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户盗窃犯罪的时空分布热点及其机理研究——以A市CP区警情分析为例

采用核密度估计和Aoristic analysis等方法分析了2015年A市CP区入户盗窃警情的时空分布热点,并通过热点矩阵分类进一步对热点内的犯罪时空分布格局及其内在犯罪机理进行分析。结果显示：CP区共有3个犯罪热点区域和2个集中时段;3个热点区域分别为时间集中-空间聚集型、时间集中-空间分散型、时间集中-空间热点型;同时,影响入户盗窃犯罪的机理在于犯罪主体关联要素、犯罪客体关联要素、犯罪环境关联要素在时空上的密切耦合,共同影响入户盗窃犯罪活动的形成;提示在预防及控制犯罪“热点”中,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和对策。     

基于犯罪模式理论的犯罪出行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以长春市南关区扒窃为例

犯罪出行是犯罪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在犯罪防控、侦破等警务实践中具有突出的技术贡献。受制于研究数据的限制,中国犯罪出行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论文研究了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的空间模式与影响因素,并指出：① 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平均距离为5.74 km,存在明显的空间衰减效应,空间模式为就近掠夺,在距离犯罪者居住地2 km处出现犯罪缓冲区。② 南关区扒窃犯罪高发区与犯罪群体主要聚居地在空间上呈现重叠,该区域犯罪以就近掠夺的空间模式为主。③ 回归模型验证了犯罪者人口属性中性别、户籍地、是否就业和具有前科劣迹、涉案金额、犯罪地点所属类型对于出行距离的显著影响,其中户籍地变量为理解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犯罪行为具有一定意义。     

基于时空临近重复效应的犯罪热点特征及成因分析——以北京市抢劫案件为例

时空临近重复效应是犯罪活动的一种重要时空特征。为深入研究犯罪热点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论文以北京市内城六区2012—2014年抢劫案件为例,通过核密度估计、时空临近重复计算及定义时空临近重复案件链等方法分析了犯罪热点的案件构成,并从犯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等方面对犯罪热点内的案件特征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内城六区的抢劫案件存在有“a”“b”“c”三个主要的空间热点,并且热点内的大部分案件均具有显著的时空临近重复效应;其中热点“a”位于双井、劲松一带,热点“c”位于南四环大红门桥一带,且2个热点内案件的犯罪人特征在一致性程度上高于环境类特征,表明热点的形成源于犯罪人在热点区域内重复作案的可能性较大;而热点“b”位于东南三环的分钟寺地区,热点内案件的环境类特征在一致性程度上高于犯罪人特征,表明该热点的形成为不同犯罪人在热点区域内集中作案的可能性较高。研究对警务部门开展针对性的犯罪打击和防控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城市犯罪时空特征与机制——以北京城八区财产类犯罪为例

城市犯罪的时空模式是地理学“格局”和“过程”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北京城八 区财产类犯罪为研究对象,利用GIS工具获取和处理空间数据,探讨城市犯罪的时空格局和时 空模式,并建立时空机制模型。研究发现：北京城市犯罪总体上呈现多中心分布格局,在商 业繁华地带和对外交通运输区存在明显的高强度带;各种犯罪类型空间格局既有共同性又有 差异性;城市犯罪嫌疑人数量存在季节分异特点,但同一区域的犯罪地点数目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就时空机制而言,场所的时空特征作用于财产犯罪参与者,进而作用于犯罪要素并影 响犯罪实施成功与否,而不同类型的财产犯罪对场所时空特征要求不同,这些要求一旦与北 京城市环境的特有属性耦合,便产生犯罪高发地段和高发时段,最终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特点。     

贝叶斯方法在犯罪时空格局研究上的应用——以长春市为例

对比分析了2008年和2018年长春市犯罪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进而构建了贝叶斯时空分析模型,整合了犯罪时空格局演化中的固定效应、空间随机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基于R环境中的INLA程序包对模型的各个参数进行了拟合,结合GIS制图,识别出异于总体趋势的犯罪相对风险高值区,并进一步解析了犯罪格局形成和演化的过程和规律。研究发现,犯罪总量在10 a间显著下降,犯罪数量较高的警区数量明显减少。长春市周边地区犯罪率有所提高,而城市中心区域的多数警区则明显下降。贝叶斯时空模型表明,虽然城市犯罪相对风险的平均水平较低,但其总体上却呈现出显著的增加趋势。空间效应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核心区域,特别是传统的商业网点或经济活动较为集中的警区。时间效应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市外围地区,尤其是国家级开发区所在的警区。综合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城市中心区域存在既是空间效应的高值区也是时间效应高值区的时空共同高风险区。贝叶斯方法在数据整合、区域异质性识别以及灵活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对于犯罪时空格局形成和演化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上均有所助益。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海湾型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时空动态特征及驱动力研究——以厦门市为例

