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蔓延的测度与分析

Concerning about the rapid urban growth in recent China, this study takes Beijing as a case and puts forward that urban sprawl can be measured from spatial configuration, urban growth efficiency and external impacts, and then develops a geo-spatial indices system for measuring sprawl, a total of 13 indicators. In order to calculate these indices, different sources data are selected, including land use maps, former land use planning, land price and floor-area-ratio samples, digitized map of the highways and city centers, population and GDP statistical data, etc. Various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are used to spatialize these indices into 100m×100m cells. Besides, an integrated urban sprawl index is calculated by weight sum of these 13 indices. The application result indicates that geo-spatial indices system can capture most of the typical features and interior differentia of urban sprawl. Construction land in Beijing has kept fast growing with large amount, low efficiency and disordered spatial configuration, indicating a typical sprawling tendency. The following specific sprawl features are identified by each indicator: (1) typical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sprawling: obvious fragmentation and irregularity of landscape due to unsuccessful enforcement of land use planning, unadvisable pattern of typical discontinuous development, strip development and leapfrog development; (2) low efficiency of sprawl: low development density, low population density and economic output in newly developed area; and (3) negative impacts on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and city life. According to the integrated sprawl index, the sprawling amount in the northern part is larger than that in the southern, but the sprawling extent is in converse case; most sprawling area include the marginal area of the near suburbs and the area between highways, etc. Four sprawling patterns are identified: randomly expansion at urban fringe, strip development along or between highways, scatter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land,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urban residence and industrial area.     

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类型区分析

基于2010年北京市工商企业登记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分行业视角对北京市城区职住空间结构及其类型区特征进行详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北京市就业空间结构和居住空间结构均有3个主成分因子构成,其中就业空间结构包括综合服务业、流通地产服务业与二产、高科技产业等主因子,居住空间结构则由一般服务业、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科技和教育产业等主因子构成,且不同城市就业与居住空间主因子的空间关联强度存在差异。采用GIS分组分析方法可将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划分为5种类型区,即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居住集中区、流通生活服务业与二产职住综合区、一般服务业职住综合区、职弱住强型科教优势区和职强住弱型科教优势区。分析发现,北京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结构形成主要受到历史力、市场力、政府力和个体力等因素共同作用。     

北京城市蔓延的测度与分析

针对现阶段我国城市用地快速扩张和无序蔓延的现实问题, 以北京市在1996~2004 年期间的城市扩展作为研究案例, 提出可以从城市扩展形态、扩展效率和外部影响等三个方面来判识城市蔓延现象, 并提出基于地理空间指标体系的城市蔓延测度方法, 主要由涉及人口、经济、土地利用、农业、环境和城市生活等方面的13 项指标所组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该方法可以有效地测度和量化研究区城市蔓延的特征: ① 建设用地斑块具有明显的破碎化和不规则化趋势, 缺乏良好的规划控制, 不连续开发、条带式开发和跳跃式开发特征明显, 扩展形态不尽合理; ② 新增建设用地的建设密度和容积率较低, 并且新增用地的人口密度和经济产出水平均低于原有用地绩效, 扩展效率不高; ③ 城市蔓延占用大量的耕地和开敞空间、加重了交通负担, 对农业、环境和城市生活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     

北京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驱动力

基于北京市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街道数据,多尺度考察了北京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研究表明:2000—2010年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老年人口分布最为集中,城市发展新区增长迅速;10年间老龄化程度加深,区县间空间分布差异增大;老年人口总体呈"中心高、外围低、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显著扩大且在郊区集中分布,低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缩小;养老设施总体供给不足,老年人口与养老设施空间分布不匹配;基于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布不均衡。最后从人口自然加龄、外来人口、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发展战略等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云南农村贫困人口空间结构分析

贫困问题是制约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经过连年的扶贫努力,云南省贫困人口已经大幅下降,云南省的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以中心区向东西方向扩大,同时向南北方向加强的特征,同时不同的区域导致贫困的因子也存在差别,根据各区域不同致贫因子,来探寻扶贫对策,实施差别化政策将对解决贫困问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据云南省各州市贫困发生率作为分类指标,利用GIS技术将云南省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来,并进行空间分类,按照空间分类差异,寻找各区的主导致贫因子,最终按照不同致贫因子提供相应的扶贫对策。     

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的初步研究

在北京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结构发生变革,经济地位成为空间分化过程的主导因子,导致社会空间出现了三方面的时代特征;（１）社会中上层倾向于居住在市政进步,活动便利的中心地带,贫民在房租地价的压力下被迫迁居边缘地带。（２）家庭规模与家庭经济条件正相关,户量由中心向边缘降低,（３）满汉轸域逐步化除,满族,回族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使馆区等西方事物成为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因素。     

