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区环境与噪音污染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北京为例

心理健康作为当代城市居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已有研究证实居住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此类研究主要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对于噪音污染因素考虑不足,未能同时研究居住区环境和噪音污染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论文基于2017年北京市26个居住区居民的健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Logistic模型,探讨居住区环境(包括建成环境及社会环境)与居民感知的多种来源的噪音污染(包括道路交通噪音、轨道交通噪音、商店餐饮噪音和住房装修噪音)等多种因素与居民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居住区环境和噪音污染水平均与居民心理健康显著相关。与西方发达国家居住区环境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类似,论文发现居住区医疗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可达性、居民邻里关系、居住区满意度等因素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不同的是,论文发现公园可达性、居住区交通噪音等因素与心理健康相关性不显著。此外,本文发现住房装修噪音是影响北京居民心理健康的主要噪音来源。     

信息技术对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信息技术在城市生产、生活与管理中的加速应用不仅促使城市空间结构正在发生转型,也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活动空间特征。论文基于社会调查,以南京为例,考察了信息技术对城市居民交通出行行为特征的影响。总体而言,南京城市居民家庭在接入信息技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接入互联网能力迈入快速增长期。但由于各城区间、各郊区间的信息接入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这必然会影响居民的出行行为。研究表明:在家办公的出现减少了日常的工作出行。信息网络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引导作用日益突出,并出现了部分替代。城市居民家庭的交通通讯费用大幅增长,上网时间增长较快,而城区更为明显。     

建成环境对居民购物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网络购物的普及重塑了居民的购物行为模式。国外的相关研究多将购物行为看作一个整体,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也缺乏系统的建成环境指标的分析。以南京为例,将购物过程分解后重组为8种购物模式。在区分商品类型的基础上,构建多元Logit模型探讨经济社会属性、购物态度、网络使用情况、居住地建成环境、通勤特征等对居民购物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上述变量均会影响购物行为;② 建成环境变量中,居住区位、交通便利性、购物便利性对居民购买搜索型和体验型商品均存在显著影响;③ 通勤距离对不同商品的购物行为影响差异较大;④ 创新扩散假设和效率假设同时存在。     

基于自然实验的城市绿色空间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以武汉东湖绿道为例

随着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绿色空间对于居民健康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运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探讨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论文以中国最大的城中湖绿道——武汉东湖绿道为例,基于2016、2019年东湖绿道周边52个居住小区的1020份跟踪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与混合效应双重差分模型,探索城市绿色空间干预对周边小区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东湖绿道的建设显著促进了周边2 km范围小区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控制变量中,居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与家庭收入水平则呈负相关关系;居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小区的社会凝聚力、小区周边500 m范围的建筑密度、居住用地比例和地铁站密度呈正相关关系,与公交站密度则呈负相关关系。建议通过完善以绿道为核心的城市绿色空间网络,提高绿道可达性与邻里社会凝聚力,以此提升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基于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出发,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上均存在正相关关联性。(2)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环境规制能提升邻近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区域上,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研发投入和经济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社区环境对居民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邻里交往是居民获得经济、情感支持的重要途径,对主观幸福感、身心健康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然而在城市转型、郊区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社区内稳定、密切的社会关系逐渐减少,居民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构成不再局限于社区内部。因此,有必要对社区内、外的社会交往水平及其联系开展研究,探讨社区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论文基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利用个体的常联系人数量及其在社区内、外的分布,将居民的社会交往模式分为消极社交型、社区内交往型、社区外交往型、积极社交型4类,并探讨社区环境对于居民形成不同社会交往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市郊区居民社会交往的总体规模较大,但社区内邻里交往水平较低;社区中的室外活动设施、小型商业网点等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对社区美观程度的良好感知有效地提高了居民在社区内的邻里交往水平;居住在远郊区及门禁社区中的居民倾向于拥有更高的社区外交往水平。研究认为,应注重不同区位和人口结构的社区在规划和营造中的差异化策略,提高公共空间和设施的质量与使用率。研究结果可为以促进邻里交往、优化社会交往模式为导向的社区环境优化提供依据。     

郊区化背景下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影响——以广州为例

本文从健康地理跨学科的视角入手,以广州市典型郊区的102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并选择10个城区街道的927个样本作为参照组进行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式快速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探讨居民城市建成环境、健身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基于WHO-5反映心理健康量表的评分,郊区样本心理健康状况平均分值只有8.411分,远低于城区样本的平均12.788分,郊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相对于城区居民,郊区居民健身活动受长距离的通勤及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时空约束更为明显,健身活动频率更低、时间更短、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住宅附近。这种差异除了受个人经济社会属性、邻里社区融入等因素影响外,还明显受到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弥补过度市场化逐利下造成的城市公共性缺失,维护社会空间公平,完善中国式郊区化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体系,改善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郊区规划及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

