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以内蒙古额济纳绿洲为例

旅游地感知是旅游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游客空间感知与地方想象研究对推动边疆生态旅游地品牌化建设,促进边疆“去边缘化”和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额济纳绿洲为例,综合集成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与社会访谈法,探讨了边疆生态旅游地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特征与地方想象建构过程。结果表明：（1） 绿洲景观生态与自然风貌是生态旅游地空间感知中最主要的部分,其中,胡杨林在游客空间感知意象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胡杨符号成为游客审美和消费偏好。（2） K-核分析发现,胡杨要素贯穿所有凝聚子群层次变化过程,胡杨景观及其延伸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游客重点关注的内容。随着K-核级数增加,游客由着重关注绿洲胡杨森林景观向绿洲森林、地貌、水体等综合自然景观过渡,绿洲人文景观除黑城遗址和策克口岸外,其他较少受到游客青睐。（3） 基于边疆独特的景观符号、典型的地域符号和层累的文化符号,借助真实空间的具身体验和想象空间的文化建构,游客对额济纳绿洲展开丰富的生命想象、边塞想象与秘境想象,塑造出绿洲鲜明的地方意象。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缘由、内涵及意义

近年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中国地理学界受到“热捧”,但也有学者对此存有分歧、质疑、困惑和焦虑,认为新范式“缺少地理味”“跑偏了”。在梳理西方人文地理学派思想及其范式演变的基础上,对新范式的出场背景、基本议题和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①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倡导的“人之主观意念”“理论转向”“空间间性关联”“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既是对以计量革命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和空间科学,以及伯克利学派“文化超有机体”的反思,也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凸显的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引致的复杂社会空间和文化认知的新阐释。② 在研究视角和对象上,新范式倡导“人之主观意念”,并确立“人”在地理学中的位置和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通过社会文化等“理论转向”滤镜,预见社会空间的可能性,以及社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空间间性关联”滤镜,引导人们对多种空间,尤其是空间关系的关注;通过“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滤镜,强化社会文化地理的道德实践和人性提升,重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③ 新范式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阐释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空间进程和交织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生动因,是人类对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实践认知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代表一种新的地理学哲学观和思维观。④ 中国学术界对新范式之所以存在不同声音,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对新旧人文地理学范式的哲学认知缺乏深度对话,另一原因是学术界针对新范式的理论阐释不足。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中国学派,需要主动拥抱并吸收西方前沿理论的合理内容,在此基础上参与建构新的学科范式,积极回应反映时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     

虚拟休闲社区的营造与表征:女性网购案例

科技的快速发展促生了虚拟休闲时代的到来。以虚拟休闲为切入点,消费者的网络购物实践为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方法,分析网络消费实践中所形成的虚拟社区,探索女性消费者参与虚拟休闲社区所塑造的互动关系与社区意义。基于ICTs媒介,研究发现:网络消费会重塑现代女性的休闲实践,消费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包括购买行为结束后的感受都是其获得休闲体验的重要维度;女性网购者自发营造虚拟休闲社区,在强化自我社会角色的同时实现自我休闲;女性网购者在虚拟空间中所获得的愉悦感是群内成员发展其社区关系的纽带,并通过社区的延伸实现和维持积极的自我价值。虚拟休闲会随着载体虚拟化改变其体验形式,并为消费实践与虚拟空间的关系探索提供新的视角。人文地理学者尤其是社会文化地理学者除了关注“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之外,也应该关注“真实存在”的网络空间,网络空间与地理空间一样具有其独特的空间性特征。同时还提出,虚拟休闲也是地理实在休闲的重要补充,并且在当今社会具有不可替代性。     

旅游地地方感的游客认知研究

体现旅游地地方特征的元素是各种类型旅游体验设计的源泉,引导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进行体验认知.形成游客的综合体验感.地方感包含了地方的客观特征和人们的主观认知两方面,而旅游地地方感的认知由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方面构成:其中地方认同主要来源于游客对地方独特性的感官、情感,以及对地方原真性的思考体验:地方依赖则主要来源于游客对地方依赖性的功能要素的体验.本文归纳旅游地地方感的构成要素,构建了由3大部分、11个因子构成的游客地方感认知测量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对游客的地方感认知进行定量调查.基于调查数据统计得到所有因子的评价得分,采用皮尔森相关分析的方法分析所有凶子之间的相关关系,归纳得到游客地方感认知的规律,以便为旅游地开发、规划、管理提供参考.     

