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绅士化演化过程与机制解析——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

乡村绅士化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新型路径。基于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绅士化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乡村绅士化演化的过程、类型与机制。研究表明：在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草根”行动者与机构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中,伴随关键行动者从“候鸟人”先锋、屯社精英向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的更替,乡村绅士化路径从“草根”绅士化向机构绅士化演替,乡村产业从接待“候鸟人”、发展旅游转向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绅士化类型从单一的舒适移民绅士化向舒适移民、旅游和地产共构的“一地多类”绅士化演化。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绅士化路径变迁和主导产业更替与融合发展、宏观乡村发展制度与地域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于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与类型共生。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脉络与共生演化特征,并揭示乡村绅士演化的一般机制与地域机制。     

乡村政治能人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

乡村治理是中国治理体系的底层与基座,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也是考量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在现行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政治能人替代传统乡贤成为新的乡村治理主体,探究其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在系统检视政治能人—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关系和作用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分别建构了政治能人治理能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测评指标体系,以甘肃省金昌市139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治理能力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139个行政村中,“内生”型（En型）和“内生+嵌入”型（En-Em型）村庄分别占45.3%和54.7%,两类村庄中,内涵特征指标值差异较小,而外延指标值En-Em型村庄较En型村庄大;② 产业融合以中低水平为主,且En-Em型村庄产业融合的基础、广度和深度以及效果均好于En型村庄;③ 单因子探测显示两类村庄乡村产业融合受外延因子的影响较内涵因子大,且En-Em型村庄较En型村庄弱;双因子交互作用探测显示内涵因子在En型村庄中的作用较En-Em型村庄强,而外延因子相反,表明嵌入型政治能人治理能力对产业融合的作用较为显著。     

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

城市与乡村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就是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过程。“城市病”因乡村病而生,“乡村病”也因城市病而生,“城市病”与“乡村病”同病相连,互为病因,复合叠加形成“城乡病”,根治“城市病”必须通过乡村振兴,根治“乡村病”也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本文在对国内外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城乡病理病根及对立格局,解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控要素、驱动机制、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性和持续性,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测度试验系统,提出了城乡多融合发展的三角模式,验证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正处在城镇化后期城多乡少的高度融合阶段,未来将迈入城镇化终期城多乡少的深度融合阶段。从政策层面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城乡发展政策的演进路径,总体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进过程,这些政策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从路径层面建议合并召开中央城乡工作会议,合并编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实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时作为解决城乡病、提升城乡发展质量的两种不同手段,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方法,构建评估体系定量评判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高度同步化、深度融合化和共荣化方向发展,同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乡村发展质量,同步实现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     

国外乡村地理关系研究范式进展与启示

随着区域一体化政策和信息、交通等设施的推进,乡村地区被纳入更为广泛的要素流通与经济过程中,乡村地区被内、外经济社会多重联系重新定义。论文通过回顾西方发达国家乡村地理关系范式研究进展,重点探讨了乡村地区能否通过加强外向联系来削弱其地理区位边缘性这一核心问题,同时探讨了关系研究范式在中国乡村地理研究中的适用性,并试图构建起适应中国国情的乡村关系地理研究框架。西方乡村地理学者提出了关系的研究范式以适应乡村地区新的发展背景,在关系视角的研究语境中,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参与主体被当作真正的研究对象,关注参与主体间各类“流”要素及其关系;同时,距离的概念被重新定义,地理空间呈现虚、实交互的特征,关系距离是对基于位空间的乡村研究的补充;此外,关系资本、弱关系和嵌入性等“关系”概念重新定义了乡村社会经济的作用过程。研究发现,地理区位与地方性特征仍然是乡村产业发展及参与外部竞争最重要的资本,但以通信、交通等设施为代表的“硬”环境的改善对弥补乡村区位劣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因而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需要从制度空间、学习空间、“非正式”社交网络等“软”环境的建设着手,促进信息、技术和资本等“流”要素的移动,进而推动乡村产业和功能的发展。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

