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宗族网络与侨乡地方意义的建构研究——以前美村为例

基于跨国宗族网络与地方意义营造的视角,以汕头市澄海区前美村为案例,试图挖掘充满地方意义的侨乡在外部政治经济体制和地方文化社会相互作用下的地方社会建构和营造过程。研究使用文本分析、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揭示了作为“地方”的侨乡所具有的丰富的地方意义,以及地方意义建构过程中以跨国宗族网络为主社会关系之不断演替的机制所在。研究发现,前美村的空间和地方意义被不断地重构,而作为空间表征的“侨乡”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关系的空间实践下表达出不同的文化意义和地方意象。相较于以往各学科的侨乡研究,本文重视以往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侨乡的空间和地方意义,从空间、地方和人的动态关系这一重要的地理纬度对侨乡内在的深刻社会文化进程进行了探讨。     

大城市健身消费与地方建构

随着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如何重塑人地关系日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选题, 西方学界自20 世纪90 年代即开启了消费实践与地理学的全面联结。这种学术观照自然而然地延展到消费关系中折射出来的地理想象、地方认同和空间生产等主题之中。作为城市化衍生的生活方式,健身消费成为身体地理、空间想象和地方建构等研究交汇的重要议题。研究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行动者对“健身”的转译过程,指出行动者的消费关系社会性地建构了一个地理想象的“健康天堂”,健身的消费想象,与话语权力的凝视和影响是高度相关的。地理空间生产一种功能性消费关系和节点型人地关系,后者将本土消费关系想象式地嵌入到全球消费文化脉络之中,将人地关系从本土联结和延伸到全球。 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行动者网络下的健身消费关系将微区位建构为多层次的地方。地方是一个现实与虚拟、本土与全球交互的关键节点,一种多向度的节点型人地关系可以在地理微区位中得到体现。     

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发展与论争

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演变与近期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与地方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经济地理学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视角,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始终围绕着区位、空间与地方来进行,并以分析它们与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其中经济行动者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关系而走向理论建构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技术、制度、文化和关系、尺度、调节是其理论建构的重要中介,也是当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争论的核心所在。     

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循环与城市化：以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为例

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为例,对其发展过程中的资本循环和政府作用进行分析,并提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循环”这一研究框架。研究表明,新区的建设包含3个资本循环的过程,分别是煤炭的资本化,土地、基础设施、房地产的资本化,以及向先进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本流动。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地方政府主导了3次循环中的资本积累,以及资本在3次循环之间的转换。     

广州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地方认同研究

"流动中国"的社会新常态使中国成为观察和总结非西方背景下的国际流动人口研究的重要试验地。近年来,广州承担世界城市的角色和功能不断深化,吸引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法系群体虽然是广州的传统国际流动人口,但当前研究尚未给予充分关注。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和地方认同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法系群体在经济层面的效能感和获得感较积极,但由于语言的差异和生活配套服务的不便,该群体在社会文化层面对广州的地方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相对在穗日韩流动人口,法系群体的融入意愿普遍较高,被动融入本土社会的驱动力较强。在从"英语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向"面向多元文化服务的全球化"的转型过程中,为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国际流动人口提供更贴切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增强国际流动人口对于迁入地的地方认同,是学界和社会未来需要共同探索的方向。     

微观视角下的移民地方感及其影响因素——以广州市城中村移民为例

广州石牌村、棠下村和珠村3 个市中心到市郊均匀扩散的城中村为例,通过修订量表对城中村移民进行施测,然后采用SPSS 17.0 和M-plus 7 统计软件整理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城中村移民的地方感（城中村和乡下两种地方感）在性别、年龄、居住时间、居住形式、收入水平、文化资本、根植性、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中的差异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 地方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地方感均值不管是在城中村,还是在其故乡的均比男性低;② 移民的地方感在年龄、居住时间和居住形式上的t 检验结果没有差异,而在收入水平上有差异;③ 文化资本、居住环境和社会融合等因素,其在地方感的高低分组之间的影响存在差异;④ 社会融合与文化资本、根植性和居住环境呈显著正相关,而乡下地方感与文化资本和居住环境呈显著负相关;⑤ 从影响路径来看,地方感不能直接影响社会融合,而是通过根植性、居住环境和文化资本等因素进行间接的影响。     

