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村水贫困时空分异及其驱动机制

在总结前人水贫困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湖南农村水贫困测度模型,并以湖南省农村县域为评价单元,对其农村水贫困进行定量测算,并对湖南省农村水贫困的时空演变格局和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近10年来,湖南农村水贫困整体上呈"U"形变动趋势;湘中、湘西南为湖南农村水贫困的低值区,水贫困问题较为严重,湘西大部、湘东和湘南局部则为水贫困高值区;近年来湖南农村水贫困整体趋于改善,湘西等山地区改善速度较慢;通过聚类分析把农村水贫困的驱动因素分为4种类型;造成农村水贫困的驱动因素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丘陵山区家庭农场时空拓展特征及驱动力分析——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

丘陵山区农业转型的关键是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而家庭农场作为农户家庭经营的典型,且根植农村又服务于农户和农业,是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的重点对象.不同阶段、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家庭农场发展相异,目前多侧重平原地区家庭农场规模效益、发展模式、制约因素等方面的研究,而有关丘陵山区的研究相对较少...     

平原农区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制——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验证了平原农区是否存在空间贫困陷阱,定量探测了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主导因子,揭示了平原农区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结果表明：①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张庄村、贾桥村、徐田村、刘染村、陆楼村长期处于贫困发生率的“高高集聚”区,空间上存在贫困陷阱现象;②区位条件、公共服务等第二地理要素对平原农区贫困化分异起主导作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第一地理要素的影响作用较弱,到县城中心距离、到主干道距离、公共服务点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是利辛县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③交互探测的结果显示,主导因素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呈非线性增强。平原农区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应重视第二地理要素对贫困分异的增强作用,加强交通设施投入,合理布局公共服务点,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平原农区减贫提供基础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亟待强化贫困地理学的贫困发生机制、贫困地理格局和减贫路径研究。     

我国南方丘陵山区开发模式初步研究：以江西省泰和县为例

本文给出了“农业开发模式”的定义。把农业开发模式作为一个农业经济系统,其中各个开发项目(或部门)作为该系统的内部因素,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揭示出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调整或完善泰和县丘陵山区所选具体模式的建议。     

耕地资源富集区县域贫困格局及其影响机制 ——以黑龙江省兰西县为例

以耕地资源较为富集的贫困县兰西为例,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分析县域贫困格局,剖析耕地利用对农村贫困格局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兰西县贫困发生率呈西北向东南梯度递减特征。② 贫困家庭收入来源单一,对耕地的依赖性较强。③ 耕地利用的各因子对贫困发生率在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上不同,且由于耕地资源差异形成了资源依赖机制和资源利用机制,进而影响贫困格局。④ 建议该类型区域加强土地整治,提高耕地的自然质量和生态价值;加大对农业投入强度,促进农业提档升级;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实现现代农业与贫困户的有机结合,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与贫困户增收、脱贫。     

中国村域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理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贫困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本文以贫困地域系统和区域多维贫困为理论基础,构建了村域贫困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以2013年底中国精准扶贫识别的12.4万个贫困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了新时期中国贫困村的空间地理格局,定量探测了贫困村地域分异的主导因子,揭示了村域...     

干旱风沙区农村多维贫困地域分异机制研究

运用A-F法测度多维贫困,结合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干旱风沙区进行农村多维贫困地域分异系统剖析。结果表明:① 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为14.73%,住房、教育和发展维度贡献率分别高达32.25%,23.94%,15.98%,收入已不再是主要致贫维度;② 村域多维贫困表现出集中连片性和地域差异性,南部山区为热点区域,北部扬黄灌区和塬区为冷点区域;③ 深度贫困地区影响MPI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为村庄区位条件、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④ 农村多维贫困呈现出自然环境限制农户发展,地理区位影响群体福利,资源丰度约束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异机制。为了缓解区域多维贫困,亟需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融合发展。     

中国农村深度贫困的空间扫描与贫困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从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中选取贫困的影响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确定了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GIS空间分析和BP人工神经网络,分别模拟了省域、市域和县域3个尺度下的自然致贫指数与社会经济消贫指数,进一步计算获得了3个尺度下的贫困压力指数,对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借助Flexible空间扫描探测识别出深度贫困县,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主导致贫因素,并提出差别化的减贫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省域、市域、县域3个尺度的自然致贫指数和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呈现出明显的“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社会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一致性不高,县域尺度更为破碎。以黑河—百色线为界,县域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上表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分布状态。识别出的全国贫困县共计655个,主要分布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② 3个尺度下,空间扫描识别出的贫困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县域尺度下识别出208个深度贫困县,多位于省际边缘区。③ 地理探测器识别出深度贫困县的7个致贫主导因素,按照主导因素将深度贫困县划分为地形要素制约型、区位交通制约型、经济收入制约型和生态环境制约型4类。     

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的贫困村域演变特征与振兴路径探讨——以海南省什寒村为例

对于多数农村地区而言,贫困是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摆脱对农业的过度依赖和单一生产功能,乡村多功能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日渐受到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多功能路径有助于减少贫困发生率,并提高农村社区和家庭面对生存压力的能力。论文立足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在阐释乡村多功能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基于多功能视角剖析贫困村域乡村发展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总结提炼其创新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贫困村域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结果表明：① 在内外部驱动力的作用下,海南省什寒村实现了从弱势的贫困农村向产品多样化的多功能乡村转变;② 乡村农业生产、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态保育及文化传承等多项功能的协调发展,对于提高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增强乡村弹性具有积极意义;③ 驱动乡村多功能演化的因素包含政策支持、市场需求、自然本底、资金技术、行为主体和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④ 针对贫困村域乡村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从宏观层面提供乡村振兴外援力、从中观层面促进乡村振兴交互力、从微观层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力,通过总体谋划、各个击破以实现乡村振兴。最后从多功能视角,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探讨。     

