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

基于中国31个省域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构建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考察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31个省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空间集聚明显且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2）无论是非空面板模型还是空间面板模型都表明入境旅游集聚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空面板模型由于忽略空间溢出效应而高估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3） 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行为、经济开放程度、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等要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向效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在入境旅游集聚的影响下,传统要素展现了不同程度的数值变化与作用方向偏移。     

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域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构建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考察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31个省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空间集聚明显且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2)无论是非空面板模型还是空间面板模型都表明入境旅游集聚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空面板模型由于忽略空间溢出效应而高估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3)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行为、经济开放程度、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等要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向效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在入境旅游集聚的影响下,传统要素展现了不同程度的数值变化与作用方向偏移。     

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基于实体城市的空间识别

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和ESA全球土地利用数据,构建2000—2015年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数据库,刻画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时空格局,进而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差分GMM法探索空间结构对省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不同规模省域的差异,最后从省会城市集聚（不）经济的角度分析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① 2000—2015年,中国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得到了显著增加,省域人口空间结构存在单中心化的演变趋势,且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相对偏单中心化;② 对所有省份尤其是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省份而言,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倾向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而对人口规模相对大的省份,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很可能不利于省域经济效率的提高;③ 省会城市自身已经初显集聚不经济的迹象。     

中国省域刑事犯罪率的时空演变及机制研究

利用空间统计方法,对于1993~2008年中国省域刑事犯罪率的分布及演变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在空间整体分布上,高刑事犯罪率地区逐渐向沿海地区转移。②在空间关系上,刑事犯罪率的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加强,高犯罪率区域集聚在沿海地区,低犯罪率区域集聚在中部地区,形成两极分化。③就刑事犯罪率增长而言,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同时,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刑事犯罪率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在考虑时间和空间异质效应的条件下,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之间没有显著相关;但在与行业收入差距共同作用的情况下,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显著相关。②行业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影响显著,其稳健性极强;城乡收入差距和省域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没有影响。③空间邻近效应是影响刑事犯罪率的极重要因素,其作用程度和稳健性都比流动人口和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的影响来得更为强烈。     

广东跨省流入人口缩减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跨省流入缩减是广东人口迁移进程中的新现象。基于五普、六普和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本文分别刻画了广东2000—2015年省域和县市尺度跨省流入缩减演化格局特征,讨论了县市单元和典型案例城市省际流入缩减演化分异的成因机理。结论如下：① 2010—2015年,广东跨省流入人口缩减已初见雏形,四川、湖北、河南和湖南等15省份来粤人口出现下降。② 5年来县市尺度跨省流入缩减态势显著,省际流入缩减的县市比重高达84.09%,省际流入缩减演化格局中以流入扩张转流入缩减类型占据主导,其中省际流入较为活跃的珠三角和外围地市辖区开始出现流入缩减。③ 相比于省际流入持续扩张区,第三产业就业、人均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外资占GDP比重及人口密度是省际流入扩张区发生流入缩减的负向抑制因素,而第二产业就业规模则是其正向促进因素。技术创新和公共服务是广州和深圳省际流入缩减 分异的主要原因,东莞省际流入缩减与珠海省际流入扩张分别受外需疲软和宜人居住环境的影响。     

中国欠发达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的选择与区域带动效应——以豫皖省际边缘区为例

中国省际边缘区由于边缘性区位条件、增长核心缺乏、发展政策缺位等因素综合影响,相对省域核心区而言一般较为落后。豫皖省际边缘区是中国较为典型的“弱弱型”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实力弱小、相互联系有限、空间经济结构松散,急需遴选核心城市,重构区域空间结构,以推进豫皖省际边缘区的快速发展。基于此种思考,从城市规模、商业服务、公共服务、交通通讯4个维度构建了城市中心性评价模型,利用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测度豫皖省际边缘区城市中心性,利用场强模型和GIS技术划分城市腹地。结果表明：在豫皖省际边缘区城市中,阜阳市中心性得分总分最高,在城市规模和交通通讯方面得分领先于其他城市,具有建设成豫皖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的内部基础;阜阳市的腹地面积最大,直接腹地跨越了阜阳市市域、豫皖省界的范围,触及豫皖省际边缘区的所有城市,具有建设成为豫皖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的外部环境。最后结合阜阳市内外发展条件,从跨界空间整合、内外交通组织、产业联动协同、经济社会示范4个方面,分析了其对豫皖省际边缘区的区域带动效应。     

