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典型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路径及驱动机制

新时代背景下,深入开展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研究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苏南、苏中、苏北选择张家港市、泰兴市、涟水县3个典型县市作为研究案例地,利用1995年和2015年遥感影像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构建了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评价方法,对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时空演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类型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路径既有明显差异,也存在一般性路径,而且演化路径具有显著的城镇主导效应和集群分布效应。在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城镇化、交通网络、制度与管理4种主要影响因素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演化的“四轮”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认识城乡聚落有机整体的系统观,为推动城乡聚落优化重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支撑。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的作用

以中国116个资源型城市为分析对象,从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三个方面分析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的特点与路径分异,引入计量模型考察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与转型的作用,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资源型城市的路径依赖水平北方较高,北方和内陆的脆弱性整体更高,路径创造水平由沿海向内陆递减。黑、晋、陕、甘和云、贵、川等地资源型城市的脆弱性较高,路径创造水平较低。②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演化路径可以划分为趋向锁定、趋向解锁、随机变化三种类型。③ 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在不同宏观经济环境下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作用不同,在宏观经济高速扩张时期,脆弱性有利于增长,路径创造能力强的城市反而增速较慢;而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路径依赖和脆弱性对增长的阻碍作用显现。④ 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水平深受人口规模、国有企业比例的影响,脆弱性水平主要和人口规模有关。采矿业比例会影响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而对外开放水平则影响非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北方、内陆和煤炭型城市更易于形成高路径依赖。⑤ 提高人口集聚规模,降低国有企业比例,是降低路径依赖、提高路径创造水平的关键,人口集聚和扩大对外开放则分别有利于脆弱性的下降和路径创造能力的提升,应针对不同区域、资源类型和演化路径的资源型城市,制定差异化和精准的政策措施。     

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及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企业迁移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是一种从微观个体出发理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利用兰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信息,从迁移规模、方式、距离及迁移跨度4个方面对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位移特征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模式、路径及其形成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3个阶段。研究还表明,经济体制转型、地方政府自主经营权下放等宏观环境变化,地方政策影响下的旧城更新、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设施改善,企业自身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     

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格局与驱动因素

高质量发展是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成果的必由之路,是绘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蓝图的不二法门。本文将研究的空间尺度下移至城市层面,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评价体系,合成了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基尼系数、马尔科夫转移矩阵、面板回归模型等统计与计量方法,剖析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2012—2019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东部、中部、西南、西北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加,东北城市则先降后升。② 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充当了排头兵角色,宁夏沿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排名相对靠后,辽中南城市群面临发展质量下滑的压力。③ 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大体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规律,空间集聚特征突出,但高质量发展失调问题随时间推移得到缓解,低质量、中低质量、中等质量与中高质量状态城市具有向上一等级跃迁的动力,但难度逐级提升。此外,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存在向下一等级转移的风险。④ 海拔高度、地形地势、产业集聚、市场规模、公共财政、对外开放均能显著影响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为全方位驱动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发挥先发城市的领头雁作用,带动后发城市高质量发展,通过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达成“普遍沸腾”的愿景。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asis urban expansion and drive mechanism analysis: a case study on Ganzhou District in Hexi Corridor, China

Ganzhou District is an oasis city in the Zhangye Municipality of Gansu Province,China.Based on multi-temporal TM and ETM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in 1985,1996,2000,and 2012,and by using corrected figures of land use status over the same periods,the spatial area of Ganzhou District since 1985 was extracted with statistical methods,and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was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expansion of Ganzhou District were analyzed by urban expansion rate,expansion intensity index,compactness,fractal dimension,and the city center shift metho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uilt-up area of Ganzhou District increased by 3.46 times during 1985–2012.The expansion in 1985–1996 was slow,during 1996–2000 it was rapid,and during 2000–2012 it was at a high speed.This city mainly expanded to the northeast and northwest.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had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urban expansion.Initially the expansion was uniform,but later the local transportation,economy,resources,population,and national policies factors had an obvious influence on urban expansion.     