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以农村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及两者表征的农村人口外流率为研究对象,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演化及其空间格局,在预选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的地域分异机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发展演化可划分为缓慢发展阶段、大量外流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阶段3个时期;全国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程度不断加深的态势,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的集中度下降明显,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类和空间正相关性;平均海拔、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第一产业占比、城镇化率、道路密度、受教育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从业人员占比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及空间格局机理

通过构建我国农村水贫困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水贫困指数模型(WPI)及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对我国2004～2009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农村地区水贫困状况进行测算,结果基本显示了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水贫困程度的分布格局。其中高水贫困地区为宁夏、海南、天津、甘肃、山西、吉林、重庆、新疆、贵州、内蒙古;中水贫困地区为陕西、青海、上海、辽宁、福建、黑龙江、安徽、北京、江西、湖北、河北;低水贫困地区为广西、云南、河南、浙江、湖南、山东、江苏、广东、四川、西藏。同时对我国农村水贫困空间格局机理进行研究,并就此提出治理农村水贫困问题的相关对策建议,力图为我国最终实现"三农"问题的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及政策性启示。     

东部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分化及其驱动力——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

乡村旅游被认为是山区乡村振兴的有效模式,但即使在旅游山区,仍存在大量传统农村。论文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选取典型旅游村水口村和农业村法洪村,从农户生计变迁、乡村土地利用转型、宅基地功能演变3个方面分析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及其分化。结果表明:① 生存型生计阶段(1949—1977年),法洪村和水口村高度依赖农业;组合型生计阶段(1978—2013年),两村由单一农业生计向农业和外出务工组合转变;发展型生计阶段(2014—2018年),法洪村以外出务工为主,水口村以旅游经营和外出经商并重。② 1978年前,两村地类变更主要是林地转为耕地;1978—2014年,主要是林地转为建设用地;2014年后,法洪村耕地转为林地、住宅用地,水口村林地、耕地转为旅游相关用地。③ 1978年前,两村宅基地均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1978—2014年,两村宅基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开始衰退;2014年后,法洪村以生活居住功能为主,水口村以旅游接待功能为主。④ 两村发展分化是自然环境、人文景观、能人带动、市场变化等综合影响的结果。研究认为,即使是在旅游特色山区,也只有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有能人带动、顺应市场变化的乡村,才能较好地发展乡村旅游,大部分资源禀赋一般的乡村仍将以传统农业为主,因此,山区乡村振兴要顺势而为、择优助推。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当前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两者的紧密关联使得减贫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剖析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如何助推其乡村振兴。结果表明：①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旨在科学诊断致贫因子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则重点在于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②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两者存在紧密的逻辑顺承性,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而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可以说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振兴的过程。③ 通过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补齐乡村人、地、业等发展短板,贫困地区重塑了要素耦合、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从而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     

基于乡村人口转移和农村道路建设的空间贫困破解机理及其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交互耦合形成了空间贫困陷阱,本文在对贵州50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人口转移减贫效应和松桃、威宁、望谟3个典型县域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道路可达性指数空间耦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础上,阐释了破解空间贫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相应政策体系。结果表明：① 贵州国家级贫困县乡村户籍人口向县内城镇转移和县外转移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县内城镇转移比县外转移减贫效应的作用力更大。② 松桃县、望谟县极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和深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贫困村所占比例在15%左右,威宁为10%左右,对该类型贫困村实施整村易地搬迁和村庄撤并;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深度贫困、可达性中等型和一般贫困、可达性中等型贫困村应进一步扩展道路宽度,打通断头路,形成网络,增强通行能力。③ 应坚持以县城为中心的就地城镇化和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等异地城镇化并重,加强对转移劳动人口的技能培训,提升其城镇生存能力。继续加大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保护类村庄的“通村、通组、通户”道路拓宽、硬化等措施,逐步完善自来水、宽带等较为薄弱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展山区“绿水青山”内生性和外生性产业,引导贫困人口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基于村域视角的脱贫成效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84个出列村为例

贫困与摆脱贫困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路径选择的起点和动力来源。本研究从经济建设成效、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效、生活保障与就业保障成效4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19年新晃县脱贫成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9年新晃县出列村经济建设与生活保障脱贫成效指数差异较小,“高、较高、一般成效”区域相间分布,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就业保障脱贫成效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② 新晃县出列村综合脱贫成效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且与地形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特征。③ 新晃县综合脱贫成效主要影响因素为患有大病及长期慢性病的脱贫人数占比、行政村距县城距离、年龄结构、户均收入高于县平均收入户数占比、劳动力状况等。村域发展基础与村域自然要素是影响脱贫成效的基础本底因素,村域人口结构是影响村域脱贫成效空间分异的关键主导因素,而村域发展潜力是巩固脱贫成效的持续推动力。     

西南丘陵山地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模式——以重庆渝北区为例

通过对样本区域农村居民点布局及土地利用特点的研究 ,从丘陵山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 ,提出两种土地整理模式 :一是农林综合开发整理模式 ,即居民点闲置土地的复垦利用与抛荒地利用结合 ,与山地区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工程结合 ,进行退宅还林 ;二是新村建设整理模式 ,即由政府对新村统一规划 ,供给道路等基础设施 ,引导农民集中建房的“政府引导型”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 ,并对重庆市渝北区新春村的新村建设的运作和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     

Practice of barren hilly land consolidation and its impact: A typical case study from Fuping County,Hebei Province of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Land is the roo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ts core is to reinvigorate land resources through the building up of land capacity. Since the late 1990s, 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