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创新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联系特征

多部门创新企业的跨城布局能够增进城市间的知识流动与创新联系,大量创新企业部门关联构成的城市网络是理解国家创新格局的重要认知基础.本文运用1778家国家级创新企业部门关联数据和“总部-分支机构”方法建立中国城市间有向关系矩阵,借助社会网络分析、GIS技术及空间交互模型方法,对创新企业建构的中国城市网络联系特征进行分析.结...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层级功能结构——基于高铁客运数据的分析

高铁作为城市群内部物质与信息交流的基础设施,是城市扩展和城市间相互联系的重要通道,而城市群则是被高铁系统压缩了空间的众多城市空间。本文通过采集长三角城市群380个高速铁路客运数据建构20×20的矩阵,建立了基于高铁客流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联系的矩阵,并在此基础上对长三角城市群内外空间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宁波间城市网络联系密度高于其他廊道城市间联系;②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延伸的轴线联系加强,主要表现为上海与镇江、嘉兴,南京与丹阳、湖州,苏州与常州、昆山等城市间联系紧凑;③在城市群“空间流”分层方面：第一层级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沪—苏—锡—常”及其沿线;第二层级城市网络主要由“沪—宁”及其沿线路线构成;第三层级城市网络主要由“沪—杭—甬”及其沿线路线构成;第四层级城市网络主要由上海—金华—义乌及其沿线路线构成。     

中国城市网络关联格局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网络的视角

城市网络关联格局影响因素的测度及其作用机理的解析是建立城市网络理论模型的关键环节。基于2017年中国电子信息100强企业网络视角构建城市网络,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定量测度了中国城市网络的影响因素,解析了城市网络生长发育的微观过程,并探索性的提出了理解中国城市网络发育机理的概念框架。研究发现：偏好依附效应和接收者（GDP）效应构成了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格局的微观基础,中国城市网络生长发育表现为择优选择的地理过程;互惠性链接深刻影响着城市间的关系格局,网络闭合机制逐步成为城市间链接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距离对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网络的城市网络约束作用并不明显,城市网络表现出在“流动空间”中生长发育的特征。     

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空间关联特征及内在机制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但当前研究在综合反映城市化的时空特征时,往往忽略区域城市间的空间关联及其演化过程,无法有效地揭示区域城市间的相互影响和内在机制。基于空间极化及扩散理论和系统分析方法,剖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空间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1995—2015年间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规模等级特征明显,作为区域增长极,上海处于第一等级,南京、杭州、苏州为第二等级;城市化空间关联指数也表明,以上海、苏州、杭州等10个城市构成区域最为密集的空间联系网络。② 研究时段内,城市化过程中空间极化和空间扩散同时存在,且空间极化的城市往往会进入新的扩散阶段,以南京、杭州等城市表现最为明显。该结果证实了各城市间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空间作用关系。本文还探讨了区域城市化的驱动机制,表明区域内产业升级和转移是形成空间极化或扩散作用的主要内生动力。本研究可为区域发展规划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     

广州古代港—城空间关系演化

以古代广州港—城空间关系的发展演化为实证案例,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国古代长时间跨度视角下港—城空间关系发展演化的规律特征。结果表明：城市与港口发展之间形成了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港—城空间关系发展演化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古代港口具有重要的交通和商贸功能,码头毗邻地区往往发展成为重要的城市商贸区;港口通过毗邻城市功能区的发育,影响城市空间拓展的方向;自然环境变迁、航运技术变革、交通商贸变化以及政治军事的考量等因素综合作用,驱动港—城空间关系不断发展演化;古代广州港—城空间关系的演化模式明显有别于西方学者归纳的理论模式。     

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及其复杂性结构特征

全球化、信息化与快速城市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城市体系,多区位企业组织所形成的城市网络正处于日益复杂的空间嬗变过程.基于2010年企业名录的总部—分支机构型关联数据,研究构建了330×330的地级以上城市网络连接关系,并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工具来探索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的城市网络联系呈现以“北京—上海—广深—成都”为核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不同等级的网络流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是一个择优性和地理邻近性复杂作用的过程;②中国城市网络正处于一个简单随机向复杂有序结构的转化期,整体大尺度的网络结构还有待形成;③中国城市网络整体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网络效应;④中国城市的二值点度网络为明显的异配性连接特征,而加权强度网络连接则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富人圈”的现象;⑤中国城市网络的层级性并不明显,城市网络的点度和强度的关系呈非线性增加特征.     