外来饮食文化影响下广州本地居民地方身份建构过程的代际差异

伴随着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以及“身体”“情感”视角的引入,饮食文化的空间问题开始引发人文地理学界的关注。借助身份建构过程模型理论（identity process theory, IPT）,依托对38位广州本地人的深度访谈,阐释外来饮食文化对其身份建构过程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外来饮食文化的涌入引发了老一辈广州人多重的身份危机感,激发他们投身于地方传统饮食文化复兴实践,以对传统的忠诚和坚守来建构其地方身份。而自幼就被外来及本土饮食文化共同包围的年轻人则善于在不同情境下采纳不同文化态度和策略来建构其地方身份,缓解身份危机。该代际差异折射出饮食文化空间政治结构的轮回,而恰恰是这一空间政治的轮回孕育了地方饮食文化的继替。     

旅游者在场情感体验建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以社会建构主义为视角,分析了在场阶段中游客情感体验建构的理论结构模型,识别出地方感和关系承诺等在场情感体验建构的2个直接影响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该理论模型及各结构要素间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物理情境和社会情境是在场情感体验建构的2个概念要素,并构成了旅游者在场情感体验建构的理论结构模型。地方感与关系承诺是在场情感体验建构的直接影响要素,地方感中的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分别从情感和功能层面正向影响旅游者的情感体验。关系承诺除对情感体验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中介了地方感对情感体验的影响。最后,提出游客情感体验提升的建议。     

城市新区开发的理论与实践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郊区化的日益明显,城市新区作为郊区化的主要载体日益受到关注。文章分析了城市新区的概念,认为城市新区是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各种新城市地区的高级形式。从经济、社会、环境三种驱动力量的角度分析总结了城市新区开发的理论体系。并比较了中西方城市新区开发的异同,认为西方国家城市新区开发更注重社会因素,而我国城市新区开发更注重经济因素。最后指出我国城市新区开发中的问题及对策。     

拉萨藏漂的自我表达与地方意义解读

藏漂是利用特殊地方对抗现代性负面影响的典型群体,其漂泊藏地的生命历程为研究自我与地方的互构机制提供了鲜活案例.基于半结构化访谈和实地观察收集的研究资料,本研究从历时性的微观角度入手,分析了不同时空条件下,藏漂自我表达和地方意义之间的关系演变.结果 显示:该关系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错配期——以寻求"诗意地方...     

开发区流动人口生计资本测量及生计空间特征分析——以广州南沙新区为例

开发区在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中作为经济活动和流动人口的聚集区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对南沙新区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与访谈,从生计空间的角度测量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分析其生计空间特征,并与当地居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开发区的生计空间存在延伸或压缩。其中,经济空间得到了延伸,制度空间、社交空间、公共服务空间、居住空间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压缩。经济空间的扩张是吸引流动人口在开发区就业的主要因素,但其余空间的压缩和经济空间的有限延伸使流动人口在进入后缓慢外迁。因此,改善开发区流动人口的生计空间,对于提升城市工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制定城市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城市社会空间整体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与想象：西藏地方意义的多元互构研究

研究聚焦于“地理想象”这一典型的文化地理现象,借助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概念工具,分析了两种多元空间在同一时空进程中的混杂状态,尝试从流动性的视角重新阐释西藏地方意义的多元互构方式。以西藏为例,研究初步验证了如下两个理论猜想：① 未到西藏之前,人们的惯常思维是以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现实空间来对未经历的西藏空间加以想象,因为这种现实“在场”与想象“不在场”的时刻混杂,从而引发了一些改变人地关系的流动,如“我要去西藏亲眼看看”和“我想去真实地感受那里”等;② 真实到达西藏以后,“身体触摸”下的陌生西藏空间却不同于原本接近于诗意化表达下的那个想象空间,多元空间在同一时空进程下的混杂使得旅游者这一典型的现代人群体产生某种错觉,仿佛又置身于另一个新的现代性进程,于是在一个新的“第三空间”中通过与地方联结开始反思现代性之于个体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研究结论揭示了西藏地方意义的构成背后所隐藏的现代人对于流体化现代性生活的反身性思考,同时从学理上赋予地理想象概念以新的流动性解释。     

兰州新区大气环境容量特征

通过选取兰州中川机场2008-2010年的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利用箱模型,在[WTBX]A[WTBZ]值法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变动量,对规划中的兰州新区大气环境容量的年际变化、年变化、日变化等进行了分析。该模型在计算大气环境容量时体现了污染因子在大气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 能够反映污染物在大气环境中的动态变化过程。结果得到兰州新区SO₂全年大气环境容量为15.03×10⁴ t,PM^₁₀为18.03×10₄ t,NO₂为15.16×10⁴ t。基本揭示了该地区大气环境容量的特征,将对新区规划建设及污染物排放限额制定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校外托餐场所布局选址与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雁塔区为例