以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个体问卷数据（CLDS-2016）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旨在解析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并对比广州市和深圳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1）工作环境特征、社会交往特征、生理健康特征和社会人口特征均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其中,工作环境特征中的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呈显著相关,社会交往特征中的社区信任以及生理健康特征中的自评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2）对于广州市而言,工作环境特征（工作压力）、社会交往特征（社区信任）、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饮酒历史、日常锻炼、因伤救治）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影响显著。3）对于深圳市而言,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仅体现为工作环境特征（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和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因伤救治）。实证研究表明,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作用机理存在差异,广州城市规划与治理中应注重打造优质社区并完善休闲健康设施配套,而深圳市则应注重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来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绿色金融如何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以雾霾污染为例

文章将绿色金融纳入环境规制的分析框架,以2016－2019年中国289个地级以上城市雾霾污染为例,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雾霾治理的影响,侧重分析了绿色金融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绿色金融可以降低周边地区雾霾污染;绿色金融能够与环境规制协同互补,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的方式促成雾霾治理。绿色金融的结构效应弱于环境规制,在中部地区并不显著;绿色金融的技术效应强于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文章启示,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能够相互增益,应建立区域间绿色金融合作机制,增强绿色金融的普惠性,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和污染治理。     

信息渠道对城市居民迁居空间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根据搜寻空间理论,网络渠道能够提供比传统渠道更多的住房信息,减少居民迁居过程中对原住房周边区域的依赖,从而扩大了居民迁居的搜寻范围。但是,与远程办公和住房选择关系的研究相比,学者较少关注网络渠道对居民实际迁居空间的影响。基于南京城区居民迁居活动调查数据,利用三维核密度和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不同信息渠道使用者的迁居时空特征、信息渠道对使用者迁居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网络渠道已经成为居民迁居过程中的主导住房信息获取方式,其使用者的迁居距离大于传统渠道使用者,丰富了现有关于ICT对居民迁居空间影响的学术研究,也为城市住房信息管理和住房空间规划提供借鉴。     

居民时空行为与环境污染暴露对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

环境污染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严重危害居民的健康状况。已有关于环境污染与健康研究主要包括宏观区域层面的环境污染与健康指标的相关关系研究;基于居民日常交通出行的空气污染暴露与健康效应的研究;以及关注社会经济属性,重点探讨黑人、儿童、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所承受的环境负面影响,即环境公正和健康不平等研究。本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基于时空行为、环境公正等学科前沿议题,为研究环境污染与健康之间的复杂性提供多样化的理论视角以及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同时提出,需要将个体时空行为、环境污染与健康相关联,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基于居民时空行为轨迹的环境污染暴露与健康影响机理,挖掘不同社会、空间背景下的环境公正与健康不平等的内在关系,为发展更为公平、有效的城市与交通规划措施以及环境健康政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步行性与污染物暴露空间格局比较的建成环境健康效应——以南京为例

在雾霾问题日益严重的中国,通过提高建成环境的步行性以增加居民户外体力活动的同时,也会增加居民的污染物暴露度,最终的健康效应不一定为正。针对这一悖论,论文以南京为例,通过步行指数测度步行性,基于土地利用回归模型和插值模拟PM_2.5和O₃浓度的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比较步行性与污染物暴露的空间关系,从而对建成环境健康效应进行评价。研究表明：确实存在高步行性但同时也是高污染物暴露的城市空间,这部分空间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在这些地区片面强调提高步行活动其实是存在很大健康风险的;城市郊区则呈现低步行性且低污染物暴露的特征,其健康效应亦难以直接判断;靠近城市中心但又距其有一定距离的大面积绿地周边地区呈现高步行性且低污染物暴露的特征,其健康效应为正;而城乡交界的半城市化地区容易成为低步行性且高污染物暴露的健康效应为负的空间。研究结果可以为精准制定健康城市的土地利用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特征及其居民感知 ——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空气污染监测与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广州中心城区33个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居民对空气污染感知。主要结论为：1）各区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风险及其空间格局分布差异较大,低暴露风险公园所占比例较小。2）空气质量指数（AQI）、PM_1.0和PM₁₀与社区公园面积呈显著负相关;AQI、PM_1.0、PM₁₀和PM_2.5与斑块形状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二氧化碳（CO₂）与离城市主干道距离呈显著负相关,但社区公园1 km缓冲区范围内城市道路密度与其空气污染关系不大。3）超过1/3的居民对社区公园空气污染程度的主观感知优于客观测度的空气污染水平。4）可替代活动空间以及社区公园可达性影响居民空气污染暴露风险。由于社区公园面积规模较小,对空气污染减缓作用有限,未来应尽可能规划面积规模较大、可达性较高、形状更饱满且远离交通主干道的社区公园。     

