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开发与保护空间格局构建及其分析路径

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完整,是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下,为应对全球经贸格局重组、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转型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新形势,国家提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南北、通江达海、经济高效、生态良好的中国经济新支撑带,这就要求长江经济带形成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均衡化开发与保护格局。本文基于“点—轴”、分区式与多中心网络式等空间组织结构,明确空间格局的推演逻辑与思路。进而,在区域差异性分析与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础上,认为长江经济带需重点构建以“一轴两翼,三区六廊”为主体的开发格局、以“六大片区”为主体的农业发展格局、以“五大屏障”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格局,并提出不同区域差异化发展导向、路径与制度建议,以及今后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需进一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     

从网络描述走向网络绩效——“城市网络外部性”专辑序言

近年来,网络分析被广泛应用至理解城市与区域组织模式及其空间效应中。单个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的规模经济而受益,一些城市或地区也因更便捷地连接其他城市从而导致资源或要素的流失。传统强调集聚经济的城市内生增长理论不再适宜用来单独解释“流动空间”塑造下的城市与区域组织,而城市网络的外部性成为影响城市增长、区域一体化的另一重要动因。目前,已有的研究（特别在国内）相对匮乏,多集中在网络的空间格局、过程等方面,针对网络联系的效应（外部性）较为忽视,比如城市网络外部性与集聚经济如何相互作用,哪些类型的城市将从城市网络外部性中获益或受损,城市网络外部性的产生条件如何等问题亟需探讨。为呼吁学术同行将更多对网络研究的关注移向探究城市网络对城市与区域发展有何作用、如何作用、怎样优化的科学探索,本专辑精心遴选了15篇相关论文,针对“城市网络外部性”开展系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勾勒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研究议程与中国经验,并以此为起点推动城市网络研究从格局描述走向网络绩效的研究深化。     

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

利用腾讯迁徙数据构建居民城际出行网络,分析了不同时段、不同交通方式下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以及主要城市群的对内、对外居民城际出行模式。研究发现,2018年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呈“东密西疏”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以京、沪、穗—深、蓉—渝等高中心性城市为顶点的顶层跨区级“钻石型”网络结构。“春运”时段城际出行的重心相较日常出行更偏向于西南,居民城际日均出行规模亦高于其他时段,特殊节假日城际出行具有显著的空间邻近效应。不同出行方式下的出行人口、出行范围和出行交通网络差异显著,航空、铁路、公路出行分别承担国家级、区域级和地方级城际出行的人口集散。主要城市群对内出行网络呈现“核心—邻近—边缘”空间格局,以多中心双核出行模式为主,对外出行网络则呈现“跨区—邻域—地方”的格局,以单中心单核出行模式为主。     

中国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

中国城市房价快速增长背景下,城市房价、收入与房价收入比空间格局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差异性,其空间异质性与空间依赖性特征显著。本文以中国337个地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运用泰尔指数、位序-规模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2009—2018年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的时空分异格局、整体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特征进行分析发现：① 中国城市房价增长呈现出波动性特征,整体分异程度增强,房价城市体系呈现“金字塔型”结构,收入则表现出平稳增长态势,整体分异度降低,城市体系呈现“橄榄型”结构,在房价与收入共同影响下,房价收入比整体差异性显著加强;② 城市房价空间格局表现出“地带性”与“等级性”差异并存,而收入更多表现出“地带性”差异,房价收入比则以“等级性”差异为主;③ 城市房价和收入类型的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较强,高、低水平城市存在两极分化与“俱乐部收敛”现象,房价收入比稳定性相对较弱。对中国城市房价、收入和房价收入比时空分异格局和空间关联效应的分析,可以为探索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空间分异模式与机理提供必要研究基础。     