解译了厦门市1986~2007年6个时间点的遥感影像,提取建设用地斑块,借助ArcG IS9.0空间分析模块和空间统计功能,进行缓冲区分析。通过绘制建设用地类型扩展量曲线图,分析波峰-波谷时空变化,结合同期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变化,揭示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力。结果表明:①自然因素和人文背景影响城镇用地扩展的基本格局;②社会经济实力积累推动建设用地空间分布的演变;③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作用快速推动建设用地的扩展;④政策因素多层次地影响建设用地的时空变化。     

“雷霆扫毒”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及后续时空分布变化——以ZG市主城区为例

贩卖毒品是实现毒品犯罪经济利益的重要环节,是危害最为严重的毒品犯罪类型之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毒品犯罪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顾及打击后贩卖毒品犯罪空间转移现象以及影响因素的变化。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犯罪模式理论和社会解组理论,以中国ZG市主城区为例,融合多源时空数据,分别对2013年8月开始的“雷霆扫毒”前后的贩卖毒品犯罪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微观尺度下半公共空间、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雷霆扫毒”行动后：① 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显著下降;② 半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作用减弱;③ 室外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作用增强,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上升。结果表明：“雷霆扫毒”专项行动开展后一年,贩卖毒品犯罪的“主阵地”发生变化,由城市半公共空间逐渐向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转移。特别的是,“雷霆扫毒”对大毒枭及贩毒团伙的打击成效突出,促使2014年贩毒案件大幅度下降,实现了专项行动开展的目的。后续一系列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了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发现和查处能力,显示出专项行动对打击隐性犯罪的明显效果。研究表明公安执法部门必须对毒品贩卖犯罪进行持续的、有针对性的打击,对发生地的变动进行定期的监控,不能一蹴而就。     

接触型与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稳定性对比及其联合防控——以盗窃和电信网络诈骗为例

近年来,以盗窃为代表的接触型犯罪和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非接触型犯罪均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已有研究对不同类型犯罪分布模式的时空稳定性关注仍不够,且未能提出不同类型犯罪的空间联合防控策略。本文以ZG市HT区为例,以社区为分析单元,运用核密度估计、时空跃迁测度法等方法,对比分析2017年盗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的月度稳定性,并从犯罪防控角度改进时空跃迁测度法,结合二阶聚类法识别两类犯罪联合防控空间类型。研究发现：① 两类犯罪时空稳定性差异大,盗窃犯罪的空间分布模式稳定,月度变化小;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空间稳定性整体波动起伏大,月度变化较大;② 识别出两类犯罪的四种联合防控空间类型,分别是“两类犯罪无需防控社区”“两类犯罪邻域防控社区”“盗窃犯罪热点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无需防控社区”“盗窃犯罪连片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综合防控社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接触型犯罪和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特征的共性和差异性,给警务联合防控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网络形态的街道空间环境与“两抢一盗”犯罪的关系研究——以HS市原DP区为例

城市街道网络是承载人们日常行为的空间载体,街道网络及其中人的日常行为共同构成了主要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并影响着犯罪行为的发生。既有研究表明街道空间中多发“两抢一盗”侵财类案件,并且街道网络形态和日常行为主体与犯罪存在联系,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较少。本文基于HS市原DP区的派出所辖区单元,使用路网数据、人口统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相关资料,采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对街道网络的几何形态和拓扑形态、动态人口和静态人口等因素与犯罪分布的关系展开分析,尝试探索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对“两抢一盗”犯罪的影响。结果表明,街道网络空间环境中影响盗窃和两抢犯罪的要素存在较大差异。“X形单元”式街道网络、路网密度、低速交通的路网渗透性、静态人口密度和动态人口密度均对盗窃犯罪产生重要影响,与两抢犯罪相关的仅有“T形单元”式街道网络、静态人口中的实际居住户籍人员和外来人员密度,街道网络形态没有表现出与两抢犯罪的显著相关。最后提出,由于街道网络的通达性和危险性往往并存,如何通过调控或改善整体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来尽可能减少犯罪风险,是未来规划建设安全的街道网络空间需要思考的话题。     