校外托餐场所作为新型教育辅助设施,主要为中小学生提供餐食休息服务,已逐渐成为学生在家和学校之外的第三活动空间,值得从空间视角深入探究。论文以西安市雁塔区为研究区,基于校外托餐场所及相关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实地调研方法,解析校外托餐场所的基本功能、布局选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校外托餐场所主要服务对象为低年级义务教育阶段具有儿童托管需求的家庭,具有育儿辅助和儿童“中转”“寄存”功能,服务类型包括学生托管、餐饮起居、作业辅导等;② 空间上多分布在雁塔区中部与北部,呈“东—西”走向,与城区空间形态和各街道发展状况相契合,主要开设在传统中多层小区、高层公寓式小区与单位家属院内,集中于1~5层的低楼层;③ 区域人口、教育环境、投资成本和空间位置影响其布局选址,其中中小学数量与分布、小区数量与分布、距中心城区距离影响较为显著。最后,结合需求群体,从城区、街道、门店3个尺度,系统梳理了影响因素,并结合“双减”政策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Place ‘From One Glance’: the use of place in the marketing of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n wines

Associations between place and wine are historically deep. Past and current narratives of wine production are wedded to environment attributes of particular places, and in both the European and Australasian settings this has been codified by way of formal labelling requirements for the place of origin for wines.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role of place references on the front labels of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wines through a small initial surve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importance of place references is stronger for New Zealand wines. We argue that this reflects strongly the very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the industries in the two countries, with the emphasis for New Zealand producers on high-quality wines for which origin statements are expected as opposed to the Australian focus on the production of bulk, value-driven wines dependent on the blending of wines across regions and places. This in turn ha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trajectories of the two industries.     

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的区域地表本底特征与生态管控

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对于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及有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区域空间格局,提升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和改善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多期遥感图像、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数据、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数据以及高精度城市地表信息等专题数据集,从雄安新区建设涉及的京津冀城市群区域背景和规划区覆盖范围两个层面揭示了新区建设的区域地表本底状态,并提出了相应的生态保护与管控建议。结论表明：京津冀城市群正呈现建设用地快速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下垫面不透水地表高密度连绵集聚式态势,城镇用地和城市不透水地表较2000年分别增长了1.27倍和1.43倍,且接近15%的子流域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受到不透水地表的严重影响。雄安新区建设涉及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以农田、乡镇及农村聚落和水域及湿地生态系统为主,其开发建设应围绕实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目标,适度控制人口、产业规模,建设宜居生态健康城市。规划初期,应将其纳入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范畴,参照国际低影响度开发模式,加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基于当前下垫面特征,前期规划应考虑构建新区与保定、北京和天津城市之间的绿化生态斑块和生态廊道;新区内建设用地不透水地表整体比例应控制在60%之内,核心区不超过70%。新区建设过程中需确立“以水定城”理念,在新区基础设施建设、供排水方面充分考虑雨水收集和循环利用。     

西安地区湿地的历史与现状

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西安地区湿地系统结构和功能发生明显的退化趋势,湿地面积缩小、调节功能减弱。基于西安湿地历史及现状的论述分析,水陆界面的脆弱性是湿地退化的环境背景条件,而气候干旱化、水利工程设施建设、城市拓展中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及环境污染等自然、人为因素的耦合作用,加速了湿地的退化过程。据此,提出保护西安湿地要从搞好国土规划、制定湿地保护法、加快湿地资源研究、加强湿地保护区管理、开展生态恢复工程及提高全民保护意识等方面入手。     

开发区发展与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从阐释开发区“特区”运作机制、“新经济”型产业结构、配套住宅开发策略等特有开发模式及内在结构特性入手,以西安市为实证案例,以翔实的调研数据为支撑,剖析了开发区建设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之关联及其典型过程与效应;并通过开发区与非开发区、新城与老城、新经济区与旧产业区之间在投资强度、发展速度、软硬环境、形象面貌、经济活力与潜力、人口成分与素质等诸多方面分异对比日益鲜明的一系列事实,论证了开发区建设发展已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演变的机制之一。研究结果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评估“开发区”--这一机制独特、存在广泛、极富改革开放新时期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之影响与绩效。     

高新区科技金融发展过程及其空间效应——以无锡新区为例

科技金融是伴随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化、服务于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而逐渐产生的新生事物。以中国科技金融创新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的无锡国家级高新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对科技金融体系的产生、发展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无锡新区的科技金融服务已基本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政策、市场和社会因素是科技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技金融体系的建立推动了产业转型,专门的科技金融空间出现,同时在科技金融支持下新的产业空间出现,并引发人口空间转移和社会空间转型等。本文可丰富科技金融和高新区转型的理论,并为其他地区的科技金融实践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