金融空间联系及K-means聚类中心等级识别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以2001年、2006年、2011年长三角城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贷款额数为样本,构建金融空间联系模型,定量分析长三角城市金融空间联系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K-means金融中心等级识别模型,识别长三角城市金融中心等级。研究表明：① 2001-2011年长三角城市金融“质量”空间趋势较为稳定,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中部高于南、北部的倒U形分布。② 金融空间联系最大引力线联结格局较为稳定。③ 金融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格局变化显著,主要从简单的“折线型”空间结构逐渐发展成简单的、复杂的“网络型”空间结构。④ 长三角金融城市中心等级空间分布格局稳定,以上海市金融中心最为突出。     

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质量水平格局与相关因素分析

城市作为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集中地。本文在城市“三生”空间优化理论框架指导下,构建了城市“三生”空间优化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生”空间质量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指数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上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递减;东北地区的生产空间质量塌陷尤为明显,西部地区生活空间质量堪忧,生态空间质量则与地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污染治理相关;生产和生活空间优化之间相辅相成,但不乏城市生产和生态空间质量反差较大;“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之间呈倒U型相关,即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更利于实现“三生”空间优化,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均GDP正向相关,职能综合城市和城市群地区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更高。     

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

以户籍人口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种人口密度模型,探究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探讨了单中心与多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模型的适用性,归纳总结了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与响应机制。研究表明：①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呈扁“S”型阶梯式增长态势与向心式“大分散、小集中”的户籍人口分布格局,以秦淮河为核心的人口集聚区一直是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的主中心;② 百年尺度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呈现点状单中心、轴式双中心、飞地式复合多中心与放射圈层式多中心等4个发展阶段;③ 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可归因成距离衰减规律、异速增长效应、空间极化特性、区域边缘结构等4种空间区位法则的共同作用结果。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多中心模型假设验核效果最优,符合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的识别特征;④ 近百年来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历程是中国近现代城市转型的缩影。南京历经百年制度变迁,城市户籍人口的“强中心”空间格局一直保持稳定,未见逆城市化端倪。中国传统城市人口居住中心与西方以城市规划用地功能为基础的中心商务区有本质区别。     

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与驱动因素

以Web of Science合著论文数据为基础,参照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对象的世界城市网络系列研究选取全球526个主要城市,借助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分析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空间结构方面,“头部”城市格局稳定,欧美城市垄断明显;城市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与全球高端生产性服务网络中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均呈现出非均衡特征,网络重心有显著的东移和南移趋势。② 拓扑特征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规模、密度和连通性不断增强;网络呈现出显著的“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核心-边缘”结构和“社群”结构;不同城市在网络中发挥着不同的“全球功能”和“国家功能”。③ 驱动因素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演化由内生和外生驱动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内生驱动因素包括当代知识创新范式的转变、知识创新过程的非线性演进、知识组合的特定方式、合作对象择取的“偏好依附”以及维持合作关系的“社会纽带”;外生驱动因素包括地理邻近、国家边界、区域协定以及殖民历史。     

贵州省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气候环境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全球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避暑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者夏季出行的重要选择。贵州省作为中国国内主要的避暑旅游目的地之一,针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开展。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避暑旅游现象长期的跟踪调查,获取2015—2019年间有效避暑旅游流线路数据2177条,运用复杂网络、GIS空间分析、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避暑旅游流网络规模大、密度低,集聚特征明显,网络发育不完善,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和景区分别呈“板块”和“点轴”状分布,旅游流线路具有“基营”和“环线”式结构特征。② 交通中心城市和核心景区是避暑旅游流的集散中心,贵阳在整体网络中具有突出优势和无法替代的地位,避暑旅游城市和景区在空间上相互交织,形成“贵（阳）安（顺）-荔波-凯（里）镇（远）”的“▽”空间结构。③ 避暑旅游流空间分布受气候舒适度、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禀赋、接待服务能力和交通便捷程度等因素共同影响。最后,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旅游统计数据改革、网络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对贵州省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对策建议。     

