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乡村振兴政策演变及其效果分析

研究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对我国乡村振兴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作用。本文分析了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乡村振兴法案,利用KH Coder软件对系列法案进行文本定量分析,揭示日本乡村振兴的政策演变轨迹和效果。分析表明：日本乡村振兴经历了农业规模化生产起步、基础设施提升、多元融合提升阶段,三阶段依次表现为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重振乡村活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乡村旅游,发展有机农业、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借鉴日本的经验,中国乡村振兴应针对乡村地域类型采取积极措施：（1）制定针对性的农地使用政策,保障农业用地安全,加强乡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均等化;（2）保护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农产品品牌,以文旅融合等方式刺激乡村经济结构更新与增长;（3）开展农业专业化培训与“职业化农民”队伍建设,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促进乡村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英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及启示

诸多成功案例表明,全球化有助于加快经济发展知识与实践的国际转移,将国际知识转移至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中,为地区发展战略问题提供国际上相关解决方案。英国在其乡村发展历程中也曾经历过与目前中国相类似的发展阶段并遇到相似的发展问题,涉及乡村经济的多样化转型、对新技术和市场扩张的适应和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因此,借鉴英国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英国乡村发展政策的演变及其阶段性特征,其政策变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政策制订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强调政策的综合性、注重乡村发展计划的长远性和可持续性、重视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等方面,最后从政策制订、乡村发展计划的实施以及发展项目选择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乡村发展的政策启示。并指出,考虑到国际乡村发展政策的趋同与差异,任何国际乡村发展政策和模式的采纳均需要根据我国特殊的文化、经济、政治传统和环境予以调整。     

经济全球化下地方生产网络模式演变分析——以中国为例

作为地方生产网络的主体 ,在经济全球化下 ,企业行为是全球化力量和地方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 ,全球化力量促使了企业生产要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障碍 ,在所有区位自由布局 ;地方化力量则使企业生产活动依然受到地方经济基础和制度文化背景的影响。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下地方生产网络是全球性企业和地方性企业战略行为博弈的结果。全球性企业和地方性企业的战略行为不同 ,其对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生产网络的影响也不同。本文从企业行为博弈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全球化下 ,地方性生产企业的行为选择及其导致的地方生产网络变化 ,并以目前我国常见的三种地方生产网络演变模式为例 ,进行实证分析。     

地方政策影响下的广州市先进制造业布局演变特征

基于2004年、2008年、2013年、2018年广州市街道（镇）尺度的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空间集聚测度方法,探讨城市先进制造业的布局演变特征。利用地方政府深度访谈数据,分析地方政策对先进制造业布局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4—2018年广州市先进制造业的分布密度呈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分布集聚程度中等偏上且越来越正相关;（2）先进制造业布局郊区化特征明显,逐步由核心圈层向内圈层的东部和外圈层的北部和南部转移,形成了以内圈层东部夏港街道为中心的三级多中心圈层空间结构;（3）广州市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和城市更新政策直接影响先进制造业的布局演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乡村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演变与启示

采用Citespace工具和文献归纳方法,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乡村地理研究的热点及理论发展脉络。在全球化和逆城市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乡村地区普遍经历了发展转型与空间分化过程,其研究热点和主要理论发展大致分为3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主要关注于乡村农业去中心化和逆城市化过程,延续20世纪80年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围绕农业经济展开的监管理论和根植于浪漫主义运动的乡村田园牧歌式理论主张占主导,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兴起了社会文化转向的"他者"研究;进入21世纪,在网络视角转向下,全球尺度的乡村分化及其内在机制的综合研究引起学界关注,研究议题及理论切入主要涉及全球乡村、乡村重构、乡村分化、多功能农业、舒适性迁移和创新理论等;近10 a以来,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背景下,危机下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得以较大关注,衍生出可持续生计、社区恢复力、脆弱性、生态经济、生物经济等的概念和理论主张。中国乡村地理的学科发展需集成多学科方法与理论,融合中西方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成果,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核心指导,全面深化从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视角分析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     

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区位形成悖论的理论阐释及其实践意义

产业区位问题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产业组织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公司产业区位的形成出现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过程,即在全球尺度上区位选择的分散性和区域尺度上区位选择的集聚性,并且本地产业也出现了许多不确定性集聚,形成了传统的区位理论无法解释的悖论.作者运用产业区位形成的要素变化理论、价值链和全球产业链理论以及全球化下的本地化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试图为现代产业区位的选择提供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几点启示.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移民政策:评述与展望

全球化影响下中国凭借高速的经济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跨界来华,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要正视移民政策,重视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移民战略。本文在此背景下,分阶段梳理了建国以来中国的外国人管理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移民政策。研究表明,建国以来中国的移民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碎片化向系统化、规范化,从严密控制逐步向管理与服务并重发展。但总的来看,现行移民政策仍以"防管"为主要基调,在政策体系、准入标准、生活服务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与现实发展及高层次人才的引进需求已有较大出入。因此,本文主张尽快完善以吸引高端移民为主的移民政策,对相关法规政策体系及管理机构进行革新,以增强吸引全球人才的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研究