多维邻近下浙江城市创新网络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以浙江90个县级城市（城区）为对象,基于大数据专利文本挖掘析取城市间合作申请专利数,构建创新网络,采用空间网络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2007—2017年浙江城市创新网络的网络结构、时空演化及创新合作强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浙江城市创新网络规模逐渐扩张,“小世界性”显著,通达性较好,整体呈以杭州湾区为核心的“网络局部化、辐射中心化”特征,等级层次性清晰;② 浙江城市创新合作强度与经济规模、教育水平、政策支持、技术势差、城市行政等级、技术邻近性、边界相邻效应显著正相关且受地理距离约束,认知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与创新合作间分别呈“U”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网络效应更多在整体网层面上促进了创新合作。在特定省份县级城市层面探讨了如何加强城市创新网络协同效应,以促进地方城市间的创新联系。     

城市经济联系、空间网络与区域经济差距 ——基于中国西北地区五省份的经验证据分析

以地级市为基本分析单元,基于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构建城市经济联系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1996—2018年西北地区城市经济联系网络特征,分析城市经济联系网络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西安、乌鲁木齐、兰州、西宁和银川作为支撑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5个区域经济增长极在空间上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西北地区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由东向西呈现单调递减的态势;西北地区城市经济联系网络密度并不高,但整体呈现出缓慢增大的趋势;城市经济联系网络具有较好的关联性,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是“等级森严”的,却拥有较高的网络效率;城市经济联系网络同样具有较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城市经济联系网络的发育对区域经济差距具有显著影响,随着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经济差距呈现为收敛态势。     

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驱动因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运用TOPSIS熵值法测度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开展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橄榄型”结构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及非均衡分布特征。关联强度在空间、时间上呈“由东向西、由点及面”高速发展的新局面;整体网络特征向网状化、稠密化、纵深化发展;个体网络特征向均衡化发展,更多城市扮演“中心行动者”角色,形成“东—西扩展、沿海—内陆延伸”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网络结构。数字经济发展受时间、空间距离以及政府干预度的正向影响,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居民收入、人力资本以及产业结构的差距过大会制约城市间数字经济发展关联。     

武汉城市圈内部空间联系及其轴-辐网络结构演化

轴-辐伺服网络是一种高效的网络类型,有利于降低要素流动成本,提高效率,并发挥规模效应。选取武汉城市圈内37个城镇作为网络节点,利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计算其1995—2015年空间联系并进行分析,之后根据联系强度分布构建空间联系网络,并运用Python第三方开源软件包Networkx对其轴-辐网络结构及演化进行评价,得到如下结论：① 城市间联系强度逐渐增强,由单极放射状向网状一体化渐次演化,总体联系呈现以武汉主城区为中心的核心—边缘格局。空间联系网络与联系强度同步发育,结构更加致密,同时关键节点的枢纽地位愈发凸显。② 关键轴心城镇与联系通道围绕武汉主城区逐步发育,最终形成覆盖武汉主城区东、北、南三向的多重连接环,构成辐点城镇与轴心城镇进行联系的主要路径。③ 整体网络形成以武汉主城区为一级轴心,部分地级城市主城区为二级轴心,其他城镇为辐点的轴—辐网络结构,形态则呈现点对式网络—初级轴-辐网络—层级轴-辐网络的演化过程,且仍处于继续发育中。     