新时期乡村振兴挑战与空间利用问题密不可分,基于空间治理建构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诉求→效应→路径→策略”解构方案,探讨了基于空间治理的乡村振兴可行性和内在逻辑体系。结果表明：① 乡村价值重构是确保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乡村空间管控和发展权利配置可从乡村空间治理寻找突破口;乡村空间治理从物质空间治理、空间组织治理、空间权属治理入手,重构物质空间结构功能,重组空间组织关系,重塑空间价值分配体系;② 空间治理振兴乡村的效应从城乡互动关系优化、乡村内生动力激发、基层组织能力强化等层面加以呈现。③ 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激活乡村内生发展、保障组织机制,是落实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④ “上下结合型”乡村空间治理有利于落实空间开发权利的合理配置;多元主体参与空间治理的渠道、能力与效应,推动空间发展目标落地和公平权益体系建设;“权利共享型”空间治理可在城乡共享、主体共享和区域共享中落实乡村振兴目标。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乡村空间治理科学体系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苟各庄村为例,研究了旅游乡村聚落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过25年发展,苟各庄村在旅游驱动下发生了剧烈社会重构和“空间极化”,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具体表现为：村落社会物质空间中,家庭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业的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在居住模式上,传统封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房;在人口结构上,大量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外来务工者和投资者的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极化”特征;人均收入差距加大,促进了村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其中,旅游业产业快速增长和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其主要外部动力,而村落“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村落社会“空间极化”的核心动力。与社会空间重构相适应,建设新型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模式,规范产业发展组织方式,重塑社区文化,对于保持旅游村落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论中国乡村公共空间治理

明确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举措,全面推进乡村空间有序重构,是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保障。在解构乡村公共空间内涵、明确划分乡村公共空间类型的同时,梳理中国乡村公共空间嬗变历程和阶段特征,剖析乡村公共空间中出现的权属关系不明、土地制度受限和空间组织无序等现实瓶颈,并融合“自上而下”行政管控与“自下而上”治理需求维度,形成乡村公共空间“需求-统筹-组织”综合治理体系。据此,提出激活关键要素转型、明确权属主体职责和夯实制度保障体系的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路径,为完善乡村空间规划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重要依据。     

平原农区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机制

平原农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区,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有利于缓解平原农区经济发展、耕地保护、生态保育等多重压力,保障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本文以“问题研判—策略梳理—机制构建—实证检验”为研究主线,探讨两者协同机制。研究表明：① 平原农区“三生”空间利用冲突显著,生产空间低值低效、生活空间无序空废、生态空间污损衰退共同制约乡村转型发展;② 面向土地价值提升、人居环境改善、产业融合发展的土地综合整治优化策略,有利于推动乡村转型发展;③ 新时期,土地综合整治由“以地为本”单要素调控转向“人、地、业、权”多要素协同综合整治,权利重组、空间重构、产业重塑是推动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的核心机制;④ 平原农区典型地区禹城市,聚焦土地权属调整、空心村整治和现代产业培育,实现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协同推进。本文有利于深化平原农区人地系统科学新认知,为构建现代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乡村旅游融合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

融合型乡村旅游以实现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对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意义深远。论文基于融合型乡村旅游研究的西方逻辑与框架,结合国内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与乡村发展实际,构建涵盖网络、规模、赋权、内生性、嵌入性与互补性6个维度29项指标组成的乡村旅游融合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运用ArcGIS空间可视化、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存在明显空间差异,潜山南部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明显优于北部,各村域单元乡村旅游融合性提升潜力较大;② 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联结较弱,“美丽空心村”现象是潜山市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瓶颈;③ 旅游开发时段、资源依托类型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各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融合型乡村旅游是实现价值共创与综合效益的乡村旅游模式,上述研究成果可为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同时促进融合型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国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细分研究