民居型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山西大院民居为例

民居大院景区是人文景观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以山西省136个“山西大院名居型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百度地图确定坐标基本地理信息。运用Arcgis10.3空间分析法进行可视化表达,分析山西大院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山西11个地市的136个大院景区整体空间分布上呈现较均匀状态。（2）山西大院景区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形成七个明显密度集聚中心与两个密度集聚区域,整体分布方向将沿东北—西南方向布局。（3）市域分布不均衡,呈现集中于以晋中、晋城为依托的周边地区。（4）高程空间格局显示,74.26%的大院景区海拔高度在1500m~2500m范围中,海拔从宏观上影响大院景区的总体空间格局。（5）大院景区整体距河流平均距离为2.3km,且具有沿河流走势分布的特征。（6）大院景区分布具有倾向城市格局,表现为中心-外围逐渐递减的特点。     

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互补性比较研究——以14个城市群为例

互补性指基于区域间禀赋差异,借助“流”要素促进区域间优势互补,使得总体效益大于个体之和。从互补性概念出发,以中国14个城市群为案例研究区,借助SPSS对应分析及ArcGIS平台,结合能够反映互补性的统计量指标总惯量,对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互补性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群土地利用互补性差异较大,以长江经济带为轴,向北向南土地利用互补性增加;② 中国超大型城市群城市用地类型综合化特征显著,土地利用互补性低于全国重要地区城市群;③ 大多数城市群5年间互补性呈现下降趋势,城市间产业同构,缺乏特色。未来在合理的城市群规划基础上,加快相关民生政策跨行政区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协调区域间土地供求关系,明确城市功能定位,形成协调互补的城市发展格局。     

基于户籍比较的特大城市住宅价格时空分异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为揭示中国特大城市住房市场中,不同购房群体在住房价格空间特征上的差异,论文对购房人群的户籍归属地进行划分,以“本地—外来”的视角分别刻画了长沙本地与外来(长沙户籍与非长沙户籍)2类购房者房价格局的时空演进。采取动态空间滞后特征模型(STAR-Hedonic)分析了区位、景观、邻里等因素对2类购房者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沙外来购房者房价梯度下降更快,空间更平滑。(2)长沙房价空间一江两岸双中心的总体格局逐步成型。传统CBD五一广场对城市房价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对本地人房价梯度和价格弹性程度维持较高水平,副中心梅溪湖新城对外来人群房价的影响因子的提升幅度更大。(3)外来购房者对住宅品质和邻近配套有更高的支付倾向。(4)楼市的繁荣期和调控期,周边交易价格对2类购房者的影响程度不同。论文从功能需求、主观因素、政策区别和经济动机4个方面探究了2类购房者房价空间分异的成因。在“房住不炒”背景下,关注不同人群房价空间演进和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有助于特大城市房地产市场“精准调控”的实施。     

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分析—以泉州市为例

基于1988年的TM影像和2000年的ASTER影像解译的福建省泉州市两期土地利用数据,在GIS支持下揭示了研究期内泉州市土地利用的结构变化特征,并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探讨了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与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增长、城镇化和工业化、农业结构调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技术进步和土地集约利用是泉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驱动因子,闽南文化的价值观、居住方式的演化以及县域产业结构差异对泉州土地利用变化也有着深刻影响。     

基于生态安全的山地城镇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研究——以云南大理市为例

随着中国城镇化推进,开发低丘缓坡山地建设山地城镇,成为中国南方山区解决城镇化土地资源矛盾的重要途径。但山地生态环境脆弱,如何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开发建设山地城镇,目前尚没有成熟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此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以大理市为研究案例,将地质灾害、水源涵养、地形地貌、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洪水淹没作为山地城镇建设关键生态因子,划分确定山地城镇建设的生态安全等级;通过CGELUC模型与DLS模型等实证分析和情景模拟,优化生态安全约束下山地城镇土地利用布局和情景模式选择。实证研究表明,高生态安全的经济优先发展模式和三维立体土地利用方式,是最符合山地立体特征的山地城镇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     