基于步行性的城市热环境暴露风险区识别及其健康效应——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

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运用大气校正法反演地表温度,基于步行指数计算步行性,通过空间叠加识别出高步行-高热类(预警空间)、高步行-低热类(友好空间)、低步行-高热类和低步行-低热类4类空间,并基于脆弱人群视角探究城市的健康公平性。结果表明：预警空间占全域12.53%,呈大小落石状分布于城市中心区,友好空间占全域1.13%,零星散落于预警空间内。研究区内32.50%的常住人口生活在预警空间,33.11%的儿童和40.01%的老年人生活在高步行性和高热环境暴露风险的空间中,预警空间对老年人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老年人健康风险较高。此外,儿童相对于老年人更多生活在低步行性空间,老年人相对于儿童面临更高的热环境暴露风险。     

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体力活动的影响 ——以福州市的经验研究为例

利用福州中心城区的社会调查、POI、道路网、用地性质等数据,在社区尺度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型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低密度土地利用与体力活动时长呈正向关联,功能单一和邻近主干道则对体力活动起到抑制作用。② 体力活动目的地对不同人群具有差异化影响,体育用地和付费运动场所仅能促进中高阶层和中高收入者的体力活动,而周边公共运动设施的丰富程度更具普适性意义。③ 通过纳入运动偏好和单独分析保障房、单位大院及房改房住户达到规避居住自选择的目的,证明上述建成环境特征对体力活动的影响是独立且稳健的。     

不同类型社区绿地规模和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以上海市郊区为案例地区,综合问卷调查和多源绿地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分析高档、低档、近郊、远郊4类社区的社区内外绿地规模与结构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1）不同社区的绿地数量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高低档社区内的绿地差异大于近远郊社区;近郊社区的周边绿地数量优于远郊社区,但公园绿地可达性更差。2）提高社区内乔木和灌木比例、增加社区周边公园绿地可达性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3）低档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受到社区内植被覆盖和公园绿地可达性的显著影响,而高档社区居民对绿地空间的作用不敏感。4）近郊社区居民受到周边绿地规模和社区内植被覆盖的影响,而远郊社区绿地率和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对居民心理健康有显著作用。最后,提出对于低档和近郊社区首先需要关注社区内的绿地规划,对于高档和远郊社区应注重社区内外的绿地平衡的建议。     

多尺度步行环境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以广州为例

基于2019年广州18个社区1 470份问卷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不同尺度步行环境（包括步行适宜性和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居民肥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居民出行态度与偏好会影响通勤行为,但对居民肥胖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在考虑了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和出行态度偏好后,居住地步行环境对居民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具有显著的负向总体效应。步行环境对居民BMI的影响具有尺度效应,社区尺度的步行适宜性影响最为显著。不同尺度的绿度、路网密度、地铁站密度和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等其他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均对居民BMI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深圳混合居住区为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配建房居住群体作为一类“夹心层”群体,其住区环境和主观幸福感理应得到充分重视。论文以深圳市混合居住区为例,揭示配建房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针对3个典型住区开展问卷及访谈调研,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地方感和房屋类型分别作为住区环境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1)总的看,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分维度看,社会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而建成环境中,小区环境、社区环境和住房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均不显著;(2)由中介效应看,社会环境通过建立居民地方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3)由房屋类型看,相较保障房住户,人才房住户主观幸福感受社会环境影响强度更大。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能够为完善配建房制度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邻里社会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以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为例

结合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邻里社会环境和幸福感的相关理论,采用2017年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的调研数据,设计了邻里社会环境指标,分析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社区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邻里支持、社会参与和邻里认同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发现邻里社会环境对外地户籍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     

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质量追求的不断提升,绿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居民地方依恋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使用“快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及广州市1232份居民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级中介效应模型,探索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尤其关注居住环境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并对比封闭社区与非封闭社区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绿地能够直接提升居民的地方依恋;② 居住环境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是绿地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传导因素;③ 对于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部分中介效应,即绿地通过居住环境满意度间接提升了居民的地方依恋;④ 对于非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完全中介效应,即居住环境满意度完全解释了绿地对地方依恋的影响。基于实证结果,论文认为在注重绿地的空间均等化并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同时,更需要考虑居民进入与使用绿地的权利以及其主观满意度,并在此基础上为优化地方政府的社区治理和规划政策提供支撑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