特色保护类村庄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确定的4种村庄基本类型之一,但其分异明显,仍需进一步细分类型以精准施策。论文坚持问题导向和理论指引的分类思路,针对特色保护类村庄内蕴的保护与发展对立统一关系,借鉴共生理论构建其共生系统概念模型,根据系统类型及构成的差异划分村庄振兴类型,筛选出8173个国家级特色保护类村庄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初步提出一套简便实用的类型识别流程及方法,据此逐层判断样本类型并分类明确振兴模式。结果表明：① 特色保护类村庄共生系统分为外共生型、内共生型和内外共生兼具型3种,存在村庄与外部有机体共生、村庄特色资源与产业共生、村庄特色文化资源与人居环境共生以及村庄特色资源、产业与外部有机体共生等4类共生关系;②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基于共生关系表征的异同抽象归纳为10种,样本据此细分为47个旅游目的地型、75个文旅融合型、251个农旅融合型、47个特色农业型、442个景区依托型、1463个市场拉动型、2159个交通推动型、160个历史记忆保护型、1543个民族特色保护型和1986个地域文化保护型村庄; ③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模式因类型而异,包括“优化升级、示范引领”“深度融合、增值赋能”“品牌强农、特色集聚”“借力景区、村景互补”“瞄准市场、乡城对接”“联动交通、一体共生”和“活态保护、留住乡愁”7种。     

基于锁定效应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路径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破题窗口,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是践行“两山”理论、实现乡村富裕的有效实践。锁定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确保乡村旅游产业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分析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机理,并尝试构建内部要素、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多重锁定机理框架。传统小农思想影响下,乡村的资源禀赋、运营管理、人才技术、村民参与、村集体战斗力、制度政策、市场需求等动力因素形成正反馈机制,使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效应不断强化。结合浙江磐安管头村旅游产业的认知锁定、市场锁定、旅游产品锁定、经营模式锁定特征,提出锁定市场专业化、反锁经营老龄化的服务质量提升路径,锁定产品差异化、反锁同质低质化的文化价值盘活路径,以及锁定模式统一化、反锁封闭个体化的共建共享共赢路径3条特色化路径,助力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及发展路径

归纳案例地为摆脱贫困适应时代需要的具体实践过程,从“三个转向”（产业转向、管理转向、空间转向）解析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总结旅游业驱动乡村振兴的一般机制及路径,为理解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提供新视角。研究发现：① 发展旅游业是旅游资源富足的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主渠道和中坚力量;② 武陵源区主导产业由林业转向旅游业这一过程,为实现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动力基础;景区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景区游,城区住”的格局加速了武陵源区乡村振兴的步伐;③ 武陵源区在长期发展实践中形成了“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小镇发育壮大→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之实践模式;④ 加快推进旅游业态创新,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加强乡风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是资源富足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日本乡村振兴政策演变及其效果分析

研究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对我国乡村振兴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作用。本文分析了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乡村振兴法案,利用KH Coder软件对系列法案进行文本定量分析,揭示日本乡村振兴的政策演变轨迹和效果。分析表明：日本乡村振兴经历了农业规模化生产起步、基础设施提升、多元融合提升阶段,三阶段依次表现为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重振乡村活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乡村旅游,发展有机农业、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借鉴日本的经验,中国乡村振兴应针对乡村地域类型采取积极措施：（1）制定针对性的农地使用政策,保障农业用地安全,加强乡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均等化;（2）保护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农产品品牌,以文旅融合等方式刺激乡村经济结构更新与增长;（3）开展农业专业化培训与“职业化农民”队伍建设,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促进乡村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通过梳理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把握其研究态势,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新思路。首先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将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历程分为起步探索、初步成长、繁荣发展3个阶段,并基于CiteSpace软件对研究者及发文机构、关键词及研究内容、研究前沿进行量化分析,发现：①核心研究者之间联系较弱,多处于独立研究状态;②发文机构之间合作度低且地域主要集中在南方;③研究内容主要为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保护、社区参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及传统村落与生态旅游;④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前沿分别是传统村落旅游新业态、传统村落旅游与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新路径及传统村落旅游绿色发展。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通过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体系维度解构及动力机制分析,解析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以湘西凤凰县作为研究案例地,分别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01—2017年面板数据,分别计算了其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协调发展度,依此将凤凰县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三个阶段的特征。根据演化速度函数及反映了二者变化趋势的差异的剪刀差,解析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耦合系统的演化过程。通过案例研究,解释了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作用机制与演化规律,旨在为乡村振兴之乡村旅游路径选择提供政策参考。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基于“政策-潜力-意愿”整合视角的村庄分类研究