环渤海地区农村空心化程度与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时空变化及其耦合关系

利用环渤海地区分县社会经济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 采用神经网络确定权重的方法, 对该区分县农村空心化程度和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综合测评, 并以山东省为例, 进行两者耦合规律探索。结果表明:① 环渤海地区农村空心化区域差异明显。高度空心化且进入稳定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C”型沿海地区;平原传统农区, 农村空心化正处空心化的成长、兴盛期;农村空心化低值区主要集中落后山区。② 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差异明显。辽中平原粮食主产区、冀中南粮食主产区、鲁西鲁南粮食主产区集约度较高;低集约度主要集中在太行山区、长白山区、沂蒙山区、坝上高原等落后地区。③ 农村空心化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存在着耦合联动关系。空心化出现、成长期,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农村地区隐性失业问题得以解决, 耕地利用集约度不断提升;农村空心化发展至兴盛期, 农村地域发展面临主体弱化, 耕地利用集约度有所下降;至空心化稳定期, 健全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农业现代化的持续推进, 耕地利用集约度将反弹上升, 最终趋于波动稳定。     

新疆文化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特定的生存环境,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其空间分布与人类迁徙、文明的传播与扩散有着紧密的联系.新疆是古代陆路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古代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交汇地,非遗丰富多样,但对自然与人文因素与其空间分布关联却鲜有学者研究.通过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对新疆(含生产建设兵团)国家级、自治区级484...     

干旱区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及土壤养分与盐渍化的分析研究 ——以民勤绿洲为例

为整体掌握民勤绿洲耕地质量、土壤养分以及盐渍化状况等,充分利用县域耕地资源,分析研究民勤绿洲耕地质量等级划分及其耕地土壤养分和盐渍化现状,为及时准确掌握绿洲耕地地力状况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绿洲耕地土壤养分、盐渍化障碍提供改良措施。基于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办法》(农业部2016年第2号)和《耕地质量等级》国家标准(GB/T33469-2016)的相关要求,构建民勤绿洲县域评价体系,通过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模糊数学、层次分析和综合指数等方法,对民勤绿洲耕地质量等级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民勤绿洲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3.26等;分布有一至七等级地,八、九、十等级地没有分布;以三、四等级地为民勤绿洲耕地的主要等级分布,面积占比分别为31.63%、28.27%。泉山区中部和坝区灌溉农业区多分布一、二等级地。湖区灌溉区多分布三、四等地。在绿洲边缘带较多分布五、六、七等地。(2)民勤绿洲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在10.00~15.00 g·kg^-1之间,全氮平均含量在0.50~1.00 g·kg^-1之间,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有效磷和速效钾总体处于中等水平。昌宁区、泉山区与坝区交界东北部以及湖区镇(昌宁镇、东湖镇、南湖镇、泉山镇、西渠镇)耕地土壤养分平均含量较均低。(3)民勤绿洲盐渍化耕地的面积为32240.36 hm²,占民勤绿洲耕地总面积的30.09%;主要以轻度盐渍化为主。轻度盐渍化多分布在湖区红沙岗镇、红沙梁镇、西渠镇等镇;中度盐渍化分布在昌宁镇以及环河区沿风沙线一带。其评价结果对民勤绿洲耕地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利用以及绿洲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领域-地盘”双层权力空间秩序——以广州市番禺区坑头村为案例

以中西方权地关系的比较为基础,探讨了中国社会由“领域-地盘”构成的双层权地秩序,其中“领域”体现了西方契约社会下的权力空间规则,“地盘”展现了中国人情社会中的权地关系特色。在中国,“人情社会”和“关系”是影响不同尺度权力运转的重要因素,进而呈现领域体系和地盘体系相组合的结构性特点。不同主体通过差异化的空间策略完成正规的领域化和非正规的地盘化,由此实现空间中权力网络的持续演替。本文具体以广州市番禺区坑头村为例,探讨了在村庄这一微观尺度形成的权力空间类型及“领域-地盘”的四阶段互动机制。基于政治地理学的领域理论,本文提出了不同于现有分析框架的中国式权地秩序新思路,有望推动既有的领域研究和领域理论的本土化。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岩溶作用的影响——以广西弄拉峰丛洼地岩溶系统为例

土地利用可使土壤理化性质产生一系列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岩溶作用的方向和强度。以广西马山县弄拉典型峰丛洼地区为例,通过野外溶蚀试片法探讨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岩溶作用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下溶蚀量存在显著差异。林地与园地土下溶蚀量极大部分大于20 mg/a,明显高于灌丛地及 (休) 耕地 (多小于20 mg/a)。总体上,溶蚀量从大到小依次为园地、林地、耕地、休耕地与灌丛。其中至少有两个主要控制因素：土壤有机质和土壤CO₂：林地和园地土下溶蚀作用主要受前者控制,土壤有机质含量越高、pH越低,土下溶蚀量越大。在耕地与灌丛条件下由于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土下溶蚀量主要受土壤CO₂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