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脆弱性概念的若干问题探讨

探讨脆弱性在不同研究领域的科学含义以及对理解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启发。着重分析生态环境脆弱性概念的不同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和认识。论述了生态环境脆弱性与敏感性、稳定性、生态脆弱带之间的关系。     

极端高温胁迫下中国城市脆弱性格局与影响因素

以中国280个城市市辖区为研究对象,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气象观测数据、人口普查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量化城市高温脆弱性指数,揭示1990、2000和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脆弱性格局,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在时间维度上,1990-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暴露度...     

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甘南高原气候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利用甘南高原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气候资料和生态观测资料及统计资料,分析研究区域气候变化特征及其草原湿地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甘南高原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降水量年际变化呈下降趋势,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存在6~7a、15a的周期振荡特征。甘南高原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气温年际变化呈上升趋势,增温速度大于全国增温速度。1980年之后持续偏暖,草地年干燥指数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气候变化是草原生态退化的自然诱发因素,而超载过牧、滥采滥挖、人为破坏、生物链失衡等环境蠕变是造成生态退化的人为因素,二者共同作用导致黄河首曲草原湿地水资源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退化。     

高温影响下西安市人口脆弱性评估及其空间分异

高温给城市人口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脆弱性后果愈发严重,如何科学量化与评估城市高温人口脆弱性,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高温适应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成为当前国际研究热点.在城市高温人口脆弱性分析框架基础上,以西安市为例,整合遥感影像、手机信令、POI、社会经济等多源数据,从高温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高温影响下人口脆弱性评...     

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气候变化及其对水资源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利用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甘南高原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和水资源定位观测资料,分析气候、水资源变化特征，及其二者的关系，建立水资源气候模式。分析表明：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甘南高原大部分区域降水量年际变化呈下降趋势，降水量变化线性拟合倾向率在-22.6～-9.6 mm/10a之间，降水量递减以秋季降水量递减为主，降水量减少突变点在1980—1990年之间，年际变化主要存在6～7 a短周期振荡和15 a的长周期振荡特征。气温年际变化趋势呈显著上升趋势，增温速度均大于全国增温速度，增温率以冬季最大，气温增高突变点在20世纪70年代。草地年干燥指数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近50 a来甘南高原气候趋于暖干化。水资源呈显著下降趋势，水资源存在2～3 a、7～8 a、20～23 a的年际周期变化。水资源与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与干燥指数呈显著负相关，降水量减少，草地干燥指数上升，导致水资源减少。     

生计资本对农牧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提高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成为该区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与关键.本文建立了生计资本评估指标,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评估了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分析了不同区域农户面临的生活压力及需要的帮助,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     

张家界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

以张家界7个村庄334户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不同类型农户脆弱性指数以及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类型可分为意识脆弱型、社交脆弱型、人力脆弱型、发展均衡型和全面脆弱型5种类型;②总体脆弱性方面,不同类型农户的总体脆弱程度均为脆弱,各自脆弱性指数不一,且非旅游农户高于旅游农户;③因子脆弱性中除社交脆弱型农户的民俗文化因子脆弱性指数高于农户认知因子脆弱性外,其他类型农户的人力素质、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和农户认知等4个因子脆弱性指数均高于政策制度、生态环境和民俗文化等3个因子脆弱性指数;④人力、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因子是影响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最后,从提升生计资本、传承民俗文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降低农户乡村旅游脆弱性的几点建议。     