北京城市功能空间演进的结构模式与聚合规律

北京经历了增量时代转向存量优化并正处于空间更新提质的新阶段,而城市功能空间演进是发展转型进程的重要标志与空间载体。依据长时间序列的北京城市功能变化数据集,对空间演进的结构模式与聚合规律进行研判。研究发现：(1)北京城市功能演化主中心位于核心区并向东迁移;功能延展形成演化次中心与远郊中心,演化态势呈先聚集极化后趋于平稳。(2)功能空间格局的类型分异特征显著。(3)功能空间演进呈服务功能中心极化、产业功能梯序外溢和居住功能圈层分异的结构模式。(4)功能演进聚合规律包括职住分离是首都服务型单中心结构的空间响应、公共服务均等是城市居住空间品质升级的重要支撑和产业集聚与跃迁是城市产业空间迭代的关键路径。本文研究结果以期为城市功能空间的科学重构与精细化治理提供决策支撑与判据。     

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识别与评价

基于北京数字城市要素平台的空间集成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将居住环境的客观指标和居民主观评价相结合,以北京为典型案例,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等方法识别出居住环境类型区,然后采用以居民个体感受作为依据的价值化评价方法,明确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问题,最后总结北京城市居住环境类型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北京城区可分为内城异质性居住区、内城同质性居住区、近郊职住混合区、近郊高密度居住区、远郊职住混合区和远郊低可达性居住区等六类居住环境类型区,其空间结构同时体现了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等特征。居民对不同居住环境类型区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从内城到郊区满意度逐级降低。最后提出改善北京居住环境的建议。     

城市老龄化问题研究的时间地理学框架与展望

进入21世纪后，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亦成为多学科研究的对象，通过社会学和地理学对老龄化问题研究视角的对比分析，将时间地理学方法引入对城市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社会学视角与地理学视角相结合的城市老龄化的研究基本框架，展望时间地理学在城市老年服务设施的时间管理和空间管理，老年福利服务以及老年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应用前景。     

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及构成要素研究

本文通过照片辩认和认知地图调查试图对北京城市意象空间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的城市意象空间是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以长安街和二不、三环、四环路以及前门大街等道路骨架形成的网格状系统。该网状系统以二环路为界，划分为内、外两个城区。在内城区，在道路框架的 基础上，由地标、节点、功能区等要素共同组成城市意象；而在外城区，则只有部分地标要素起主导作用。行政区对于整个市区居民只有模糊的意象。综合起来看，影响北京城市意象空间的主要要素是道路、地标和节点。     

中国城市贫困的空间差异特征

本文研究了2007-2011年间中国3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贫困的空间演化、分布的差异特征。结果显示：近5年来贫困人口总量略有增长,贫困人口分布整体呈现均衡化趋势;从区域看,西部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集聚加剧,贫困加深区较多;从城市看,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是构成贫困加深区的主要类型。2011年,贫困发生率自东向西逐渐升高,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相对拥有更高的贫困发生率。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呈现高人均GDP和高贫困发生率的“隐藏性贫困”,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呈现低人均GDP和相对低贫困发生率的“特殊性低贫”。未来国家反贫困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城市的区位、资源条件、人口规模和构成特征,重点关注贫困加深地区的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并解决经济发展和贫困之间的特殊关系。     

新城市贫困空间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的实证

研究新城市贫困空间居住满意度,对深入认识城市贫困群体生活状况,提升居住质量,完善居住区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安市主城区典型老旧企业社区为例,基于1010份问卷数据,构建居住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居民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引入重要性—绩效理论(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IPA...     

西安市贫困空间结构特征与发生机理

以中国西部综合型大城市、老工业基地西安市为例,基于大规模调研数据,采用相对贫困概念和FGT指数研究城市内部微观单元贫困特征的空间分异与形成机理。结果表明,西安市整体的贫困状况较为缓和,贫困覆盖面广,但深度和强度较弱;随着城市圈层扩展,贫困属性呈现出“U”型演化曲线,表现出“高贫困、破碎、混杂—低贫困或非贫困、弱连续、较弱混杂—较低贫困、连续、内部分化、相对均一—较高贫困、相对连续、较强混杂”的演化规律,成熟建成区和新兴扩展区内侧分化区的贫困状况最弱;城市内部已基本发育成熟了旧城衰退型、发展剥夺型、传统工业衰退型、“城中村”型和新增长中心邻近型等5种表征不同贫困主体及户籍、住房等特征的贫困极核。西安城市贫困空间的结构特征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的集中体现,是在城市宏观社会经济和整体地域结构背景下,各收入阶层在生活成本、就业机会、公共资源、政策导向和社会心理亚文化圈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接替、过滤、自主集聚、排斥隔离和强化等机制重塑城市社会空间的综合表现。     