转型期省际城市化效率格局演变与成因探析

以中国31个省域单元为例（未涉及港、澳、台地区）,从城市投入和产出2个基本维度上建立效率指标体系,应用改进DEA模型计算2000―2012年的省际城市化效率;并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效率重心模型等方法对转型期中国省际城市化效率格局演变及成因展开实证探讨。研究表明：1）2000年以来中国省际城市化效率区域不均衡性显著,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技术效率驱动模式,而中西部地区表现为规模效率驱动模式;2）2000―2012年省际城市化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全局上均呈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而局部上综合效率及规模效率具有相似集聚演化特征;城市化综合效率与技术效率的重心主要向东南方向偏移,而规模效率的重心主要向西南方向偏移;3）区位条件及禀赋、产业结构差异、区域发展政策及其市场化水平是影响转型期省际城市化效率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成因。     

新时期我国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特征及其空间格局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创新经济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省域中心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地的功能日益凸显。人口流动倾向影响着不同规模和行政等级城市之间的城镇体系重构,选取各个省域典型城市作为重点分析对象,通过我国城市人口最新数据统计测算,揭示出近期全国城镇化发展态势与大都市区域格局变化特征。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态势逐渐趋于平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仍存在显著差异,各类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传统港口城市、工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逐步趋弱。其中,一级城市人口吸纳能力超强,二级城市成为人口重要集聚地,三级城市人口增速趋缓,四级城市人口吸引力平稳;可将之划分为“高/低规模”“高/低增长”四种不同组合类型。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变化和人力资本竞争,显著影响了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实力日益增强,人口增长强劲,进而改变了传统东中西区域经济显著分异的格局,省会城市首位度表现出“高/低位序”“高/低集中”四种不同组合分布特征,且集中于“高位序、高集中”和“低位序、低集中”两种类型,分化格局相对明显。伴随着中国大都市的不断发育成熟,其逐步成为新时代创新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引领者。     

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特征及其对城镇集聚的影响

 在研究天山北坡经济带200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集聚基本特征基础之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该地区城镇集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天山北坡经济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县市分布相对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呈现明显的“序位-规模”分布,具有行政区经济的特点,政府主导度与投资集中度成反向关系;（2）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集聚过程首先以经济集聚和土地的非农化过程为主,其次是城镇人口的集聚,最后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3）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政府行政力是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集聚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对行政级别越高,工业化水平越高城镇的集聚作用更强;（4）不同时期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集聚的作用效应并不相同,初期投资主要促进城镇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大,对城镇经济集聚作用较小;末期投资对城镇经济集聚、人口与空间规模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社会人均基础设施及生活水平有较小的负作用。     

中国省际市场分割程度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1~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省级市场分割综合指数,揭示区域市场分割时空格局及演变规律,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省际市场分割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国市场分割程度总体波动式减小,市场分割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趋势;② 区域市场分割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集聚现象越发明显;③ 国有经济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本地区市场分割过程,而城镇化进程、财政支出、对外贸易、技术差距和基础设施建设则有助于消除本地区市场分割。     

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传统研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多集中于社会经济指标,对“先天赋予”的自然禀赋与“后天叠加”的行政“身份特征”研究较少。在探究自然禀赋因素的同时,引入市辖区、省会、城市群以及各个交互项的行政身份虚拟变量,使用2015年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县域经济,利用空间自相关展现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并通过回归分析揭示自然禀赋与政区类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县域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县域经济统计指标表明的确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现象。② 城乡差距仍是中国区域差异的最主要特征,其中省会地区的城乡差距更为明显。③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高,内部差异较小,西部地区省会-非省会差异与城乡差距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省会区域与非省会区域的差距要大于城乡差距。④ 三种政区类型中,市辖区类型对经济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省会类型次之,城市群最弱。⑤ 通过交互项分析,城市群对中国区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十分明显,尤其在东部地区,不仅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区作用较弱。⑥ 自然禀赋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坡度大于15°面积比例过大以及平均海拔过高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⑦ 通过对自然禀赋和政区类型交互项的分析,城市群战略的实施可以缩小由地形地貌所造成的县域经济差距。     

Process and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old-new growth driver conversion in the Shanxi-Shaanxi-Inner Mongolia region at city scale北大核心CSCD

科学认知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格局、过程与机制,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晋陕蒙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论文在构建区域新旧动能转换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从动力、制度、结构和方式4个维度,研究2005—2019年晋陕蒙地区市域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与时空分异机制。结果表明:(1)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水平呈现先波动下降后快速上升的演化趋势,市域间新旧动能转换差距逐渐扩大;(2)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水平整体较低,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核心—外围”结构,新旧动能转换优势区和领先区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呈“点状分布”,滞后区和中等区在非省会城市“广泛分布”;(3)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的空间负相关性明显,表现出“冷点集聚、热点离散”的空间分异特征,市域间新旧动能转换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4)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地域分异是多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力资本、城市规模和信息化水平是区域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驱动因子。研究认为培育创新人才、增强创新资源集聚与转化能力和加强信息化建设是促进晋陕蒙地区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中国流动人口分布演变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省际、省内流动的对比分析

