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风险及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计风险及生活满意度特征的基础上,探明生计风险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和子女学费开支,其对农户的冲击最为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② 农户大多遭受多重风险的冲击,其生计风险多样化指数为4.12,面临家人患病与自然灾害、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家人患病与建房开支等风险组合冲击的家庭较多;③ 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经济示范区高于重点保护区和恢复治理区;④ 农户生活满意度除受子女学费开支、草场/耕地质量下降、人畜饮水困难、家人去世开支、生态政策等风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家人患病风险的持续时间以及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生计方式多样化程度的影响外,受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自然灾害与子女就业困难及生计风险的综合严重性程度与综合持续性程度交互作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提出防范生计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多重压力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承担着提供持续、稳定生态服务的功能,农户作为维护其主体功能的最基础单元和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面临着自然、社会、政策等多重压力,其交互作用不仅加剧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影响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当前急需辨明多重压力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便寻求有效的生计脆弱性减缓对策。本文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运用入户调查数据与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在识别农户遭受关键压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生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大多数农户遭受自然+经济型多重压力,其中,重点保护区、恢复治理区及经济示范区农户遭受的多重压力分别以自然+经济型、自然+经济型、经济+社会型为主。② 在多重压力的冲击下,重点保护区与恢复治理区农户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几乎处于降低态势,而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金融资产与社会资产的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均处于降低态势。③ 婚嫁支出高与农牧产品价格下降、牲畜患病与人畜饮用水困难、子女学费支出高+婚嫁支出高+农牧产品价格下降+养老无保障、建房开支高与生态政策、子女就业困难与农业病虫害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分别对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社会资产、人力资产等的可得性变化影响最强烈。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区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户产生了严重影响,急需寻求有效的适应策略。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1963-2013年气象数据分析甘南高原气候变化趋势,采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农户采取的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① 近50年甘南高原气温呈增加趋势,倾向率为0.23 ℃/10 a,降水呈减少趋势,倾向率为-5.21 mm/10a,63.45%的农户认为气候变化对其生计带来了严重影响;② 甘南高原农户的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为2.65,农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及其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感知、适应效能感知及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策略多样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③ 甘南高原65.30%的农户采取各种组合型策略应对气候变化,尤以采取扩张+调整型组合策略的农户为多,农户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其适应策略选择的最显著因素,社会资本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影响次之,金融资本及气候变化适应效能感知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提高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生计资本对农牧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提高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成为该区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与关键.本文建立了生计资本评估指标,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评估了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分析了不同区域农户面临的生活压力及需要的帮助,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     

石羊河流域不同区域农户生计多样性分析

随着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政策的深入落实,流域内农户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基于对农户生计活动现状的统计描述,依据可持续生计资本框架理论,利用因子分析法建立上、中、下游各区域农户生计资产存量的评价模型,就全流域三大区域共992份样本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程度和生计资产现状进行实证研究并作分区域的比较分析。结果显示:(1)全流域农户生计均呈多样化趋势,山区、平原区和沙漠绿洲区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分别是:2.00,2.74和2.61,说明流域内农户生计多样化程度普遍偏低但各区域差异明显。(2)因子分析表明,受政策影响农户所拥有的各生计资产存量发生了转化,相比其他区域,绿洲区农户拥有的生计资产存量最多,主要反映在自然、物质和社会资产上,平原区次之,山区以较大差距排在末位。(3)政策扰动下各生计资产存量的差异对不同区域农户多样性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通过比较三大区域农户多样性生计活动和家庭生计资产存量,探讨了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化的关系,从农户生计的视角客观系统地总结和评价了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政策的实施效果,识别政策落实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为今后流域治理工作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参考。建议政府围绕农户生计资产的薄弱环节进行投入,以提高农民的生计资产存量;农户要优化生计组合,利用优势生计资产实现多样化的生计转型。     

外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黄土高原农户生活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基于外部社会资本视角,选取黄土高原典型农区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探讨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及生活满意度差异,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地四种类型农户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表现出多种生计方式并存的农户类型高于单一生计方式为主的农户。（2）当地农户生活满意度水平整体较低。（3）农户社会资本存量对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共同愿景均是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因素;此外,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首要社会资本因子各不相同,分别为社会互动（纯农型）、社会网络（农兼型）、信任（兼农型、非农型）。     