北京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特征及驱动机制

在Landsat TM数据支持下,利用突变点方法获取北京市1994、1999、2004年城市边缘区范围,从扩展总量、扩展类型、扩展方向、扩展区域以及扩展强度等方面分析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特征,探讨扩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北京城市边缘区扩展速率逐渐加快;扩展方向主要是东、北,类型以向外扩张为主;(2)边缘区空间扩展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的同时,受经济发展、工业增长、城市基础设施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城市规划等政治因素也对边缘区空间扩展具有一定影响。     

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纵向测度与横向诊断模型及应用——以北京市为例

优化、高效的城市产业结构是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本文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构建包括10个投入指标、4个产出指标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纵向测度指标体系,基于因子分析模型构建由1个目标层、4个标准层和16个指标层构成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横向诊断指标体系,并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科学指导。研究表明:①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仅1991、2004年出现资源过度投入而规模收益递减现象,1987、1995、1996年出现资源有效利用不足而规模收益递增现象;②产业效率、产业效益、产业科技、产业优势是影响北京市各区县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主要因子;③由于产业效率水平高且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大,北京市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整体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明显高于远郊区县;④北京市各区县在产业效率、产业效益、产业科技、产业优势等分项指标各具优劣,应通过差异化发展促进各区县乃至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户籍人口新贫困的地域类型和分异机制

本文把新城市贫困度量指标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文化等领域,利用广州市2005年最低保障统计和五普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街道层面贫困主因子和综合贫困得分,并对得分大于全市平均水平的街道进行聚类,划分出"外围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邻近核心就业不理想的贫困区和内城核心住房设施匮乏的贫困区"三种类型。结合三类代表社区的问卷访谈、综合调研和社区发展分析,发现计划和转型两个时期,体制和市场的双重因素共同作用,深刻改变或影响了社区的物质和社会特征,最终导致贫困地域产生明显的特征分异。     

中国农村深度贫困的空间扫描与贫困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从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中选取贫困的影响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确定了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GIS空间分析和BP人工神经网络,分别模拟了省域、市域和县域3个尺度下的自然致贫指数与社会经济消贫指数,进一步计算获得了3个尺度下的贫困压力指数,对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借助Flexible空间扫描探测识别出深度贫困县,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主导致贫因素,并提出差别化的减贫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省域、市域、县域3个尺度的自然致贫指数和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呈现出明显的“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社会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一致性不高,县域尺度更为破碎。以黑河—百色线为界,县域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上表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分布状态。识别出的全国贫困县共计655个,主要分布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② 3个尺度下,空间扫描识别出的贫困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县域尺度下识别出208个深度贫困县,多位于省际边缘区。③ 地理探测器识别出深度贫困县的7个致贫主导因素,按照主导因素将深度贫困县划分为地形要素制约型、区位交通制约型、经济收入制约型和生态环境制约型4类。     

基于产业活动的城市边缘区空间划分方法——以北京主城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是客观存在但却难以精确刻画的空间实体。现有划分方法往往难以兼顾研究精度和空间属性数据的匹配。本文以产业空间特征为主要依据,借助非线性回归、空间自相关和GIS等分析手段,建立了一种单因素的城市边缘区空间划分方法。并利用1996年和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以邮政编码区为精细的空间基本单元,对北京主城区城市边缘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划分结果表明,北京主城的城市边缘区是环绕在主城区周边的宽窄不一、空间不连续的带状实体地域,该区域面向东、南方向的扇形拓展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北京市城区扩展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2000年以来北京市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由此引发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伴随着住宅郊区化、职住分离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将引起新一轮城市空间扩展。构建顾及综合可达性因素、邻域因素、自然因素、规划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城市空间扩展模型,分析诊断北京城区扩展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及问题,从而为指导与管治北京市城市空间的有序扩展提供科学支撑。研究表明：① 综合交通静态可达性（单一年份）与城市扩展呈显著负相关;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年份之间的可达性变化）则在引导北京市城市空间发展方面并无显著影响。② 邻域建设用地百分比与城市扩展呈正相关,而农用地、林业用地及水域用地的比例将减少土地开发的概率。③ 城市总体规划在指导城市空间扩展的纲领性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其对城区扩展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④ 常住人口的分布现状、第二产业企业数量、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分布现状对土地开发无显著影响。⑤ 认为北京市静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呈负相关,即可达性条件较差的地区,土地开发的可能性越小,这与北京市“摊大饼式”空间蔓延和居住郊区化的发展现实相符;北京市动态可达性与土地利用变化亦呈负相关,表明可达性提高程度越大的区域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土地开发几率,这从侧面传递了沿着既有建成区进行土地扩展的概率远远大于由于诸如轨道交通建设而带来可达性极大改善区域的概率。因此,重视与发挥综合交通动态可达性指标对城市扩展的引导作用,将是有效破解城市蔓延式扩张、优化城市扩展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