城市失地农民"家"的重构与协商——以鄂尔多斯为例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离乡进城的失地农民期盼在城市中营建“新家”并渴望扎根于城市。援引批判“家”的地理学理论,以典型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市的移民社区为例,分析失地农民重构后“新家”的状态与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在民间借贷危机与被动城市化压力下,失地农民的“新家”处于一种复杂的“不确定性”之中。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束缚下失地农民通过日常生活积极主动地争取物质的富足与生活的意义。“家”的营建给了失地农民积极面对全新城市生活的理由与动力,但营建“家”的努力仍然无法让他们逃脱在城市中最真实的社会体验,并面临着在城市“新家”中多重且边缘的身份境遇。     

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对游客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以乌镇、平遥古城和凤凰古城为例

从游客视角出发,以乌镇、平遥古城和凤凰古城为例,运用扎根理论对网络游记进行质性分析,探讨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对游客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促使游客产生地方依恋的过程受到集体记忆感知、旅游体验、情感依恋、功能依恋、依恋行为和文化特性6个主范畴的影响;游客对文化旅游地集体记忆感知是产生地方依恋的心理归因,也是游客体验文化旅游地的前提和基础;旅游体验影响游客对文化旅游地的情感依恋和功能依恋;情感依恋和功能依恋共同作用于游客的依恋行为;文化特性调节了集体记忆感知对旅游体验的影响程度。     

文化经济视角下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山康茶祖节的重构

在现代社会,文化变迁遵从资本逻辑,节庆的重构受到经济导向的影响。论文以云南省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的“山康茶祖节”为研究对象,于2015年1月、2016年4月、2017年4月、2018年1月进行了4次田野调查,采用参与式观察和非参与式观察与当地居民、政府工作人员、外地游客共计38人进行深度访谈,探讨了节庆重构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山康茶祖节重构了布朗族2大文化体系,即茶祖文化和茶魂文化。节庆蕴含的文化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符号,产生了经济价值,经济成为地方文化形成的外部驱动力,“在地者”民族文化认同成为地方文化形成的深层内部驱动力。节庆表征了当地民族文化,促进了茶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在地者”的生活,山康茶祖节成功地将文化与经济融合起来,丰富了节庆的内涵。研究探讨了传统节庆在经济导向下的文化重构,深入揭示了节庆的内涵演变,有助于扩展传统节庆的理论研究。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权力博弈:广东惠州上良村案例

援引“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上良村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研究发现:① 上良乡村民宿“家”的生产是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村委及村民多方利益主体协商的结果。政府、企业与村民对“家”的不同理解使之产生不同的生产逻辑,成为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中权力博弈的直接原因。② 在“商业性家”的营造过程中,村民“临时的家”中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不仅推进了“商业性家”的营建,也突显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冲突。③ 在“家”的重构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与村民在“家”的物质景观、情感意义、边界意义及社会关系4个维度中展演了多元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     

温泉旅游地认知形象对游客体验和行为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590位有过安徽汤池旅游经历的游客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使用多元回归和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温泉旅游地认知形象对游客体验和行为的影响以及旅游动机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温泉旅游地认知形象对游客体验和游后行为意向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的认知形象因子有着不同的影响模式和效应,总体而言,旅游设施与活动和温泉品质2个形象因子的影响效应要大于旅游交通和整体环境2个形象因子的影响效应;旅游动机在特定形象因子影响游客满意和重游意向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地说,旅游动机正向调节了旅游交通形象对游客满意的影响,负向调节了设施与活动形象、正向调节了温泉品质形象对游客重游意向的影响。     

基于网络文本的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研究——以皖南“川藏线”为例

旅游地意象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主题,旅游者具身化意象认知结果对旅游地行为忠诚、满意度及旅游资源开发至关重要。借助蕴含旅游者记忆与叙事信息的网络游记文本及图片位置数据,采用质性与GIS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构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研究发现：1）廊道型旅游地意象由线性意象、色彩意象、地方意象、审美意象和情感意象五维类属建构而成。2）皖南“川藏线”旅游者在场体验过程中的情感评价积极情感占主导地位,消极情感占比相对较少,其中高度积极情感所占比例显著高于高度消极情感。3）旅游者皖南“川藏线”意象要素感知特征呈现动静结合、线性体验与感知兼具两个层级。其中,动静特征通过静态景观与动态体验共同展现,线性体验更多强调旅游者产生的刺激、惊险、震撼的驾驶乐趣及情感升华。4）皖南“川藏线”线性意象热点集中于桃岭公路及六道湾周边,色彩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和红杉林两地,审美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青龙湖、红杉林沿线,地方意象热点集中于储家滩、桃岭公路和水墨汀溪一带。     