中国城市高温特征及社会脆弱性评价

极端高温对人类健康与城市社会发展影响显著,如何衡量城市高温特征及其社会后果是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新命题。将社会脆弱性分析工具应用到该命题研究中,以中国29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集各城市日最高气温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建立了高温日数、高温强度、热浪频次、热浪持续时间和热浪强度等表征城市高温特征的量化指标,对1960—2016年中国主要城市高温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基于城市高温社会脆弱性分析框架,从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高温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社会脆弱性评价,划分社会脆弱性等级,分析城市社会脆弱性致脆原因。结果表明：① 中国极端高温和热浪事件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南方城市,尤其是在华东和华中地区,尽管北方城市高温热浪事件较少,但高温强度较为突出。② 中国城市高温暴露度指数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而各城市的敏感性指数和适应能力指数分布较为分散。③ 中国高社会脆弱性指数城市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中大部分地区,以及西南和华北少部分地区;高、中、低社会脆弱性指数城市比例分别为25.3%、46.3%和28.4%。④ 社会敏感致脆型城市数量最多（46.9%）,其次为高温暴露致脆型（44.3%）,适应能力不足致脆型城市数量最少（8.8%）,在高社会脆弱性城市中,暴露度指数贡献度最大,中、低社会脆弱性城市中敏感性指数贡献度最大,适应能力指数对城市高温社会脆弱性的贡献度较小。本研究可在灾害-社会关系研究、城市高温特征的量化表达与高温社会脆弱性评价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启示。     

西安快速城市化边缘区社会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

脆弱性理论是分析人地相互作用程度、机理与过程的重要工具,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社会脆弱性工具应用到城市边缘区研究中,视快速城市化为主要干扰,选取西安城市边缘区所辖街道为基本单元,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3方面构建社会脆弱性评价框架与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函数模型法以及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社会脆弱性程度进行评价,揭示社会脆弱性空间分异格局,探究社会脆弱性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西安城市边缘区的暴露度格局呈现出自中心向外围渐趋减缓的特征;敏感性程度的高、低分布与暴露度的低、高分布在空间上具有相似性;适应能力的空间规律性不明显;② 社会脆弱性空间分布不均衡,以中、低等级为主,低等级街道分布在城市内边缘区,中等级街道分散在城市外边缘区;③ 建设用地面积比重等8个因子对社会脆弱性有重要影响,土地利用方式与景观格局的变化以及物质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城市边缘区社会脆弱性形成的主要原因,社会系统体制转换阶段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脆弱性;④ 城市边缘区应通过优化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以适应城市化的扰动,包括制定适应性管理政策和加强城市边缘区社会适应能力建设。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人文因素。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生活用能与生态足迹出发,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结果发现: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生活用能总量下降,其中生物质能比重降低,而商品性能源比重增加;②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下降,农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但对林地、建筑用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的依赖程度增强;③提高非农化水平及农户受教育程度将减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扩大家庭规模、提高富裕水平具有加剧环境影响的作用,但是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     

我国高寒草甸植被生产力及其影响因子

生物量是重要的植物群落数量特征，直接反映生态系统生产者的物质生产量，是生态系统生产力的重要体现。高寒草甸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是高寒生态系统的主要植被类型。回顾了高寒草甸生物量的研究成果。高寒草甸生物量呈典型的金字塔式垂直分布格局，地上生物量主要集中于0—10cm的冠层，地下生物量也集中分布于0—10cm的土层内。增温和多雨会降低生物量，叶面积和物种丰富度与地上生物量成正相关关系，氮素的增加有助于植被生物量的增长，而放牧率与生物量成显著负相关。     

中国人口健康脆弱性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构建人口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集对分析法对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的健康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考察脆弱性指数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并对各省区主要障碍因子进行识别。研究发现：① 2014年中国人口健康脆弱性省际差异较大,总体上处于中、高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西高、东低、中部居中”分异格局,与健康敏感性、应对性指数的地域分布不尽一致;② 各省区健康脆弱性指数分布的地域级差化特征明显,低脆弱省市均分布在东部地带,高脆弱省区均分布在西部地带,中度和较高脆弱水平的省区数量最多,在三大地带上均有分布;③ 健康脆弱性降低的主要障碍因子存在较大地区差异,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社保支出、加大卫生投入、改善医疗条件和优化生态环境对降低脆弱性尤为重要。     

