”;② 应将原型分析作为一种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论(methodological holism)来理解,而不是一种特定的方法、框架或理论;③ 原型分析能促进案例研究知识的积累与转移、“兼容”多种研究方法并在“社会—生态系统”治理中实现一定程度的预测性;④ 原型分析基于“类型—子类型”的多层次分析,有助于找到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强”因果关系;⑤ 原型不仅是研究的结果,也是研究的起点,对原型的测试、修正、完善和可信度检验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尺度转换视角下易武斗茶会的构建与变迁

选取易武斗茶会为研究案例,以尺度转换为理论分析工具,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法,深入分析易武斗茶会的发展历程并展示推动其发展演变的多元社会主体的不同行动与实践。研究发现：① 易武斗茶会的演变过程中存在2种尺度转换的方式,一种是为迎合普洱茶市场细分而进行的尺度下推,另一种是根据地方发展需求而进行的尺度上推。② 易武斗茶会尺度转换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茶企的支持、茶农的配合以及茶客的偏好下共同驱动的。③ 多元主体的行动在推动易武斗茶会尺度转换的过程中满足了各自群体的利益诉求,地方依凭茶叶经济实现了本土发展。从节事的角度对中国茶文化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为茶村如何通过地方性节事活动实现本土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案例借鉴。     

墨西哥亡灵节的地理与空间意涵

节庆是民俗生活的一部分,但有别于日常生活,它透过空间的样貌转换,改变了日常生活空间,形成暂时性的景观,切换人们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想象,进而形塑地方的特性。节庆形成的景观,是一种空间生产的过程与短暂结果,可以将其做为解读节庆背后意涵的文本。亡灵节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民俗节庆之一,本文透过民俗文化区域、文化扩散及文化整合等3个民俗地理概念,以及列斐伏尔所提出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等空间的生产3个面向,探讨其在地理与空间上的意涵。     

旅游影响下少数民族节日的文化适应与重构——基于哈尼族长街宴演变的分析

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节日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碰撞过程中,不断经历着"地方传统"与"现代发展"的冲突与融合.本文通过元阳哈播、绿春两地长街宴节日活动的实地调研,研究哈尼族长街宴这一节日活动在旅游发展中的演变过程.研究指出: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在地方政府的引导或主导下,哈尼族长街宴为了适应游客传承...     

现代性下节庆对社区重构的影响

随着20世纪后半期以来,节庆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复兴,在现代性的语境下,节庆与社区存续、复兴或衰亡的各种关系,成为文化地理关注的主题。文章从传统社区的延续与现代认同的重构、移民社区的再造与多元认同的杂糅、社区活力的再生与地方品牌的营销、社区秩序的重塑与地方权力的协商4个方面,对节庆与社区重构的关系进行分析。结论认为：节庆与社区重构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社区并没有被现代性力量所终结,而是以一种更加复杂化的形式存续和发展,或者延续传统的社区秩序,或者吸纳外来和创新要素重构出混杂的社区秩序,或者进行地方营销扩大社区影响;社区节庆则被全球化、市场化等现代性力量不断调整和创新。最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望中国语境下的社区重构研究。     

浅析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以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节事活动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采取实地景观考察、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的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在空间生产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节事文化空间的“第三空间”性质。研究表明：第一,政府在节事活动中占绝对的权力地位,以行政和财政手段投入节事活动,从而赋予实体空间新的文化符号意义,进而实现空间的再生产。第二,政府努力创造非排他的消费条件,从而使得人们公平地享受节事活动这一公共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机制下空间再生产中的不公平性。第三,该区域的节事活动努力营造观念与实践、自我与他者融合的“第三空间”,使空间具有自下而上的再生产活力。第四,与历史密切联系的节事活动增强了历史街区独特的文化形象和文化资本。从结论延伸出两个建议：第一,区域性节事活动的策划组织人应将节事活动与本区域的历史植根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地区实体空间恒久且独特的文化软资产。第二,强化个体日常社会实践和抽象文化符号的联系,加强个体对本区文化形象的理解,从而达到认同。     

县域节庆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以邵武市为例

主要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地方节庆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的指标进行选取并尝试构建.后运用德尔菲法和模糊打分法进行评价打分,确定权重.最后以福建邵武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开发建议.结论表明县域节庆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包括资源禀赋、环境水平和开发条件三大部分,且比重依次递减.强调节庆旅游资源开发要注重其文化内涵的挖掘.邵武作为县域经济的典型,可在文化挖掘的基础上通过对节庆旅游业态的选择和旅游产品的设计来是实现更全面而深刻的开发.     

岭南传统民俗节庆重构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以广州珠村乞巧节为例

民俗节庆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为认识居民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内关于地方依恋的探讨尚处于萌芽阶段,应用研究主要以旅游地和旅游者为对象。乞巧节是岭南传统民俗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沉寂淡化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兴起,节日的内容形式功能已被重构。本文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以珠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并结合因子分析的方法来探究民俗节庆的重构与居民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乞巧节对珠村世居居民、新移居居民、租房于珠村的居民这三种不同身份居民心理形成过程中的情感、认知和意向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乞巧节使居民们更好地融合到了珠村社区。② 重构后的乞巧节在改善原住居民精神生活、优化珠村村落风貌、提升珠村族群的凝聚力、增强文化自豪感、保护乞巧文化及推动珠村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③ 重构后的传统民俗节庆生产了新的文化记忆,其如何被居民内化吸收、如何被整合进原生态的乞巧文化中,都有待探索。本研究对丰富地方依恋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地方节庆变迁的权力机制研究——以广东巽寮妈祖文化旅游节为例

以地方节庆作为一个可观测的指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讨论妈祖文化旅游节表层景观变迁基础上,以权力中继机构——巽寮妈祖理事会的成立原因、过程及运作为主线,展演仪式组织阶段资本与地方间互动与协商,展现地方节庆变迁背后的权力机制。研究发现,资本与地方的博弈协商结果不局限于节庆重构本身,还催生新的权力主体。这个权力主体对资本既依附又抗争,对地方社区既强势又民主,特殊的成立动机、半官方的机构属性、复杂的内部关系使其成为节庆变迁中的中坚力量。这种基于资本与地方权力关系而产生,并同资本和地方一起推动节庆变迁的新型权力机构,补充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节庆变迁的微观层面权力机制研究。     

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以阿拉善沙漠e族英雄会为例

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正在兴起,并对地方经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以阿拉善沙漠e族英雄会为例,结合问卷调查和地理探测器,探究了沙漠非传统节事游客出游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并为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1）亚文化群体是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主导者,具有亚文化性、团体性、爆发性和跨地域性特征。（2）影响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推力因素依次为社交和休闲 > 附带出游 > 求新求异 > 寻求亚文化归属;拉力因素依次为亚文化主题活动 > 商品展销 > 英雄会文化 > 地域文化,推、拉力驱动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并呈双因子非线性增强,形成“T （推力）激发旅游需要—L （拉力）催生旅游动机—T、L共同促成旅游行为”的驱动过程。（3）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流的产生一般要在推力和拉力的相互作用下经历旅游需要—旅游动机—旅游需求—旅游决策—旅游行为5个阶段。     

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