入境旅游者旅游动机及其跨文化比较——以桂林、阳朔入境旅游者为例

文化是影响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因素,旅游动机跨文化研究说明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有着不同的旅游动机,同一文化背景旅游者在不同的旅游目的地也有着不同的旅游动机。本研究根据国内旅游动机跨文化研究的不足,以桂林、阳朔入境旅游者为例,用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来自五个不同文化群体入境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做跨文化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产生于西方背景下的动机量表可以用于中国入境旅游研究;结构无差异被接受,因子无差异检验发现只有两个因子负荷存在显著差异。动机因子均值的跨文化比较说明北欧旅游者在文化、娱乐/梦幻动机和放松动机上的强度均低于盎格鲁和拉丁旅游者,盎格鲁旅游者在这三个动机上的强度均较高,文化动机是这三个群体的主导动机,亚洲旅游者的主导动机是放松。研究证明了中国入境旅游者旅游动机存在文化差异,旅游目的地的管理和营销应根据不同文化群体的不同需求提供满足其需要的旅游产品,采取差异化的营销战略,以形成有吸引力的旅游形象。     

宗教文化旅游对游客的影响研究 ——以武当山道教文化旅游为例

以武当山为研究案例地,通过游客问卷与访谈调查,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定量分析武当山旅游体验对游客认知、思想、行为意愿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当山游客的旅游动机有宗教朝圣、文化体验、娱乐放松及感情交流4类;② 宗教文化旅游影响游客对目的地的形象感知及对道教文化的认知、态度及践行意愿;③ 宗教文化旅游对游客的影响强弱因动机而不同,自强至弱依次为宗教朝圣、文化体验、感情交流及娱乐放松。     

旅华美国游客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研究

色彩是旅游目的地意象的重要外显形式与构成,其虽被广泛应用于旅游目的地建设与发展,但其理论研究在国内外几近空白.本文以旅华美国游客为研究对象,以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为研究内容,通过10 批次全程客流跟踪的调研方式获取了研究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旅华美国游客的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维度模型,并通过二次定点调研方式对本研究的理论饱和度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 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城市色彩基调与建筑、旅游吸引物、人际影响、差异性文化感知、旅游经历、旅游目的地人文与自然环境;② 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由视觉色彩和理念色彩两部分构成;③ 游客的个人偏好和旅游情感会直接作用于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并直接导致游客产生行为意图;④ 游客的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会刺激并促使游客产生行为意图.本文讨论中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加工的发生机制与过程模型.     

九寨沟自然观光地旅游者地方感特征分析

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旅游是人们感知和认识环境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旅游者地方感是旅游者与旅游地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构建旅游者地方感模型, 以九寨沟为案例研究发现, ① 九寨沟旅游者的地方感在自然风景维度、社会人文维度、旅游功能维度和情感依恋维度等四个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② 九寨沟的自然风景与环境得到了旅游者较高的感知评价和普遍认同, 是旅游者对九寨沟产生情感依恋的主要因素; ③ 旅游者对九寨沟的社会人文环境的感知评价相对较低, 并影响到对九寨沟旅游环境与功能的感知评价; ④ 旅游者赋予九寨沟更多的是自然观光的意义和审美价值, 九寨沟蕴涵 的民俗文化体验的意义和历史价值并未能被旅游者所充分感知和认识, “藏族村寨”的地方特质没有得到旅游者的足够认同; ⑤ 不同类型旅游者之间的感知评价差异集中在九寨沟的藏 族风情、地方文化、旅游服务、游览秩序和旅游氛围等方面。旅游者地方感研究为自然资源和旅游地规划与管理提供了依据, 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     

旅游者在场情感体验建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以社会建构主义为视角,分析了在场阶段中游客情感体验建构的理论结构模型,识别出地方感和关系承诺等在场情感体验建构的2个直接影响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该理论模型及各结构要素间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物理情境和社会情境是在场情感体验建构的2个概念要素,并构成了旅游者在场情感体验建构的理论结构模型。地方感与关系承诺是在场情感体验建构的直接影响要素,地方感中的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分别从情感和功能层面正向影响旅游者的情感体验。关系承诺除对情感体验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中介了地方感对情感体验的影响。最后,提出游客情感体验提升的建议。     