最小数据方法在生态补偿中的应用——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蓄水、补水功能对整个黄河流域水资源调节起了关键作用,亟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保护生态环境。采用最小数据方法模拟出了草地水源涵养服务供给曲线,根据不同的生态恢复目标,确定补偿标准,估算新增水源涵养量。研究结果显示:(1) 通过生态补偿提高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水源涵养能力是可行的; (2)当合作、夏河、玛曲、碌曲、卓尼、临潭的补偿额分别达1 024.3、999.79、861.74、1 008.54、585.54、983.22元/hm²时,该区退化草地将全部禁牧,将新增水源涵养量2.253×10⁹m³;(3) 草地提供的水源涵养服务和农户经济行为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应建立差别化、动态化补偿标准。     

COVID-19风险冲击对疫区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及其抵御效应——以湖北、安徽、重庆为例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给农户生计发展带来了重大风险,而生计资本是抵御疫情冲击、阻断返贫危机的关键。论文以重点疫区湖北省及周边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生计资本“结构—存量”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分析疫区465户农户生计资本对疫情风险的抵御作用。研究发现：① 重点疫区农户生计资本总量不高,疫情可能诱发生计脆弱性但不是唯一要素,基层公共卫生建设也极为重要;② 生计资本对疫情风险有显著抵御效应,人力资本维度作用更为凸显,物质资本占比过高反而会削弱疫情应对能力;③ 农户生计资本结构与存量分布不均,家庭劳动力、健康投入、财富积累、居住环境、社会阅历等是核心要素;④ 疫后生计恢复主要依赖于人力与金融资本的积累,而帮扶关键在于应急和兜底保障,要根据区域农户生计特征拟定差异化的疫情常态防控举措。     

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甘南高原气候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利用甘南高原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气候资料和生态观测资料及统计资料,分析研究区域气候变化特征及其草原湿地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甘南高原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降水量年际变化呈下降趋势,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存在6~7a、15a的周期振荡特征。甘南高原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气温年际变化呈上升趋势,增温速度大于全国增温速度。1980年之后持续偏暖,草地年干燥指数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气候变化是草原生态退化的自然诱发因素,而超载过牧、滥采滥挖、人为破坏、生物链失衡等环境蠕变是造成生态退化的人为因素,二者共同作用导致黄河首曲草原湿地水资源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退化。     

农户主观获得感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16个村为例

为厘清农户主观获得感的形成机理,基于农户面临的突出公共服务短板与生计能力视角,运用多指标多原因模型MIMIC和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农户主观获得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样本农户的整体获得感较高;公共服务短板显著抑制了获得感,其中教育服务短板的影响效应最大;农业生计策略、婚姻不幸及大病风险冲击等负向生计能力显著降低获得感;经商生计策略、党员身份、教育借款、家庭收入与耕地面积等正向生计能力显著提升获得感。提出健全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效机制、改善农村弱势群体的生计策略与生计资本等政策建议。     

能源开发区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以榆林市为例

生态补偿是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有助于客观评价生态补偿效果。该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基于农户生计视角,选择榆林市为研究区域,定量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现状,并探讨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榆林市农户生计资本整体水平较高,但不同能源开发类型区存在一定差异性,煤炭资源开发区农户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均高于油气资源开发区相应资本水平;资金补偿、物质补偿、政策补偿这3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均为正向,t检验结果显示在5%水平上显著;生态补偿方式的交互作用对农户生计策略正向影响作用显著,农户也容易接受生态补偿组合方式。针对不同类型能源开发区,应选择适当的组合补偿方式,通过多样化手段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建立能源开发区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甘南州水资源现状及保护对策

一甘南水资源现状(一)甘南水资源简介甘南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平均海拔3000米,境内有白龙江、黄河、洮河、大夏河"一江三河",是黄河、长江干流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具有"中华水塔"和"黄河蓄水池"之称。该州内黄河产水区的面积仅占全省总面积的7.8%,而水资源占全省水资源量     

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以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农户调查为例