村庄分类作为乡村地区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的科学手段,是认识和明晰区域乡村振兴路径的重要抓手。论文基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规律,综合考虑地方主观发展意愿,构建了一套基于“政策-潜力-意愿”整合视角的村庄分类框架,按照“政策影响?发展潜力+在地发展意愿”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村庄类型,并以西峰区100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通过梳理现有政策文件,识别出54个村庄的类型,这部分村庄特征相对显著;其余部分村庄通过“发展潜力-在地发展意愿”耦合分析,确定其发展类型;(2)村庄发展潜力与在地发展意愿不完全耦合,其中“高潜力-低意愿”及“低潜力-高意愿”各占39.13%和6.52%;(3)西峰区村庄最终分为就地城镇化类、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整治改善类及搬迁撤并类等六种类型,论文据此提出相应的乡村振兴途径及措施建议。     

基于城乡转型功能分区的京津冀乡村振兴模式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现代乡村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核心在于破解乡村地域系统的“五化”问题。乡村振兴的模式及路径探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国乡村地域辽阔、类型差异万千,因此乡村振兴发展策略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到区域的差异化特征,并在乡村分区、分类的基础上开展乡村振兴模式的探索。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范围,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构建城乡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城乡转型的发展轨迹进行功能分区,并基于分区进行乡村振兴典型模式的梳理,以期形成区域发展样板,为京津冀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并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模式的梳理提供研究思路和技术支撑。     

基于宏观形势和地域优势的“十四五”东北振兴战略思考

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启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际,面对近20 a东北振兴的成就和仍存在的问题,在世界经济格局重构、产业发展多元化背景下,处于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生产力变革的环境中,有必要基于东北地区的基础条件、形势变化和存量优势,对东北振兴从更符合自身实际的视角进行再思考,既要延续已有成功的政策方针,更要审时度势,调整思路：发展布局上,形成东北三省+蒙东地区四大板块分工协作与城市+农业+生态三大主体功能网络化联动的格局;制度上,稳妥并适度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产业上,立足农业,扶持轻工业,优化重化工业进而重构产业体系;发展重点上,改变传统以城市和重化工业为重点的振兴道路,把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作为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路径和另一重点着重实施,从乡村产业多元提质、城乡要素流通加速和城乡均衡发展等方面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成为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生态领域的新增长极;理念上,认识到东北地区发展的长期性和周期性,以更加长远的眼光看待东北地区发展,客观审视其发展进程中的辉煌与衰退,不过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攀升,主动适应下行趋势,注重内生发展能力建设;结合“绿水青山黑土地、冰天雪地关东风”的区域本底,丰富东北振兴的内涵和外延,变“东北振兴”为“东北转型发展”,从根本上转变对东北地区及东北振兴的认识,塑造更加有利于东北地区发展的形象和舆情。     

中国乡村振兴规划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事关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及实施成效。《全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以来,如何建立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基本特点与规律的乡村振兴规划基础理论,研制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与方案,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及政府决策的重要课题和重点任务。基于乡村地域多体系统理论,构建了乡村振兴规划理论模式,提出了“三主三分”乡村振兴规划方法。“三主三分”的基本原理是依据特定区域乡村地域系统结构与格局,进行地域系统主体功能分区、主导类型分类、主要用途分级,确立乡村振兴规划空间体系及其优化调整方案。该体系运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制定了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产业支撑、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规划原则,提出应重点发展乡村专业合作组织和村镇混合制经济,加快建设以滩羊、黄花、小杂粮产业化为特色、生态文化旅游智慧化为亮点的优势产业体系;在空间上突出中心城镇地位,形成以县城和3个重点镇为中心、“三产”融合发展的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本研究是对创建中国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的有益尝试,可为全国县级乡村振兴规划与乡村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