全球化已经成为对国家、地区和企业制定发展策略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对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分析中国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根据相关理论预测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未来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可能情景。中国的比较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优势仍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形成较大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随着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外资和外贸的发展将促进和强化中国的"T"型空间格局的形成。在这个"T"型空间骨架上将形成若干个以主要门户城市为核心的、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都市经济区。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国已经进入乡村转型发展的快速转型阶段,人口迁移出现了新的分化与趋势。科学认知国内外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调整城乡人口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国内外城乡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视角基础上,从农村劳动力迁出与回流、逆城市化视角阐述了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最后基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提出了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关系的研究展望。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潮汕宗祠案例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以农村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及两者表征的农村人口外流率为研究对象,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演化及其空间格局,在预选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的地域分异机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发展演化可划分为缓慢发展阶段、大量外流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阶段3个时期;全国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程度不断加深的态势,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的集中度下降明显,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类和空间正相关性;平均海拔、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第一产业占比、城镇化率、道路密度、受教育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从业人员占比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对湿地环境政策实施时机选择的影响

湿地环境政策是与湿地保护有关的环境公共政策的简称。考虑了湿地环境政策的两类不可逆性,一是旨在降低湿地破坏的环境政策对社会施加了沉没成本(suck cost);二是湿地环境的破坏可能部分或完全不可逆。将P indyck构建的不确定条件下环境政策实施时机模型,结合湿地系统特点,经修正后引入到湿地环境政策分析中,并以红树林湿地环境政策为例,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湿地环境政策设计和政策实施时机的影响,求出了湿地环境政策被采用时的临界点。结果表明,考虑了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湿地环境政策,可避免传统湿地环境政策的缺陷和局限,保障其有效实施和运行,因而对近年来国家或地区层面湿地环境政策的制订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形态分析

地缘政治形态是由各种地缘政治关系有机组合而形成的综合体,它反映特定时空条件下地缘政治现实的总体面貌和特征。本文在简要介绍地缘政治形态概念和研究方法基础上,着重剖析当今世界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地缘政治形态的内部结构。全球化打破了以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地缘政治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同时,国家之间边界越来越模糊,相互依赖日渐加深,地缘政治的全球整体性进一步加强,世界地缘政治形态展现出新的风貌。     

中国步入经济全球化的空间态势与顺应决策取偿问题探讨

适应中国21世纪持续实行全方位经济开放的需要，将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空间结构巨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单元，按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研究视角，对中国步入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推进国内外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等国际经济要素加速转移的空间演化态势的特殊内涵，着重从其空间跨越性、空间汇剑性、空间依存性等三个主要方面加以揭示与评价，并对中国的相关适应决策取偿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中国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基于外向型经济战略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获得成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文章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西部地区在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及国际旅游创汇方面的差距与不足，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和建议，旨在推动中国西部大开发。     

中国城市全球化与地方化程度分析

全球化和地方化以及伴随的全球空间和地方空间是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即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体系优势源泉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地方据点优势源泉。中国城市加速其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城市竞争以及城市一区域一体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加剧和加速,城市发展取决于其全球性的链接程度以及区域竞争力的高低和地方根植程度。该文分析新经济时代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的基本特征,通过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全球化和地方化作用相对显著;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整体竞争力低、城市区域整合度差,影响了该区域的城市竞争优势。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Ecotourism Policy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that the complexity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requires understanding of interrelated factors that influence outcomes and achievements. For this reason, public sectors are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designing policies as driving forces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xploring policy effectivenes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crib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evolution and ecotourism development. A series of statistical analyses is conducted to explore evolv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s of Chinese ecotourism policies. Ninety-one sample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ts departments from 1994 to 2016 are obtained to analyze policy number and content structure, policy intensity, policy tools, and participation of department in policy making. Results show: (1) policy evolution reflects the change of objectives, contents and patterns in Chines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2) ecotourism policies stably evolved and adjusted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was core content in policies under a growing number and breadth of policies; (3) ecotourism policy tools transformed from micro-regulation to macro-control, but are not yet systematic; (4) the number of departments involved in policy design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the value of policy intensity is rising. 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ourism Law, macro-control and micro-autonomy is the trend of future ecotourism policies; criteria system improvement may be important tools to regulat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cross-department coordination will act as a guarantee for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policies; and welfare of stakeholders, behavioral regulation of tourists and business, and patterns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will be the subject of future policy.     

State Transformation,Policy Learning,and Exclusive Displacemen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development in Taiwa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ynamics behind the changing regimes of urban renewal and its social impacts in Taiwan. Before the 1980s, the state was willing to solely shoulder the job of urban renewal with a wholly supportive financial budget and land appropriation law, while in the 1990s it became financially overburdened due to its renewal policy. Around the year 2000, the state turned towards promoting urban regeneration as a key business model. Through this historical exposition, the Taiwanese story of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renewal policy brings two issues to the fore. The first issue is the learning process concerning the policy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initiatives. Trans-border policy mobility connects and constitutes cities, such as Taipei, with other places, such as London, through visits and seminars attended by policy makers and experts. However, policy transferred from abroad is “localize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used to prioritize the regeneration of public lands in the urban area. The PPP model is transformed in the face of domestic political struggles. The second issue is the social exclusion as a result of property-led regeneration. Rather than playing the role of an impartial institutional moderator, the state privileged landowners and developers and sacrificed the rights of tenants to stay put. By doing so, the state secures political support from landowner-cum-citizens and initiates a political culture of property in which local citizenship is predicated on ownership.     

全球化与新经济背景下的广州市空间结构

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统计资料及实际调查,分析了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及格局。结果显示,广州城市演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包括单中心增长模式、飞地发展模式、“二元”空间结构模式及融合多核心网络模式。现阶段处于二元空间结构模式的发展阶段,新城市区域与老城市区域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景观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演变及格局,是全球化及新经济因素、体制因素、政策及城市规划因素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形态发展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对我国大都市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