基于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950户农户调查数据,从理论上揭示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Logistic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流转方式、流转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选择多样化生计策略的农户流转农地意愿比非农主导小农户和农业主导大农户高。（2）农业主导大农户和多样化生计中农户倾向转入农地,而非农主导小农户和多样化生计小农户倾向转出农地。（3）农户转出农地面积比例与其生计策略呈“U”型关系,农户非农程度越高,转出农地面积比重越大。提出了根据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制定不同的农地流转政策的建议。     

尼泊尔中部山区麦拉姆齐流域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研究是理解和发展农村可持续生计最重要的途径。本文以尼泊尔中部山区麦拉姆齐流域为例,采用PRA法进行实地调研,定量分析了该流域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及不同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因子的敏感性特征。研究表明:(1)农户生计资本指数低,各类资本差异明显,且资本的转化能力弱。物质资本得分最高,其次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最低。(2)以非农为主型生计策略农户的资本总指数最高,生计策略也相对最优;非农型资本总指数次之,但生计风险相对较高;农为主型资本总指数低于前二者,但生计脆弱性相对较低;纯农型资本总指数最低,生计策略组合单一,生计风险相对最高。(3)生计资本及其组合差异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原因,改善生计资本的配置能够推动农户生计策略的调整和优化。不同生计策略对资本因子的敏感性亦有所差异,提高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投入,对于尼泊尔山区农户积极参与和发展非农生计活动,合理调整和优化生计策略,减小生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灌溉管理改革背景下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

灌溉管理改革有助于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完善灌溉管理体制,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以内蒙古地区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脆弱性定量评估指标体系。利用内蒙古5个旗县区的353户农户样本数据,对灌溉管理改革地区和非改革地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改革地区的脆弱性程度为-2.19,非改革地区的脆弱性程度为-1.76,两类地区农户的适应能力都比较高,脆弱性较低,但非改革地区的脆弱性要大于改革地区,灌溉管理改革对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原因在于灌溉管理改革改善了农户所处的脆弱性环境,提高了生计资本水平,增强了农户的适应能力。为提升农户福利水平,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加强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大力扶持,为灌溉管理改革的发展提供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时还要强化农户抵抗自然灾害风险能力建设,从长期预防和短期应急两个方面来强化农户抵抗风险的能力,多渠道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石羊河下游农户的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以民勤绿洲区为例

石羊河下游农户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冲击,使其生计脆弱性加剧。当前急需辨明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探索阻碍农户抵御风险冲击的潜在因素,并依此找寻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措施。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发现:1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已成为农户面临的最主要生计风险,其中纯农户(全部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生产)与一兼户(非农收入比重50%)主要面临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二兼户(50%≤非农收入比重90%)为市场、健康及教育风险,非农户(非农收入比重≥90%)为教育、健康及养老风险;2减少消费、外出打工、动用储蓄、向亲友寻求帮助、向银行借贷是农户应对风险的主要策略,其中非农户的首选策略中居首位的是外出打工,其他三类农户均为减少消费;3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物质资本次之,自然资本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

本文基于山区乡村旅游发展特征建立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实地调查并分析乡村旅游影响下的秦巴山区农户生计状况,以及不同地理单元农户生计结果差异。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业发展提高了山区农户自适应能力和生计保障程度,扶贫效果较为显著,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总体优于全区平均水平;(2)调查点农户的生计资本得到增加,但五大资本中社会资本值低较,农户可获得的社会资源有限;(3)四类乡村旅游地农户(即,秦巴山区中心城区依托型、大中城市近郊型、景区依托型和边远型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结构存在差异,大中城市近郊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与乡村旅游形成良好互动,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结果优于其他类型乡村旅游地;(4)农户社区组织的建构对增加和拓展农户的生计资产具有积极的影响。研究可为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发展、扶贫及乡村旅游发展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滇琼天然橡胶主产区为例

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河西走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外围为例

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出发,以河西走廊六县为调研对象,建立了农户生计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评估,从而揭示了当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1)无论是项目组还是对照组,农户的5种生计资本整体比较稀缺,其中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极度匮乏,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较丰富,因此农户生计资本单一且配置极不合理,从而导致农户脆弱性程度高。(2)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比较显著,其中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选择农业生产,而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选择非农产业。(3)经定量评估对照组农户的农业兼业化程度要比项目组农户高。基于此,政府可以采取诸多措施来改善农户的生计现状,从而提升农户的生计水平,进一步转变当地农业的发展模式,缓解生态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