城市网络视角下的中国科技创新功能区划研究

开展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是全局把握国家科技创新总体布局并指导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然而相关研究仍较滞后。本文从城市间创新合作关系网络的角度,结合已有地理区划理论和创新地理研究,设计了一种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方法,基于中国357个城市间2017—2019年的专利合作关系数据,研制了一套中国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方案。研究认为,将网络空间拓扑关系与地理空间位置关系相结合,借助空间邻接约束下的层次聚类与以模块度为依据的图分割技术,可以得到内部联系紧密且占据一定连续地表的区划结果,是一种科技创新功能区划的有效方法。在城市科技创新网络拓扑结构分析和二值与加权网络分区结果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研制出一套包含4个一级区和20个二级区的中国科技创新功能区划参考方案,将中国大致划分为北方、南方、东部、西部4个科技创新功能板块,每个板块包含4~6个二级功能区。这一方案的分区边界与省级行政边界具有较高的吻合性,可为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科技创新统筹管理提供辅助参考。建议未来依托科技创新功能区的建设与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因地制宜实施区域创新发展战略,更好地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贡献力量。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时空复杂性及生长机制研究

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转让记录为数据源,采用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空间分析技术、复杂网络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系统描绘了2001~2015年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结构和生长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规模迅速扩张,在两极分化下涌现出显著的小世界性和等级层次性,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核心-边缘格局不断强化;② 以三角结构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四边形格局逐渐形成,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城市专利转移的核心三角;③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生长与城市科技创新实力显著相关,且受到地理距离的阻抗作用,凸显出强烈的地理邻近性,另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度和产业结构相似度也是影响城市创新网络生长的重要因素。     

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影响下的跨城流动空间特征

在流动空间的视角下,高速铁路交通客流成为城市区域功能联系的重要表征,本研究选取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出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乘客群体问卷访谈式的实证调查,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研究城际高铁所表征下的跨城流动空间.研究发现：① 北京与天津城区同属城际流动密集区,郊区县市为流动稀疏区,城际高铁流具有显著的空间极化性;京-津中心城区是最主要的空间联系带,京滨、京(津) 武走廊流则构成次级联系带,京津跨城流动呈现出轴辐式空间格局.② 旅游、购物等休闲活动对跨城流动具有较明显的增强作用,而从跨城活动的时空迁移来看,城际高铁某种程度上缩短了时空距离,但对居住地点和工作空间的迁移改变有限.③ 京津跨城流动的频次并不很高,通勤者跨城周期为1 周左右,现阶段城铁交通主要为商务出行流和休闲旅游流,这反映了高铁作为流动空间物质基础的构成特征;出行人群以男性、高学历、较高职业地位和商务出行为主,且商务出行的跨城流动频次更高,对出行时间更敏感,这反映了高铁跨城流动空间具备一定的精英空间特征.④ 以城际高铁交通出行表征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北京和天津的跨城流动空间暗含一定的不对称性,这体现在京津两地的到发客流分布不均、商务出差客流的比重差异以及不同站点在居住、工作、休闲等跨城功能联系方向上的不均衡等.     

基于千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研究

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城市发展中的创新要素变得空前重要,基于创新型企业联系数据研究城市创新网络成为当今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选取2018年中国创新能力1000强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信息,基于核密度分析法和连锁网络模型,对企业布局和城市创新网络结构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高新技术企业主要聚集于中国三大沿海城市群及部分中西部中心城市;（2）中国城市创新网络大致呈现出菱形结构,城市创新能力差异显著且具有等级性,城市间的创新联系主要通过等级扩散形成;（3）不同行业视角下的城市创新网络结构差异性显著,依据行业属性可将创新型城市划分为科技创新型城市、工业创新型城市和服务创新型城市。研究以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城市创新发展,为创新型城市制定针对性发展模式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共享的区域创新网络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创新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化创新模式成为当下创新的主流模式之一.基于创新网络视角,利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大数据,对山东省创新网络的空间特征和主体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山东省创新网络在形态上呈现出以济南为创新核心辐射带动济宁和淄博等周边边缘城市发展,同时形成东部青岛、威海和...     