甘南牧区人文因素对环境的影响

以生态足迹作为测度环境影响的指标,在计算1980-2007 年甘南牧区生态足迹、识别关键人文因素、分析关键人文因素特征的基础上,应用STIRPAT模型分解了人口、富裕水平、草地资源利用强度、生计策略、社会发展状态对环境影响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1980-2007 年甘南牧区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足迹均呈上升趋势,其变化趋势与生物资源生态足迹一致,二者相关系数达0.996;② 1980-2007 年甘南牧区生态足迹强度呈下降趋势,其变化趋势与生物资源生态足迹强度基本一致,二者相关系数达0.978;③ 人口数量和草地资源利用强度是当前环境影响的主要驱动因子,由其引起的环境影响变化速度超过它们自身的变化速度,富裕水平的提高也将加剧对环境的影响,但其引起的环境影响变化速度低于其自身变化速度,而改善生计策略、提高城市化水平会减缓对环境的影响;④ 在观测数据范围内,分析结果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区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户产生了严重影响,急需寻求有效的适应策略。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1963-2013年气象数据分析甘南高原气候变化趋势,采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农户采取的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① 近50年甘南高原气温呈增加趋势,倾向率为0.23 ℃/10 a,降水呈减少趋势,倾向率为-5.21 mm/10a,63.45%的农户认为气候变化对其生计带来了严重影响;② 甘南高原农户的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为2.65,农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及其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感知、适应效能感知及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策略多样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③ 甘南高原65.30%的农户采取各种组合型策略应对气候变化,尤以采取扩张+调整型组合策略的农户为多,农户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其适应策略选择的最显著因素,社会资本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影响次之,金融资本及气候变化适应效能感知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提高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黄土高原地区矿产资源型城市脆弱性及其人口响应

资源型城市脆弱性研究对于当前我国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以黄土高原地区25个矿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资源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采用TOPSIS法、灰色关联法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了2000—2015年的城市脆弱性格局及时空演化,并以人口这一流动性最强的社会资源为切入点,分析其脆弱性演变的区域效应。结果表明:(1)2000—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资源型城市以中低脆弱性为主,总体呈上升趋势,城市间极差化显著,但不平衡性趋缓;(2)该区域资源型城市脆弱性主要问题呈"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经济+资源"的转变特征,其中成熟型、衰退型城市的问题尤为突出;社会及生态环境脆弱性总体上均得以改善,资源脆弱性上升区集中在东部、南部;(3)综合脆弱性的人口响应程度呈下降趋势。城镇人口比重的响应程度最强,人口老龄化、社会总抚养比和流动人口比重的响应具有阶段性特征。(4)分维度脆弱性的人口响应呈现维度差异。经济和社会脆弱性的人口响应具有一致性,社会总抚养比是关键解释因子,生态环境脆弱性中流动人口比重的解释力较强且增幅显著,而资源脆弱性中城镇人口比重的响...     

中国农村地区住房结构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农村住房结构是决定地震灾害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对全国农村住房结构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科学评估农村房屋脆弱性的基础。首先,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五普）结果,将农村房屋分为“钢混”、“砖混”和“传统结构”（包括五普中住房墙体材料的“木、草、竹”和“其他”2个类型）3种结构类型,建立了全国县级尺度农村住房数据库,共2699个区县。探讨农村住房结构的空间差异,遴选可能与之相关的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归纳出影响各类房屋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砖混结构是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最主要的住房结构类型,尤其在中东部地区的比例很高,而传统结构住房在西部地区所占比例较高（接近50％）,影响这两种结构住房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是气候、地域文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越高,砖混结构房屋比例越高。钢混结构在农村房屋中所占比例普遍很低,东中部地区比西部、东北略高,气候、非农就业和镇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为了降低农村地区地震脆弱性,建议中国农村政策应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为主,并积极推动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聚集,还需要在农村地区逐步推广房屋抗震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