南京义务教育资源的社会-空间可达性差异及效应研究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也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热点。城市地理学者惯用空间可达性方法评价城市内部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与公平性,基于此,结合学区制度下义务教育资源供给方式的特殊性,提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理念,分别以地理可达性、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衡量教育服务的获取难度及其空间差异。以公办小学和初中学区为空间单元,通过比较2008年和2018年南京主城区教育资源社会-空间可达性发现：地理可达性内城优于外围的空间差异正在缩小,而机会可得性和经济可能性的社会空间差异明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难度显著增加。历史惯性、城市扩张、单位制度和学区制度等均是导致教育资源在空间上和群体间配置差异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学区制和市场化配置原则下,经济资本逐渐成为社会群体争夺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代际再生产的核心要素,终而形成教育资源、社会阶层和居住空间的互动循环与锁定机制。南京案例在中国大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由教育驱动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值得持续关注和积极规导,而不断缩小校际教育质量差异则是推进城市内部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公平的根本途径。     

基于义务教育校际分异的学校类型及其空间分布模式——以大连市初中为例

利用2015年大连市初中学校多维数据,在分析社会群体间分异状况及其空间表现的基础上,概括了学校的基本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总结了义务教育校际分异的空间模式。在市域范围内存在4类学校,即成绩较好的城市综合社会群体子女学校;成绩一般的产业工人及一般技术人员子女学校;成绩优异的教师、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管理者及专业技术人员子女学校;成绩落后但生均教育资源充沛的农村地区学校。4类学校在市域范围内分异明显,形成了从内向外的5个教育圈,即城市中心教育圈、城市郊区教育圈、城市新区教育圈、外围城镇教育圈和外围乡村教育圈。教育资源在教育圈之间呈高低相间分布的特点,教学成绩和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呈现出从中心向外围逐步降低的特征。     

南京城市义务教育设施空间演化

选取规模、质量、可达性和承载压力等指标,综合运用Zipf对数模型、G指数、差异判别系数及路网测度技术等方法研究南京城市义务教育设施的空间演化。结果表明：① 义务教育设施总体规模在扩大,但小学规模差异缩小,初级中学则扩大。中心城区和郊区的规模差异呈现不同特征。② 义务教育质量总体表现出空间扩散态势,核心-边缘结构依然明显存在,行政区内极化现象突出。③ 义务教育设施的时间可达性总体降低,学区划分对可达性公平存在重大影响。④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设施布局变化,除江宁区和建邺区外的多数地区义务教育承载压力明显减轻。     

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

教育资源分布的空间均衡关乎社会公平。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中小学等正规教育设施,对儿童教育辅导机构关注较少。随着教育培训现象越来越普遍,对城市空间功能和社会公平的影响日渐突出,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本文基于2018年北京儿童教育辅导机构POI数据,综合使用核密度、Moran's I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特征,并构建格网,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集聚分布在二环至五环内向北延伸的半环状集聚带上;学科类辅导机构在海淀区更集聚分布,艺体类则集聚分布在朝阳区;不同规模儿童教育辅导机构具有不同的空间集聚特征。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分布是学区、同业集聚程度、房价、交通便捷程度、人口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学科、不同规模辅导机构集聚的主导因素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课外教育资源存在向重点学区、高级社区空间集聚的倾向,从而可能加剧教育资源的空间不均衡。     

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以黄河流域城市群为研究空间单元,通过文献梳理识别流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过程。研究结果显示：自2000年以来,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状态,并且由初始相对均衡转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流域分异特征。产业各维度发展指数呈现不同的空间特征。产业活力、创新效率方面,上、中、下游分异明显;各城市群面临不同的产业结构性问题;上中游城市群产业空间联系不足,与中下游城市群差距在扩大;各城市群产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趋于加重,黄河流域中游城市群成为环境污染的高值区。     