基于2000、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资料,对比分析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及城镇化的差异。结果表明:①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的集聚发展趋势存在差异,省际流动人口表现为“聚中有散”,即集聚程度较高,分散化迹象趋于明显;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则表现为“散中有聚”,其较为分散地分布省会、地级市等大中城市,在向前1%城市集聚。② 流动人口流入地的选择受政府和市场力量双重作用的影响,省际流动人口倾向于有更多就业机会、更高工资水平的省会级城市;省内跨县流动人口更看重就业机会,更偏向地级市,财政支出对其流入地选择影响更大。③ 省际、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对201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的贡献分别为4.24%,2.74%,前者推动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优化,后者则强化着中西部大中城市“一城独大”的态势。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监管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2010—2016年的地级市污染监管水平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计量模型等地学方法,分析中国地级城市污染监管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污染监管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区域性和集聚性特征明显,东南部地区为稳定的高值集聚地区,中西部地区为稳定的低值集聚地区。② 中国城市污染监管水平属于次位型分布,监管规模分布的分散趋势大于集中趋势。③ 城市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占比等对城市污染监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规模对污染监管水平存在负向的影响。④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密度对污染监管水平起到显著的直接效应;第二产业占比、二氧化硫排放量等起到了显著的间接效应。     

城乡融合视角下黄河流域镇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城乡融合视角,通过多种渠道搜集镇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分析黄河流域镇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具体而言,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础指标,以国镇比（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省镇比（省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市镇比（市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县镇比（县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城乡融合下的镇域经济测度指标,分析黄河流域7 098个镇域单元组成的经济空间格局,进而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国镇比下的城乡融合水平看,大多数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表明流域整体的城乡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从空间分布看,低融合水平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以南、河南以西的广大地区并形成连绵集聚片区,高融合水平区主要分布在山东大部、河南中部及西部、内蒙古局部。省镇比、市镇比、县镇比下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国镇比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不同的是随着参照指标的进一步缩小,各水平区集聚的程度有所弱化。（2）从空间关联格局看,国镇比、省镇比、县镇比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主要以显著高-高（HH）区、显著低-低（LL）区为关联类型。国镇比下的显著LL区分布在山东大部、河南中部及北部、内蒙古局部,而显著HH区集中出现在山西外围、甘肃、青海南部。（3）基于最小二乘法、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定量分析发现,整体分异格局主要受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建镇区人口占比、人均工业产值、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的影响最为显著,工业生产总值、建镇区面积占比仅起基础性影响。     

基于贫困分级的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云南是中国贫困县最多的山区省份,同时也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居高不下的典型省份。针对当前研究中未能深入探讨城乡收入差距与各地贫困程度关联性、未能深入探讨各影响因素空间相关性、忽视关键地理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等问题和不足,本文将各县按照贫困程度的差异划分为4个类别,使用云南省129个县（市）2010—2018年产业、社会、经济、人口等维度的面板数据,并引入“地形-气候综合优劣度”作为非经济指标,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和空间格局特征基础上,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深入探析了其影响因素。基于研究结果,认为有必要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省域城市群深度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21世纪前半叶,各种空间尺度的城市群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省域城市群必然成为省(区)发展战略的主要牵引板块。一方面,省域城市群的深度整合迫切需要城市群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与支撑;另一方面,城市群整合理论需要通过城市群建设实践进行提炼与升华,并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通过中原城市群初步整合,以及内聚和外联两个方面的进一步实践,探索了省域城市群整合理论的深化及其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具体来说,内聚以营造现代都市区,构建能够带动城市群快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外联以营造省域现代城镇体系,构建能够承载城市群健康发展的"区域支撑体系"。对中原城市群深度整合的研究,可为其他省域城市群的发展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数字经济缩小了城乡差距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经济是当前中国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新机遇。在理论诠释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衡量指标,识别了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1）2013—2017年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总体发展呈上升趋势,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但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分布不均衡的空间格局;（2）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市场一体化效应、模块化分工效应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经由集聚经济通过发挥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集聚效应间接地缩小了城乡差距;（3）分地区检验发现：受核心城市的虹吸强度差异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呈现出正向、不显著和负向的直接效应。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西部地区则由于较高制度成本阻碍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而表现出正向的间接效应。据此,缩小城乡差距应重视缩小数字鸿沟、促进要素流动和集聚平衡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