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的时空演化

城市网络演化是城市-区域规划及建设的重要依据。通过链锁网络模型及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上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上市企业总部呈高度集聚分布,总部经济的辐射范围逐步扩大。港深广之间高强度联系构筑一条联通廊道,香港、深圳的双核心地位凸显。城市网络单向流动特征明显,除香港为输出型城市,其他城市均为输入型,流入-流出不对称性逐渐减弱。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联系由地理邻近的片区化组团向跨片区融合发展转变。整体城市网络呈现高密度、去中心化趋势,并由形式多中心向功能多中心转变,进入离心化的功能多中心发展阶段。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综合测度与演化特征

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对于新时期大湾区的创新化发展转型至关重要。论文通过构建包括技术创新、知识生产、创新资本3个维度的协同创新测度指标体系,基于城市群流空间网络构建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性研究了多创新维度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流空间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极化效应不断强化,深圳、香港、广州在创新流空间网络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2)多维度创新流要素网络结构呈现出显著差异性,技术创新与创新资本维度中,香港、深圳占据了城市群网络的核心,知识生产维度的核心城市则是广州与香港,广州在各维度网络中均扮演了重要的“枢纽型”城市角色,深圳在各维度网络中的创新层级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增长;(3)综合多维度指标的测度结果显示,香港与深圳分别是早期与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的核心,当前大湾区整体呈现为穗深港三核心并立的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研究可为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信息网络结构

通过构建“城市+城市+旅游”的数据收集方法,从百度中文与谷歌英文搜索引擎中获取粤港澳大湾区两两城市旅游信息的共现频率,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国内和国际旅游市场角度探讨城市旅游信息联系强度和网络结构特征的异同点。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信息联系紧密并走向一体化,国内旅游市场更加稳定。功能分工和市场影响力出现分化,以佛中莞珠惠等第二梯队城市集聚引领的旅游合作模式主导国内旅游市场,以港广深澳等第一梯队城市分别带动其他城市的旅游联动模式主导国际旅游市场。互联网反映的城市群旅游关系更像是分工明确、各有所长的旅游功能组织体系。互联网这一低门槛的信息传播渠道使得第二梯队城市在国内旅游市场中“逆风翻盘”,第一梯队城市在国际旅游市场中“强者恒强”的状态同时并存,从虚体空间层面揭示了旅游目的地空间关系的马太效应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差异性。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参与全球航运网络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数据、全球航运网络航线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相关指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内部港口吞吐量占比变化、港口群内部结构变化、湾区港口群参与全球八大区域航运网络格局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7—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港口总吞吐量增长率达到32.3%,并且在2020年总吞吐量达到7 294万TEU,占全球的9.2%,占中国的28.3%。其中,深圳港、广州港增长速度较快;2）在参与全球航运网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出现以深圳港、香港港为核心参与全球八大航运区域的层级结构,湾区整体与东亚、东南亚区域联系最为紧密,与欧洲、美洲、非洲等区域的航线联系则局限于区域核心港口间的直接联系;3）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内部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三港鼎立,主要业务错位化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枢纽港香港港、外贸港口深圳港与内贸综合大港广州港以及区域其他支线港珠海港、东莞港等港口共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亟待以港口群为整体,积极参与到全球航运网络的建设中,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未知的机遇和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水路客运班线为数据来源,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分析水路客运网络的基本特征,评估其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征,分析各节点的重要性,测试其鲁棒性与脆弱性,结果发现：1）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基本健全,节点之间能够自由流动,但网络的层级单一,可达性较低的节点占据多数;2）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具有部分小世界网络特性和无标度特性,节点分布呈现马太效应;3）深圳蛇口港在复杂网络中的综合重要性最为突出,比较重要的节点还有香港中港码头、香港国际机场、珠海九州港、澳门外港;4）大湾区南部的水路客运网络相比北部发达,东部比西部发达,空间发展不均衡;5）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具有鲁棒性,生存能力较强,但网络发育不够完善,稳定性较差,难以经受蓄意攻击。整体上,大湾区水路客运网络还有较大的优化提升空间,应加大核心节点保障能力,增强边缘节点的连通性,提升大湾区北部的水路客运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进展、问题与战略思考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战略方向,也是中国应对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论文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主要进展、问题,对新形势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战略再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进入“创新经济”发展阶段,平台建设、人才集聚与政策配套持续强化,多样化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模式不断涌现,但是在成果质量、资源配置、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现实挑战。在继续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有的基础上,未来应从“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资源的协同与再分配”等方面持续进行战略优化与调整。     

交通流空间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网络结构多维测度

交通流是表征区域联系的核心要素,也是区域空间结构新的测度手段。本文基于流空间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使用高德导航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联系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节点特征、联系机理进行识别与分析,以期对湾区未来发展规划提供决策支持。结果显示：(1)整合尺度后的大湾区呈现“四组团三圈层”的空间组织形态;(2)多中心化发展态势明显,依托广深莞核心交通资源出现高强集聚;(3)网络整体骨架尚未建立。本研究揭示区域城市间交互关系与结构特征,对推动大湾区构建多极化、组团化、协同化的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流空间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生态位研究