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的网络演化分析——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

本文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基于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对比企业在初创阶段的衍生网络与现阶段的情感网络、咨询网络和合作网络,探讨了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中网络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相对于偏重技术联系的发达地区高技术集群来说,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更具有内生性和自组织规律。在集群成长和网络演进的过程中,集群网络中的核心关系受农村社区聚落环境的影响,并随农区企业规模、地位和能力的改变而演变。依此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经历4个阶段,即家族或泛家族网络阶段、内部分工生产网络阶段、本地创新网络阶段和全球供应链网络阶段,各类型网络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中国西南山区稻作梯田的时空演化——以苗岭西江镇和加榜乡为例

稻作梯田是中国南方山区重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分析其时空变化规律,对区域土地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农村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多源数据获取苗岭山区西江镇（1977—2020年）和加榜乡（1962—2020年）的土地利用分类图,运用景观指数、空间分析和样带分析等方法,研究稻作梯田时空格局与功能的演化特征,以揭示稻田利用与人地关系演变过程及其特殊性变化。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稻田规模长期稳定发展,但近年整体规模有所缩小,斑块破碎化趋势逐渐凸显。在2000年前稻田分布表现出同时向高、低海拔及微坡至急陡坡扩展,2000年后呈反向收缩趋势,种植强度呈相同的变化规律。② 研究区稻田核密度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小规模高密度集聚与大规模中低密度分布并存的格局。自2000年以来,两地稻田核密度以小幅变化为主,有明显的“东北-西南”向分布特性。③ 在生产用地导向阶段,大面积林地转为稻田;在生态-经济复合用地导向阶段,稻田规模保持稳定。④ 聚田比指数显示研究区“人多田少型”占比不断上升,这表明部分地区人地矛盾日渐凸显,以西江镇的变化最为强烈。⑤ 依据“林-田-村-河”四素同构的样带分析,稻田功能经历了“生产-生态、经济”的演变过程,与旅游业发展关系密切。研究结果较全面反映了研究区稻作梯田的时空演化特征,有助于促进山区传统稻田资源优化利用和保护传承,在一定程度上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借鉴。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台湾高山茶产业在大陆的集聚与演化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农业投资快速增长,两岸不同制度背景下台资农业在大陆发展的时空过程值得关注。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共同演化理论,借鉴制度经济地理学与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企业-网络-制度-政府”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以漳平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永福高山茶产业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分析台湾农业在大陆不同制度背景下的集聚与演化过程。研究发现：台湾高山茶产业在永福镇的集聚与演化过程可看作是路径依赖的结果,整个过程可以划分为路径创造（1996—2003年）、路径发展（2003—2012年）和路径锁定与解锁（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在永福高山茶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网络、制度和政府相互适应,共同演化,不断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淮河中游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器的演变所反映的人地关系——以双墩和尉迟寺遗址为例

本文以淮河中游新石器早期的双墩遗址和中晚期的尉迟寺遗址的出土石器为主线,辅以其他遗存和遗址地层剖面的环境磁学、元素地球化学证据,探讨了石器工具的演变所反映的人地关系。研究表明:双墩古人最主要的生产活动是砍伐树木和狩猎,而尉迟寺则是谷物生产和狩猎。双墩古人使用投掷和其他多种狩猎方式,在猎物充足的全新世大暖期获取了大量的肉食资源。尉迟寺时期狩猎水平虽有所提高,但剧烈波动的气候和迅速增加的人口,使猎获量下降。双墩时期人们砍伐的树木较为细小,木料之间的结合以捆绑为主。而尉迟寺时期人们砍伐的树木比较粗大,木器和房屋已使用卯榫结构。双墩时期已有了水稻种植,但采集农业占有较大比重。尉迟寺时期的农业以种植为主,采集农业为有益的补充,该时期的出土石器和农业类型与环境演变有明显的相关性。     

历史文化名城改造中城市更新概念的衍生、想象和认知局限性——以佛山岭南天地“三旧”改造为案例

以佛山市“岭南天地”(祖庙-东华里历史文化街区)的“三旧”改造为案例,讨论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改造中城市更新概念的衍生、想象及认知局限性.尤其侧重于概念运用在历史文化名城老城核心区更新中的作用、价值及其在更新实践中的推动或限制因素.研究显示,“三旧”改造概念作为城市更新理念与佛山城市旧区改造的现实问题相互结合而衍生的“应景”产物,在运用中凝练了更新主体(地方政府)对旧区改造发展的愿望、想象和认知倾向.这使得“三旧”改造概念在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更新中的应用存在部分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三旧”改造发展模式及其想象展望也可能只是地方政府及开发商谋求城市、产业发展和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的一种手段.此外,研究显示,“三旧”改造概念只被地方政府和投资人用作组织与寻求他们各自关注点的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技术,从本质上来说,这个概念对他们的吸引力在于与之相关联的资源,以及一种供使用、阐释、替换的语言.至于这个概念对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更新的实用性,则似乎关注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