中国城市群技术知识单中心与多中心探究

城市空间组织的多中心、网络化特征受到区域经济研究关注。但由于发展阶段、空间尺度、研究视角的差异,城市区域多中心格局有待商榷,知识经济时代解读知识流作用下的城市空间组织应成为经济地理学重点破解的命题。基于中国知识产权局2014年申请和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基尼系数,从知识生产和知识网络层面,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城市群技术知识形态多中心和多尺度功能多中心进行测度。研究发现：① 城市群技术知识创新呈现网络化模式,但在形态和功能上多呈现单中心格局,与已有研究基于城市间基础设施联系、企业联系、科学知识联系广泛认同城市群呈现多中心格局的观点不同;② 城市群技术知识网络结构具有空间异质性,国家尺度技术知识流强度的空间不均衡性更加显著,强联系由少数核心城市控制;③ 形态和功能多中心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同城市群创新基础、经济实力、协同发展水平有关;④ 功能多中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区域尺度功能多中心程度高于国家尺度。研究结论有助于引发对城市空间组织理论的再思考。     

长三角城市科研合作的邻近性与自组织性

随着学者们对知识网络研究的深入,网络关联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成为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19—2020年Web of Science论文合作发表数据构建长三角城市科研合作网络,在空间和拓扑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定量模拟了城市属性、城际关系和网络结构对合作网络的影响,揭示了科研合作中的邻近性和自组织性。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科研合作网络是内外生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城市禀赋而言,高校数量、研发投入、人均GDP可促进城市的对外科研合作,其中高校数量的边际效应最大。② 就城际关系而言,组织邻近性的正向影响最强,同省城市合作的概率是跨省城市的3.157倍;认知邻近性每提高0.1,城市间的合作概率将是原先的1.981倍;而地理和社会邻近性的促进作用甚微,制度和文化邻近性影响为负,是择优偏好较强和方言壁垒有限的结果。③ 就网络结构而言,长三角城市科研合作具有自组织自演化性,局部星型结构和三角形结构对新合作关系的贡献为0.875和0.540,择优链接性强于传递闭合性。     

基于公路客流趋势的省域城市间关系与结构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基于日常公路客流的城市间关系与结构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省域空间结构研究方法。作为城市间人流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公路客流从动态关系视角反映了城市间的功能结构,更为清晰地展现省域空间的内在关系特征。通过对公路客流替代数据的进一步精确化,全面分析了安徽省域城市间每日公路客流的强度特征与结构特征,主要结论为:①省域整体呈现单中心的结构特征,受省域中心城市合肥直接影响并紧密联系的城市有巢湖、六安和淮南,三者是构筑合肥都市圈的主体;②以芜湖、马鞍山、安庆、铜陵为主体的皖江城市带城市间联系紧密,是安徽省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其影响和联系范围包括池州和宣城,其中芜湖、安庆是皖江城市带的枢纽城市;③皖北地区城市间关系较为薄弱、分散,阜阳-亳州、淮北-宿州以及蚌埠-淮南三对城市间联系较为紧密,是皖北3个重要的城市发展组团,其中淮南是皖北区域链接合肥都市圈的枢纽城市。     

中国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发展格局演变与类型划分

科技创新是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新兴驱动力,对提高发展质量至关重要。研究使用SBM超效率模型测度中国沿海11省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6?2014年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结合核密度估计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再从投入规模和创新效率2个维度,划分出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类型区。结果表明：① 从效率变化角度来看,2006?2014年间研究区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存在小幅增长,但整体效率水平较低,地区之间效率差异先缩小后扩大,最终形成以辽宁、上海、广东三地为主的北、中、南三方向的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核心。② 从海洋科技创新投入规模和创新效率双维度综合来看,进一步将沿海地区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划分成 4种类型：引领区（广东、上海、辽宁）、追赶区（广西）、突破区（天津、山东、福建、江苏、浙江）、落后区（河北、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