观光型旅游地游客动机、交往意愿和体验质量之关系——以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清山为例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情境下的主客交往方式愈发多元和复杂。现阶段旅游地主客交往的研究较多关注当地居民,而从游客视角深入研究旅游动机、主客交往意愿和旅游体验的相互影响机制较少。本文选取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清山为案例地,以实地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主客交往意愿角度切入,构建了观光型旅游地游客视角的MCE(动机—交往意愿—体验质量)模型,并运用多群组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恒等性检验。结果表明：①三清山游客的旅游动机可以划分为体验生活、刺激/冒险、放松/逃避和社交/求知4种类型,主客交往意愿则划分为适度交往和密切交往2种维度;②体验生活、放松/逃避和社交/求知动机对适度交往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刺激/冒险、放松/逃避动机和社交/求知动机对密切交往意愿存在显著影响;③密切交往意愿比适度交往意愿更能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④分别对三清山男女样本进行多群组分析,因素恒等性检验显示模型具有跨样本的稳定性。     

旅游对古镇地方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周庄的多案例考察

综合运用倾听、照相、参与式观察、访谈、笔记等多种调研方法,选择能代表周庄旅游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游憩场所,收集田野调查数据,游客、居民、旅游从业者、旅游管理者的访谈数据,分析周庄古镇地方性多样化建构的过程。研究发现资本权力是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是地方性形成的物质基础;文化知识影响社会空间的氛围,通过对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再生产影响地方性,文化中的艺术扮演了营造氛围的重要角色,间接培育地方性;民俗生活属于社会文化层面的软实力,发自内心的民俗活动促进了睦邻友好和相互交流,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对权力和资本规训进行诗意的抵制,增加了地方的日常生活性。     

基于多样本潜在类别的旅游者生态文明行为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基于多样本潜在类别模型,划分旅游者生态文明行为的潜在类别,比较不同性别、学历、年龄和收入旅游者潜在类别的异同。研究发现：① 根据生态文明行为差异,可以将旅游者划分为成熟型、起步型和淡漠型3种类型,分别占旅游者总数的28.7%、33.2%和38.2%,成熟型旅游者最少。② 性别间、学历间、收入间存在较高的形貌同构性（潜在类别数目都为3）和内涵同构性（各潜在类别命名一致）,表明性别、学历、收入对旅游者生态文明行为的影响较小;高学历对成熟型、起步型旅游者的生态文明行为有少量促进作用。③ 年龄间尽管分类形貌相似（潜在类别数目都为3）,但是分类内涵存在异质性,高、中、低年龄者的潜在类别命名和占比不尽相同;中年龄者生态文明行为表现优于低年龄者,表明年龄增长对主流旅游者的生态文明行为有积极影响;高年龄者生态文明行为呈现两极分化状态。④ 生态文明行为六要素方面,游览生态文明化最易实现,其次是出行生态文明化,而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生态文明化实现难度较大。最后,从旅游者、旅游企业和国家三个层面探讨旅游者生态文明行为提升路径。     

基于GPS数据的海岛型目的地游客时空行为相似性研究————以山东长岛为例

通过爬取GPS轨迹记录平台的轨迹数据,采用季节强度指数、核密度分析、近邻分析等方法对山东长岛游客时空行为进行相似性探讨,研究表明：① 年内,在气候要素影响下,海岛型目的地季节强度指数更高;日内,轨迹数量的“双峰”结构和轨迹长度的“三峰”结构都表明游客出行时间和轨迹长度有强相似性和集中性,且行程结束时间相对更晚;② 空间上,交通的不可直达性和时间的限制性造成游客在岛屿选择上高度集中,空间轨迹相似度很高,呈现典型的“轴状”和“环状”集聚结构,“向海”和“亲海”特征突出;③ 游客在海岛上的流动形成典型的等级分层结构和节点分散分布特征,重要节点对旅游流网络的控制作用明显;④ 与其他类型目的地相比,景区的核心作用在海岛上不够突出,受景区进入率不高的影响,游客在旺季期间与本地居民在公共交通设施和公共休闲空间的使用上重叠率较高,是造成旅游旺季部分路段和休闲空间过度拥挤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