基于多元有向流矩阵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扩展优化城市生态位内涵和测度方法体系,构建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城市生态位研究框架,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深入剖析城市的“态—势”特征,揭示各城市生态位和竞合关系。研究发现：整体势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要素流的位序—规模分布在就业服务流、经济服务流、知识流和生态服务流层面呈首位型,在信息流层面呈集中型,在综合流和合作流层面分布较为均衡,呈对数正态分布模式;局部势方面,不同要素流中城市种群划分各异,相互交织形成多维“核心—区域核心—边缘”流强度等级结构,其中“港深”“广佛”和“珠澳”的跨市合作最为密切,同时“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内陆城市种群初见苗头;宏观态方面,各城市在城市群落不同要素流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分为扩散型、受益型、均衡型、孤立型和中介型5类,而通过各要素矩阵下的城际优势流分析又可将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参与模式分为全域型和局部型2类;微观态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存在着复杂的伙伴城市与竞争城市关系,共形成11对互惠型伙伴城市、7对互补型伙伴城市、42对强竞争城市和31对弱竞争城市。本文基于流数据扩展了城市群生态位研究视角,构建了城市群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思考

基于对全球创新格局与趋势的探讨,以及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内涵与特性的解读,剖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所具备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并对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出几点战略性的思考。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整体迈进知识经济时期,创新要素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集聚,创新生态条件不断完善,创新全球化的影响在区域内初显,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市场对创新的需求极为可观,基本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粤港澳一体化的制度障碍以及巨大的区域内部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还存在创新要素聚而不联、创新要素流动不畅、体制机制转换对接困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现实挑战。在充分发挥粤港澳互补优势、补齐短板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应立足源头创新,将建设国际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立区之本;实施产业驱动,将建设国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核心功能;推进制度创新,将建设协同创新示范区作为关键突破。以源头创新促产业创新,以制度改革推协同创新,最终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协同与一体化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变化及城市扩展研究

监测和分析不透水面的动态变化不仅能了解城市化进程,而且对城市未来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Landsat TM、ETM+、OLI和HJ-1A、B数据,结合地表特征指数变化,分析199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的时空扩展变化,并利用象限方位分析方法探索城市扩展模式,进而揭示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的扩展主要集中在1990-2010年,后10年扩展速度最快,对耕地面积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林地和湿地;2)近30年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扩展主要呈东—西向,重心沿东南—西南—西北方向迁移,区内城市不透水面扩展模式主要为跳跃式组团扩展和沿交通轴线带状扩展,对城市群的空间格局产生巨大影响,未来应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翼的协同发展,增加城市的绿化设施建设,避免城市扩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发展战略探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珠三角经济圈的强化合作而产生的新地理概念。作为新兴的全球化港湾,粤港澳大湾区如何突破新自由主义框架理论,探索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决策者和规划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简要梳理了现有的城市群、区域增长极理论,新经济地理集群理论,全球产业链网络理论并结合大湾区现状优势,对湾区发展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进行探究,认为可通过粤港澳三方通力合作,创造一个内生型的经济与产业本土增长模式为主要方向。具体表现为：首先,要以先进制造业为立足点、实现自我创新的产业升级,形成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与区域性枢纽;其次,大湾区还应利用自身的科研与教育、金融与创新资源优势,推进“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尤其是与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全方位参与联动,完善产权制度,加强合规和规则经济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将大湾区打造为中国的科创中心及全球性金融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产业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及其多样性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点尺度的发明专利空间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战略性产业与专利IPC分类号之间的联系,提取了大湾区6类主要行业的发明专利,利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尾值检验、熵值法和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多类型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区域尺度形成了广州与深圳2个集聚核心,珠江东西两岸在创新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多样性的区位主要分布在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核心区;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3类产业的创新占大湾区整体的51.67%,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的核心区,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空间集聚度最高。     

从公共性维度看粤港澳大湾区转型

从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转变,本质上是从经济发展导向的增长主义模式向生活质量导向的后增长主义模式的转型。后增长主义时期,公共性建设成为重要话题。文章简要回顾了公共性的基本内涵,重点从后增长主义时期的发展需求、区域文化的反思、区域舆论氛围的倒逼等3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性建设的必要性展开分析,然后聚焦香港和上海在公共性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香港经验包括香港的社会组织具有相对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香港的社区建设具有多元参与、专业引领的基本特征。上海经验包括:在实体公共空间方面,上海强调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在虚拟公共空间方面,上海注重搭建议题广泛、宽容理性的公共舆论平台环境。最后,文章认为步入后增长主义时期的粤港澳大湾区要学习和借鉴香港和上海的公共性建设思路,即香港社会导向的公共性建设和上海政府导向的公共性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19个国民经济行业归并为11个城市职能类型,基于各个城市2003和2017年的分行业从业人员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城市基本服务规模测算法和纳尔逊城市职能分类法,从城市职能的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三要素角度,对2003—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分析了职能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行业差异性。从区域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基本职能为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业、租赁商务服务以及软件信息服务,2003—2017年服务业职能明显增强。从各城市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职能主要由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承担,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中心城市制造业职能地位下降,生产性服务业职能增长较快,专业化水平较高;而其他节点城市则以制造业职能为主导,服务业职能专业化水平较低。粤港澳地区城市职能演变主要受城市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政策与定位、经济全球化及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协同合作模式

以2008年、2012年和2016年为时间截面,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理论,借助软件Ucinet 6.0分析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及网络特征,并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发展的协同模式及对策建议。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总量快速增长,城市间联系逐渐密切,向均衡方向发展;在流向上,广、港、澳为资源要素流出的城市、其余城市担任接收角色,整体网络扩散效应大于联动效应;网络密度与节点中心性整体上升,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可划分为广州-佛山、香港-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澳门3个不同的凝聚子群。基于“分层网络协同发展”思路,提出“旅游中心城市-旅游城市合作圈-全域旅游目的地网络”的路径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空间的合作升级。