长沙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可达性和供需匹配度评价

以长沙市为例,基于POI、夜间灯光、土地利用、路网、DEM等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变量因子,构建随机森林模型将2018年乡镇人口分解到100 m格网中,然后利用成本加权距离法分析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最后利用改进潜能模型计算基础教育资源的供需匹配度。结果表明：1）在村级（社区）尺度,人口空间化结果与统计数据的线性拟合R²达到0.73,优于WorldPop数据集;长沙市人口分布整体呈现“一主两副多点”的空间格局,能细致地刻画分布特征。2）长沙市基础教育资源空间可达性整体较好,分别有97.72%、96.20%和89.46%的居民能在30 min内到达最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城乡差异明显,设施密集、交通发达区域的基础教育资源可达性较好;可达性较差的村（社区）集中分布在辖区面积大、多林地山区的县（市）。3）长沙市主城区和浏阳、宁乡城区基础教育资源多处于供需均衡状态,但仍有部分区域的资源配置有待加强;镇区基础教育资源供需匹配度处于偏高状态,乡村地区基础教育资源在其服务半径内多处于匹配度高值状态,强度以设施点为中心向外逐渐降低,需要加强校车配置和接收寄宿学生的能力,以扩大生源范围。     

义务教育资源资本化相关研究进展与述评

优质公立义务教育资源对国内城市住房价格具有强烈的资本化效应,引发了相对显著的居住群分现象,已成为公共服务领域的热点问题。既有综述类研究缺乏对教育资源资本化的系统性探讨。论文在对教育资源资本化概念与形成机制进行解析的基础上,从教育资源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教育资源资本化计量、教育群分与应对策略3个视角进行述评。首先,分别从学校教育质量的测度及其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教育资源可达性的测度及对住房价格的影响2个方面,进行“教育资源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相关研究综述。其次,通过对测度教育资源资本化的4类典型方法(特征价格法、边界固定法、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部分典型空间经济计量模型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及相关应用进行评述,来梳理“教育资源资本化计量”相关文献。最后,围绕择校或学区政策可能引发的教育群分现象、缓解过度教育群分问题的政策研究,概述“教育群分与应对策略”的研究进展。入学政策效应追踪与评估、缓解教育群分现象的系统研究框架构建、覆盖各学段的教育资源资本化测度、针对各学段更加有效的学校可达性测度方法设计、国内租购同权政策下教育资源资本化的动态变化等,或可成为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大连市初中教育消费者的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基于消费者差异的特色均等化是义务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指向。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大连市域范围内189所初级中学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提取出5个主因子并划分为5类初中教育消费者,得出大连市初中教育消费者在空间上呈现出职业的城乡分化、受教育水平的南北差异等多重分异特征。然后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和集中度指数将所研究的初中教育消费者所在学校划分为4类,即高学历高收入家庭子女学校、城市中上收入家庭子女学校、农民及外出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和工人及办事人员子女学校。最后根据不同类型初中教育消费者所在学校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归纳出大连市初中教育消费者社会空间结构的圈层分布特征。     

“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异化的发生机理及效应——以南京为例

近年来,教育资源分化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不断加深,“学区房”社区尤其是老城区的优质“学区房”社区以其高房价与破旧物质景观、优质教育与低劣居住品质的显著对比,对个人、家庭、社群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方式产生强烈的拉扯与撕裂作用,成为社会-空间矛盾凸显的典型空间之一。文章借用“异化”这一哲学术语,基于对南京的调查,对“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特征、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老旧“优质学区房”社区普遍存在外在空间环境与内在社会价值的强烈反差,社会空间关系发生扭曲进而表现出社会-空间异化的现象和特征;2）“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的异化是在住房市场化改革、学区制、东方文化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社区社会-空间辩证统一关系受到冲击激发学区房角色不断衍变,最终引致社会-空间分离对立与自我否定的结果;3）社会-空间异化会带来深刻的社会空间影响,不仅将进一步加剧居住空间分异的程度,而且将增加学区房社区的治理复杂性和更新难度。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研究的评述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可以从整体上、宏观上反映和把握城市社会空间变迁规律,是城市规划、城市管治重要的科学依据。从研究理论、内容、方法3个方面回顾和分析了国内外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经典模型,发现国内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理论、方法）上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即国内仍缺乏学科理论整体框架的建树和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并探索性的提出中国今后应以（1）按城市规模分析、建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综合模型;（2）在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城市管理制度以及市民行为等因素变迁过程中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构建与特征分析;（3）根据针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实证研究,探讨建国以来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阶段模型及主要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作为国内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研究的重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